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人和大自然的协调关系上，中西诗人有很多共同关心的事情，并表现在隐逸诗作上。在中国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中，隐逸诗人一向占有较高的地位。西山采薇而食，长沮、桀溺耦耕，高风亮节，传为美谈。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出路就是“学而优则仕”。但是出仕与否，他们有一条立身守则，就是“邦有道则兼济天下，邦无道则独善其身”，可见他们还是抱着兼济天下的理想，并不将个人的飞黄腾达放在第一位。在封建社会，在朝和在野对个人的前途、物质待遇，即所谓爵禄，关系至大。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西方，知识分子的出路有多样：在政府当官，在公司做经理，在剧团当演员，只要赚钱多，就能得到名誉地位，受到社会尊重。因为那是个金钱世界。中国就不同，从商一向不被认为是正途。陶朱公从“贾”，原是为着明哲保身，万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士大夫如果不满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不肯与恶浊的“当道”同流合污，就会毅然舍去求得的富贵尊荣而遁迹山林，与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躬耕自给。有些人甚至受朝廷征召也不去就仕，甘心老死于林泉之下，这是受到人们景慕的。仕途既不得志，殚思竭虑，致力于创作，因而在文学上殊有贡献，给我们留下璀璨绚丽的诗篇。其品德情操又给人以高山仰止的感觉。在中国曹魏末西晋，直到东晋宋初，山水田园诗歌兴起，隐逸诗人名家辈出，这种文学方面的昌明勃兴，同当时政治的动荡黑暗形成鲜明对照。
魏晋的山水和田园诗派，全是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它们同属一种主流，却又形成不同的分支。政治和社会生活动荡不安，这些隐逸诗人都对统治阶级抱消极的不合作态度，基本的精神是相近的。但山水诗人和田园诗人对大自然的态度又有很大区别。山水诗以谢灵运为代表，田园诗以陶渊明为代表，各领风骚。山水派纵情浏览山水，观察自然景物细微，要把美妙的山水恰如原状地移入诗句，使诗写得如画境，开山水题材反映自然界的四季和晴雨朝夕的自在美。这类诗写作技巧是好的，但内容涉及躬耕生活和百姓疾苦的少，这是与田园诗主要的不同之点。田园诗人对现实的批判较强，农村生活经验较丰富，以“返自然”、“咏农耕”为主题。歌颂田园景物，反映农民疾苦，在表现消极反抗的思想之余，更令人体会到诗人的民主进步思想。我们读到这些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后，会对隐逸诗人的思想境界有较深刻的认识。中国文学评论界一致肯定他们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这是公允的，是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
在西方诗歌中，随着历史的演变，诗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不像中国诗人那样一贯地崇拜和景慕，而是发生过几度繁复的变化。因此他们的山水田园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显示出与中国迥异的诗风。以山水田园作为主题的诗歌，远没有中国诗歌中那么普遍，也没有那么重要。分析其原因，试粗略论述如下。
中古时期的欧洲文学，受《圣经》影响极大。天主教与基督教莫不把《圣经》奉为圭臬。按照它的说法，上帝花了五天工夫创造了陆地、海洋、植物和动物。到了第六天，才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这就是说，上帝先创造了大自然，然后再创造出人类。于是人必须服从上帝的指挥，否则上帝就会命令大自然去惩罚反抗他的旨意的人。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嘱咐，偷吃智慧果而被逐出伊甸乐园的。从此上帝叫他们终身劳苦，耕田种地，才能谋求衣食，直到归于尘土。大自然是毫无恻隐之心的，常降祸灾与人。所以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栗栗危惧，而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中古西欧诗歌中表现了畏惧自然的思想。如《简明剑桥英国文学史》开章就说：在我们最早的诗歌里，有的是风暴中狂吼着的滚滚海浪，或酷寒封锁的海上漫长的黑夜的阴影。我们祖先眼中的大海绝非风和日丽的地中海——蔚蓝的海水沐浴着大理石宫殿的石阶——却是一片灰茫茫的海洋，那汹涌澎湃的恶浪拍打着忧郁凄清的海岸和贫瘠不毛的岬岛。陆地与海洋一样地严峻无情。海岸上的居民听不见云雀或夜莺的娱人的歌唱。他们的寂寞还因海鸟在悬崖上的哀鸣，或因海岸那边的狂风喧嚣而更加可怕。他们用笨拙粗陋的工具耕种，为着渴望丰收，他们向大地乞求，歌唱着下面的诗歌——这可能是我国（指英国——作者）最古老的文学了：
大地啊！生灵之母，向您欢呼！
