从两位作家的自传性记载看来，给予我鲜明难忘的印象的是其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他们写到与几位女性的相互关系，她们留下来的深厚友情，以及与她们的悲欢离合的经历，都是扣人心弦的。由于东方和西方，具体到中国和法国的文化背景、道德行为、伦理原则和家庭结构的不同，对女性的看法就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在《忏悔录》里读到，与卢梭相识、理解，由尊敬到爱恋，甚至在不同的生活阶段与他同居的女性有好几位。她们的年龄、职业、家庭环境、社会地位、生活情趣都很悬殊。看来卢梭是不能离开女性而生活的。他对他的每位女朋友都有融合着崇高的景慕的真挚的爱。然而他不愿与其中任何一位白头到老。他极不喜欢组织正常的家庭，而只想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基于“恋爱自由”的学说，法国人对待伦理学和心理学的问题持有特殊想法。这在卢梭的思想与行为上表现得再强烈不过了。这是与中国人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大异其趣的。我们中国读者在读到《忏悔录》中的那几章，说到卢梭时常更换他的情人，可又分辩说他的每一次恋爱事件都是出于真心时，我们是迷惑不解的。因为我们深信爱情只能是“专一”的，爱人的内心只容得下那“唯一的人”。只有这种爱情才是弥足珍贵的。
沈复的书中，主要的女主人公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爱妻陈芸，即芸娘。她是中国自传文学所塑造的无与伦比的富有精神之美的东方女性，是男人理想的终身伴侣。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是很低微的，向来是男子的附属品，妻以夫贵，母以子贵，都要凭靠男人来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以知识分子之尊来写书讴歌自己的妻子，实质上是向那种男尊女卑的思想挑战。《浮生六记》可贵之处在于这种男女平权的民主主义精神。书中还写了几位可爱的女子，如太湖上的船家女素云，人颇不俗，豪兴逸飞，善饮酒又能唱曲，月夜舟中与沈复、芸娘畅谈笑饮，不拘形骸；又如浙江名妓家幼女憨园其人，模样既俊，又知文墨，芸娘见她，说：“今日得见美而韵者矣。”甚至要叫沈复纳她为妾，因为她自知体弱多病，难以与沈复终老。描写这几位女子的笔墨不多，但她们的形象却是栩栩如生的。然而芸娘在书中占着主要地位，是贯彻始终的，不像卢梭的女友，多呈片断性，除华伦夫人和戴莱丝前后故事有连续性之外，似乎如闪电一般，来去无踪影了。而芸娘在沈复的一生中是相依为命、不可取代的。失去了她，沈复“寸心欲碎”，“常哭于芸娘之墓，影单形只，备极凄凉”。后虽经人撮合，续娶一“妾”，“重入春梦”，然而思念芸娘之情，不能稍止，所以促使他写成《浮生六记》一书。这书的主人公是芸娘，《浮生六记》中的前四记都写他们夫妇间的有甘有苦的生活。其他“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道”两记真伪莫辨，即使是真的，吸引力也大逊于前。究其故，缺少芸娘恐怕是主要原因。《忏悔录》的主人公名副其实是写自传的卢梭本人，女性人物仅是次要的，不过是卢梭在各个时期的伴侣而已。沈复与芸娘的生活没有像卢梭那样忽贫忽富，大起大落，在功名事业上没有追求，更无所谓成或败的欢喜或沮丧。他们只是一对志趣相投、恰巧结为夫妇的雅人，淡泊自守，在忧患贫穷中享得生活中的至美，能保留一片活泼泼的天机，互相有着生死不渝的纯洁之爱。在夫妇之间存在着那么一个情趣盎然的小小大千世界，《浮生六记》的描写是前无古人的。在这一点上，卢梭是否瞠乎其后了？当然，《忏悔录》在反映时代、历史、社会及政治哲学思想上的范围之广、之深在世界文学中是其他著作难以并比的，更远非《浮生六记》之所能望其项背，其于文学史上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兹不赘述。我这里只是摘取其中的一端，很可能这一端恰是《忏悔录》中较薄弱的一环。所以区区小文并不是为了全面地评论两书的高下，应该说明一下。
