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题材在中西诗歌史上出现得极早，其思想内容的分歧与共同之处略如上述。这里补叙几点。
第一，西方诗人参与战争，固然出于爱国主义、民族或阶级意识，但个人荣誉感也占不小的比重。我们看不论战场胜败，作为诗人兼战士，有一信守的原则，即勇敢为荣，怯懦为耻。个人荣誉是至高无上的，不惜生死而获之。西人俗谚云：丢掉爱情、健康和财产，你失去了人生的一半；然而丢掉名誉，算你一辈子玩儿完。因此即使国家战胜，但个人表现怯懦，也是耻辱；国家战败，个人威武不屈，战死沙场，也是光荣，连敌人都会尊敬你。似乎国家与个人的荣辱是可以分而论之的。而中国人则不同。在那特定的战争环境中，诗人兼战士只有效忠国家君主的义务，不存在什么游离于国家之外的个人荣誉感。战胜敌人，臣民与荣；被敌人打败，臣民与辱。辛劳国事，酬报君恩是他们参战的单纯思想。个人只是民族国家的一分子，从属于封建君主。所以他们念念不忘国家的兴亡，时时评论议和和主战的国家政策。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正是这种思想在诗歌中的体现。
第二，西方诗篇中，个人的幸福在战争之神面前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甚至个人对幸福的追求反倒成了参与战争的动力。中世纪骑士参战，取得功勋，反而作为献与情人的礼品，是纯真爱情的象征，借赫赫战功表示绵绵情意。中国诗人绝没有抱着这种幸福追求去参加战争的。与之相反，参加战争意味着与亲人的生离死别，意味着个人的莫大牺牲。顾念妻孥，是极不光彩的思想和行动，是不屑露于声色，只能含蓄道及的。最沉痛的莫过于陈陶的《陇西行》中的寥寥数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战争带绐个人的是悲惨的命运。少妇的“梦里人”正是战场上奋不顾身，终丧胡尘的“河边骨”。她那欢乐的家庭，美好的希望被战争摧毁得干干净净。是的，从军远征，立功边塞，是大丈夫舒展壮志、效忠国家的正途。但这与赢得妇女的爱情是不相干的。夫婿从军，即使会觅得封侯，也使得闺中人感到寂寞空虚。素负盛誉的唐朝诗人王昌龄的名句“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正委婉地描写了因良人远行而失去许多共度美景良辰的凄婉心情。这里含蓄地提出了为求功名而舍弃家幸福是否值得的疑问。
第三，中国诗人对待战争常坦率地表示自己的意见。诗作中有时情调高昂，气势雄壮，描写了抗敌御侮、守边卫国、行军征战的威武场面；有时情调怨懑低沉，抨击君王发动不义的征战，力写战争的残酷，生民的涂炭，流露出深刻的反战厌战思想；有时情调愤慨不平，鞭挞统治者软弱无能，在强敌面前怯懦不前，甚至屈膝求降，苟安一时，辜负百姓恢复家园的期望。思想情绪，比较复杂。
中西方诗人由于社会体制、哲学思想之不同，对于国家、集体和个人所追求的目标各有着不同的概念，他们的荣誉观、幸福观表现在战争题材的诗歌中，自然是随之而异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