在上帝的怀抱里，您硕果累累，
请将果实赐给饥饿的人类。中古流传下来的作品寥寥，上面的引文说明那时候人时刻祈求大自然保佑和怜悯的心情。大自然是高高在上的，降福降祸，主宰命运，人是不能抗拒的。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形成，主张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恩格斯说：“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4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作家热爱现世生活，追求个人幸福，基调是健康和乐观的。大自然不再是人们畏惧的对象，宇宙万物再不是事事受神祇的管理。由于科学的发展，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加强了，在文艺复兴诗歌中咏赞大自然的作品增多了。大自然往日的凛凛威风，在彼特拉克、菲力普·锡特尼、莎士比亚等作家的笔下已一扫而空。大自然从俨然主人的高位，降而成为与人平起平坐、同忧共喜、平易近人的伙伴了。如埃德蒙·斯宾塞的田园诗《牧人月历》，就以大自然作为陪衬的背景，十二个月的景色通过牧人与牧女歌唱出来。或浓烈或清新的田园佳趣，借助大自然之美，渲染了诗篇。平民生活与自然景物融会无间，与中古时期相比，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大自然既然失去主宰人类的力量，也就不像希腊神话中的那样，一时与人为敌，一时与人为友，玩世不恭地拿人的命运当儿戏。文艺复兴的诗歌中的大自然，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一变而为人类现实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要素。大自然与人类是来自一体，二而一，一而二的互相依存，生死不渝的伴侣。它是那样地绚丽多姿，生气勃勃，景随情变，向忧亦忧，向喜亦喜，那样地富有人情味，似乎要看人的脸色行事了。
17、18世纪，西欧古典主义文学盛行，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喜欢运用艺术手法处理古希腊、罗马故事，崇尚王权，歌颂杰出的英雄人物，迎合宫廷贵族趣味，因此离开平民和大自然就远了。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兴起，大自然以前所未有的崭新风范展现在文学创作之中。这个时期的大自然既不是上帝惩罚人的工具，人更不会在它面前慑服不前；也不是现实生活的陪衬，有如扶持牡丹的绿叶，只起配角作用；也不是人的悲欢离合、悲喜戏剧的幕场背景，不是实用主义地为人服务的了。古典主义作品中的大自然描写，是富有典雅趣味的。如蒲伯的诗中的大自然，有如城镇的公园：花树经过修枝剪叶，道路平坦整洁，喷泉流水，绿草如茵，多人工精雕细琢的痕迹。而浪漫主义诗人笔下的大自然，山川树木，巉岩峭壁，表现出它原始纯真的容貌。他们看不惯英国工业化以后城市人口稠密、农民弃农就商、乡村凋敝的现状。他们认为人们投身于单调刻板的工作之中，追求高度的物质文明，反而失去真正的幸福。
英国的湖畔派诗人的代表华兹华斯，不满于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现状，在早年的激情过后，遁迹英国西北湖区，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他一反古典主义的创作道路，提倡作家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为题材，歌颂大自然，塑造平民形象，作品兼有中国山水田园派的特色，是西方的隐逸诗人。他以农村美好的山容水态和平民的高尚品德来对比城市的烦嚣污浊和上等人的自私贪婪。质朴的生活、高贵的思想是他提倡的理想。大自然是他怀着崇敬心情景慕的对象，提倡内思和外物都应该顺乎天然法则表达出来。他的《露西》五首组诗就塑造了一个按照自然美的法则成长起来的农村姑娘，具有垂柳浮云、芳草幽兰以及泉边活跃的小鹿的静态和动态之美，给人以鲜明难忘的印象。
歌颂女性美，却运用大自然物象来比喻的例子是拜伦的《她走在美的光影里》一诗。这是一首与《露西》异曲同工地把大自然的美与人的容貌、心灵的美融合为一的瑰丽诗篇。号称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拜伦，也时常流露出遁世隐逸的思想，他的《东方叙事诗》不乏隐遁山泽林薮的不同流俗的主人公。又如直接抒发他的隐逸思想的诗《龙岩》，赞美莱茵湖畔的壮丽风光，流露出栖身林下的飘逸思想：
大河奔腾，浪花飞溅，
使大地陶醉，把人心吸引；
它千曲百折，次第展现，
周遭的万变常新的奇景，
若能在此地终身栖隐，
最高傲的心胸也怡然知足；
与造化，与我如此亲近，
除去此间，再没有别处。再如雪莱、济慈也莫不把赞美大自然作为诗歌中主要的题材：一阵西风、一朵白云、一只云雀、秋天的果实、天上的繁星都染有诗人丰富幻想的色彩。有时并没有什么比喻寄托，只是被大自然的美所感动。济慈的《从不间断的是大地的诗歌》、《蝈蝈和蛐蛐》直截了当地写出了大自然的美是永恒的思想，夏天有蝈蝈，冬天有蟋蟀，自古馨香无断绝，人应该充分体味自然之美。平凡的景物，俯拾皆是，引起我们的共鸣，不论东方西方，都被大自然不朽的美深深吸引住。诗歌到了这个阶段，进入了它的高峰时期。