卢梭少年贫贱，晚年声名大著，但毁谤诬陷也与之俱来，成功反而迫使他颠沛流离，过着流亡生活。他斥责权贵，歌颂平民精神。他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他年轻时遇到的多半是好人，而年纪老大之后，遇到的好人就少了呢？他自己回答说因为他后来置身上流社会了，那些具有高尚德行的平民精神在这个阶层不容易看到了。这话是说到了痒处。在《忏悔录》的第二部第七章里，卢梭说过：“我前半生那些美好的年月，都是在既宁静又纯洁的境况中度过的，那些甜蜜的往事给我留下了成千上万滋味无穷的印象，使我乐于不断地回忆。人们在下面可以看到，我后半生的回忆是多么不同。重温这些回忆，就是重尝它们的苦涩。”卢梭不愿回顾他的后半生，也可能是他没有完成自传的原因，正如沈复在芸娘死后，也不再有心情续写他那夹杂着哀乐的余生了。
然而，在《忏悔录》中，卢梭的叙述远比《浮生六记》的内容要复杂得多。因为卢梭的生活经验和活动范围与沈复的境遇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尽管《忏悔录》是以他个人所遇到的事件为主要线索穿插写成，但它仍不失其具有反映多方面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性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坦率而不矫饰是其最突出特点。
他开始注意女性很早。在他十一岁时，遇到一位名叫德·菲尔松的二十二岁姑娘。他是个过分早熟的男孩，竟错把她对他的一些小小的爱抚认真对待起来。把整个的心和全部脑筋都用在这姑娘身上了。他起先不过把她看做大姐姐，但却不能忍受别的男人接近她。其实那个机灵的姑娘只不过把他当做“小娃娃”看待，利用他来遮掩她与其他“大娃娃”之间的风流韵事罢了。当他发现她的诡计之后，他就以同样手段报复她。恰好这时他认识一位叫戈登的年轻姑娘。戈登像个女老师对待学生似的对待他。但是卢梭每看见她，便神魂颠倒，忘乎所以。菲尔松使他眷恋，使他欣喜；然而端庄而大胆的戈登小姐却使他产生炽烈的热情。他愿意为她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幸而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多久就结束了，倒是那位德·菲尔松藕断丝连，以后两人还通了一阵情书。她走了之后还回到日内瓦探望他，使他感动得如醉如痴。哪知她来日内瓦是为了置办嫁妆而来的，这件事深深触怒了卢梭。直到二十年以后，在瑞士伏沃州尼翁镇，卢梭与父亲泛舟湖上巧遇德·菲尔松时，他还是余怒未息，故意把船划开，不见这个负心女子。这是女性最初留给他的印象。
华伦夫人是卢梭十六岁时在瑞士认识的对他的一生影响较大的女人，回想那以前两次遭遇，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的事罢了。华伦夫人出身于瑞士伏沃州佛威市的古老贵族家庭，很年轻时就结了婚，婚姻不很美满，又没生子女。她求得瑞士的维克多·亚梅德国王的庇护，弃家出走，皈依了天主教，依靠国王的恩赐过活。卢梭遇见她时，她已在女修道院住了六年，已经是二十八岁的人了。出人意表的是，当卢梭第一次与她会面，交谈之后，就对这位端庄和蔼的夫人产生了“一种永不磨灭的完全的信赖”。在卢梭的眼里，“她的美不在面貌上，而是在风姿上，因此经久不衰，现在仍保有当初少女的丰采”。她性情柔顺、心胸坦率而且乐观开朗，同情并愿竭力帮助世上不幸的人们。她脸上永远带着愉快的表情。她对卢梭表示了温情和慈爱，更由于年龄上的悬殊，卢梭称呼她为“妈妈”。少年的卢梭对她产生单恋，也不管自己所爱的对象是否爱自己，却隐约觉得对她的感情中有一点奇异的东西。这种长期存在于两人之间的纯真而诚挚的感情在当时法国的社会里是极少的。华伦夫人对于他“胜似姐姐，胜似母亲，胜似朋友，甚至胜似情妇，正因为这样，她才不是我的一个情妇”。她是能把这几层相互关系融合为一的一位崇高的女性。
有一位名叫温赞里德的青年，父亲是个守门人，这青年原是个理发师，凭这点手艺，他走进上层社会给上等人理发。华伦夫人接待了他。在卢梭不在她家时，这青年帮助夫人料理农活，并担负起监督她的雇工的责任。他没有文化，脸皮很厚，愚蠢而粗鲁。但华伦夫人的家务事离不开他。华伦夫人对他的宠爱使卢梭非常伤心。但是凭他对夫人的纯洁真实和坚定的感情，他原谅了她，认为她一切的卓越的美德和优点足以抵偿她的缺点。她的幸福才是自己的幸福。于是卢梭克制自己的妒忌和仇恨，决心与温赞里德做朋友，诚恳地关心他的教育，无私地培养他，使他陪伴华伦夫人不那么显得不相配。
在这里，卢梭提出他对爱情的理论：“我们已经习惯于不再考虑我们身外的一切事物，而把我们的幸福和一切愿望完全寄托在两人的互相占有中。我们的这种占有可能是人世上绝无仅有的占有；这不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那种一般爱情上的占有，而是某种更本质的占有，它不是基于情欲、性别、年龄、容貌，而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切，除非死亡，就绝不能丧失的那一切。”
华伦夫人也是这种理论的体现者。但是由于环境的变迁，这个理论并没有为他们两人的此后余生带来长久的幸福。自从温赞里德住在她家，替代了卢梭在她心中所占的位置之后，她对卢梭那强烈纯真的爱情起了变化。卢梭在她家中原本过着与夫人两位一体的生活的，如今却成了一个陌生客。他的健康情况不好，又受到冷遇，在她身边的孤独感使他不得不离开她的家，出去做家庭教师去了。华伦夫人后来的遭遇非常悲惨。过惯豪华生活的她，国王死后，境况日差，她那位年轻的管家不像卢梭那样把她的家务安排得妥妥帖帖，却好摆排场，华伦夫人又挥霍成性，以致债务累累，卢梭虽然好心地曾把自己的遗产分给她同享，可她又把这笔钱用在卢梭身上，因为她老是考虑别人比自己为多。卢梭离开她后再去看她时，已意识到破产和灾难已日益迫近了她。她虽好心地接待了他，但卢梭所渴望的那种甜蜜的“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卢梭所接近的女性确实不在少数。《忏悔录》一一做了描述。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人们已经看到，我的心像水晶一样透明，从来不会把藏起来的一个稍微强烈的感情隐瞒一分钟。”因此事无巨细全笔之于书。诸如他与巴西勒太太、麦尔赛莱姑娘、拉尔纳热夫人、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的关系，无不纤毫毕露，毫无保留，这在其他作家笔下是很少见到的。与他交往的妇女，各个阶层都有，他以民主主义精神，以平等态度对待她们。甚至对意大利妓女徐丽埃坦，卢梭也是怀着极为崇敬的心情与她结交，赞美她的美丽和风韵，竟至说：“修道院的童贞女也没有她那么鲜艳，后宫里的佳丽也没有她那么妖娆，天堂里的仙女也没有她那么动人。凡人的心灵和感官从来也没有接受过这样温馨的享受。”他对她的尊重是不可思议的。他把她当做大自然的美的化身，在走进她的卧室时感到是走进爱与美的神庙，发现她的精神、肉体乃至一切都是至善至美的。由此他愤慨社会的不公平。因为从善良高贵各方面标准看来，那些王公大人都够不上做她的奴仆的资格，君主的权杖应该放在她的脚下。然而，事情颠倒过来了，她竟是个供人玩弄的妓女。卢梭满怀同情哀叹她的命运。徐丽埃坦的模样，作者着墨不多，但刻画得异常鲜明。她也是有高傲的个性的，她在妆台上放了两把手枪，说她能忍受男人的爱抚，却不能受他们的侮辱。谁要是对她无礼，她就会给他一枪。这个女子在卢梭眼中留下永远可爱的印象，长得那么完美，身份又那么卑贱，这中间的矛盾如何克服呢？这是卢梭向社会提出的尖锐的质问。
卢梭在三十岁以前，与女性虽有多次接触，但他无固定职业，没有社会地位，无钱无房，所以结婚成家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是不存在的。他与女性的真诚的友情只给他留下不少温馨的回忆。直到他遇到戴莱丝姑娘，才使他飘如浮萍般的情感有了稳定和持久的归宿。