以上略论西欧诗歌中所反映的对大自然态度的几层变化，由于时代、思潮种种影响而有这些不同。那么，在我们今日不免发生一个问题。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人类从原子又进入电脑时代，大自然已由主宰人而变得受人主宰。我们心中就产生了一种疑问：今日的诗歌以至文学艺术所描绘的大自然，该是人们不屑一顾，踩在脚底下的乞人怜悯的角色了吧。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经验告诉我们，在昌明的科学万能的世界，山水田园隐逸诗人和艺术家不是消亡了，而是依然存在。尽管他们所反映的外界现实和内心感受，创作理论和技巧与中国隐逸诗人的不同，就说与西欧前几个世纪的隐逸诗人相比，也是大异其趣的。但是不管表现的形式如何不同，其核心实质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满现状，企图逃避，遁身自然，自寻乐趣。这几乎是一切隐逸思想之宗，古今中外，大抵如是。以工业发达的英国和美国为例。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有所谓“愤怒的青年派”的文学运动。这些文学青年反抗社会羁绊，敌视压抑他们的种种压力，追求法国大革命时的个性解放。美国在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垮掉的一代”文学。他们的思想本质与英国那派的相通，只是在否定传统和反抗现实方面没有英国的“愤怒的青年”那么彻底，这是国情不同所致。英国、美国这些青年的思想有些中国老庄的哲理意味，他们自称文明社会中的“神圣的野蛮人”，对物质文明十分厌倦。美国的“垮掉的一代”的一个领袖人物名叫加里·施奈德，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偏僻的农村里，亲自种植果园，至今仍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返归田园的隐逸生活。他们主张热爱自然，热爱人和人以外的一切生物。他们在寻求一种原始的返回大自然中去的“最健康人”的生活方式。
不但在诗歌中，而且在其他艺术领域，也不难发现隐逸遁世的思想。工业发达的日本，却出现了文学艺术的返璞归真的倾向，如东山魁夷的山水画把我们带进一幅幅人迹罕至的湖山胜景之中。此前国内举办的美国安塞尔·亚当斯的摄影艺术展览，所摄图片有高山明月，清泉流水，宛如唐代诗人王维诗中的意境。可是这些竟是亚当斯摄自美国大城市旧金山、洛杉矶的。现代西方的大都市经常出现一些保有原始风貌的风景区。那些地方严禁“物质文明”的侵入，山岩峻秀，禽兽出没，被认为是“美国奇景之最”。在华盛顿最豪华富丽的餐厅内，用人工培养花卉，放自来水作瀑布，用落地大玻璃窗与就餐人隔开，加上烛光照明，把餐厅布置得如在野外，人们视此为最美享受。百万大富翁，却喜欢乘直升机到他那坐落在深山老林中的茅屋中去度假，去饱尝古拙简朴的乡村风味。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大自然是人类不可分离的挚友，物质文明绝不能取而代之。
既然如此，就有一个关于隐逸诗人的评价问题。中西隐逸诗人对各自后代作家影响深远。因为不满现实，又无出路，愿意遁隐山林的文人各个时代都有。他们虽然比不上那些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豪杰，或扶危救困的志士仁人，但又比助纣为虐、欺凌百姓的人高明得多。况且我们把他们作为诗人对待，主要是他们的诗受到人民喜爱，反映了时人的苦闷情绪，艺术成就高，才能流传后世。我国古代的文艺批评，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萧统的《昭明文选》等都对隐逸派诗人抱着肯定态度，尽管他们之间对具体诗人的高下品评尚有分歧。现在的几部中国文学史之作，也是结合诗人所处的时代社会条件进行客观分析的。近年也出了几本隐逸诗人的评传，对他们的为人和诗作作了分析，比较公允中肯。相比之下，我们的西方文学研究就大为逊色了。对待中西隐逸诗人，我们要采用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杆标尺，而不应厚此薄彼。对中国的诗人评价较高，而对西方的隐逸诗人则十分贬低，这就失之偏颇，需要纠正了。如过去我们对西方浪漫主义的评价就远远不及现实主义（这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评论上也有一些同样的偏见），对西方山水田园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评价更不及对中国这派诗人的。从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需要下一番研究工夫，纠正过去西方文学评论界的错误观点，不要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我们应该从诗人的原著着手，把他们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的条件下分析研究，在世界文学史上给他们以适当的地位。这是我们今后严肃而迫切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