戴莱丝是一位改变了卢梭孤独苦闷的命运的女子。当时她二十二岁，在卢梭所住的旅馆做些缝缝洗洗的杂活。他父亲原在奥尔良造币厂任职，母亲经商。父亲的造币厂歇业，母亲的买卖也亏了本，孩子又多，就全家都到巴黎来谋生，常要靠戴莱丝的两只手来贴补全家生活。戴莱丝挣来的钱全被她的母亲和亲戚瓜分了，而且他们常要干涉她的私事。卢梭对她的袒护，使她对卢梭十分感激。他们很快就情投意合了。论性格和教养，她与上述的妇女是完全不同的。她没有机会受多少教育，尽管她的母亲是受过教育的。她母亲常冒充女才子，但是个狡诈的女人。戴莱丝不会读书，只能写几行简单的字，不会算账，甚至不会数钱，不会看时钟钟点，卢梭费力培养她，却教不会她，白白操心。但是奇怪的是，在困难情况下，她却是个绝好的参谋，能出最好的主意，以后在卢梭遇到的大灾大难中，她都料事如神，预先见到了，更为他多方解厄，几次把他从危险中救了出来。她的外表活泼健康，有着温柔解事的眼神，心地特别善良忠厚，重视贞操和专一的爱情，有近乎东方女性的德行操守。卢梭到了巴黎，结识了她，茫茫中觉得她是上天使他在苦难生涯中尝到的唯一慰藉。有了这份慰藉，他才经受得起人生的各种苦难。
卢梭是富于情感的人，他从不以玩弄或欺骗来赢得女性的爱，而总是站在与她们平等的地位上，由仰慕她们而产生纯真的友谊。这是大有异于法国当时所流行的风尚的。卢梭之所以能与好几位女性先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实是由于当时的法国妇女渴望爱情却又满足不了，因为她们的婚姻常常带有买卖交易的性质，缺乏爱情。卢梭以真诚的情感和对她们的尊敬理解才获得她们的爱。在他与华伦夫人分手后，他在戴莱丝那里找到了一颗质朴而柔顺的心，不但他心中的一片空虚获得填满，而且还享受到真正的家庭生活的温暖。
我们作为中国读者，在读到卢梭写他与戴莱丝的关系是那样地亲热甜蜜时，我们怀着善良愿望，只希望这种关系能延续永久。因为卢梭说：“这个善良女子的温柔性格在我眼光里显得太适合于我的性格了。我对她的这种依恋之情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一切折磨的。凡是看来会使我的情意断绝的事情，从来都只使之更加强烈。”但是从以后的记述来看，他只是与戴莱丝过同居生活，共生了五个子女，其间度过二十五年，最后才正式履行结婚手续，理由是此后将永不与她分离。这种处理方法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他把子女一个一个地送进育婴堂，一则是他无力抚养，其次更重要的，卢梭认为这种处理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他认为他之所以对于这种养儿育女的办法没有公开夸耀只完全是顾及戴莱丝的体面。卢梭对待爱情和家庭责任的态度使我个人非常困惑。还有，既然同居二十五年了，依照他的理论，他说他做了一个公民所应做的事，处理家庭又是实现了柏拉图“理想国”的理论，遵从了自然法则的，那么，最后的结婚手续岂不是蛇足了吗？卢梭写自己的多，写戴莱丝的地方少。但从《忏悔录》的第二部看来，戴莱丝的形象巍然屹立，要比其他女性写得深刻得多。她毫不吝惜地牺牲自己，只要对方舒适愉快，她总是准备着贡献一切。
且看戴莱丝所经受的考验吧。在卢梭的《朱丽》于1760年出版之后，卢梭在巴黎赢得极大的成功，声望大噪，受到人们的推崇，甚至被认为是法国文学家的领袖。法国还准备为他树立铜像。但当他的《爱弥儿》、《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等著作出版之后，他又被咒骂为反宗教分子、无神论者、狂人、疯子……法国议员们公开声称要烧书和烧死作者。法国和瑞士通缉他，他被迫离开法国，最后到了普鲁士统治下的纳莎泰尔邦暂避。戴莱丝在人生无情的颠簸起落之中忠贞不贰地跟随着他。在卢梭逃离法国时，她不愿与卢梭分开，要跟随他同去，但卢梭叫她留下来，为他清理衣物，催收款项，保留文稿，把善后事宜尽可能做最妥善的处理。她就一一照办。后来便到卢梭避难处团聚，跟着他同度飘零生活。他们两人都感到共同分享最后一块面包的那种快乐。
我们读书至此，真有众芳凋谢，唯有秋菊冬梅傲立霜雪、暗吐芬馨的感觉。戴莱丝，这位平平凡凡的女子，默默无言地代表了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法国女性，她才是值得歌颂的女主人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