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提到的诗人都是凭着历史文献、民间文学或口头传说等二手资料来写战争故事。因为远非诗人本人参加，所以都非自己亲身经历。诗人只是怀着景仰敬重的心情去歌颂英雄，赞美他们身上崇高的道德情操，使后世知道他们，以他们为楷模。诗人与笔下的英雄人物有着较远的距离，对战争的描写也带着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如果诗人本人参与战争则可谓兼有战士身份，那么他们对战争题材的处理自会有崭新的内容和不同的风格。只是兼战士身份的诗人毕竟不多。这由于戎马倥偬与笔耕生活之间矛盾很大。环境和时间是不容许从容吟咏的，何况搜集出版也有困难。一些为击溃敌人、鼓舞士气的作品，又常归入音乐乐曲的门类里去了。因而这类采掘于生活的激流旋涡中的宝藏大量泯灭散失，为人所不知，实在是文学史上一件极可惋惜的事情。细思这类诗作有很重要的文献和艺术价值，最能体现出时代的脉搏，正未可小视和低估。战士而兼诗人，必然对他所参与的事业的崇高性和正义性有深刻的理解和饱满的热情；言出肺腑，自能产生壮丽刚健的诗篇。纵观西欧诗史，可以列举几位英国浪漫主义、宪章派和法国巴黎公社的诗人，略做分析。
19世纪欧洲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运动如火如荼，浪漫主义诗歌应运而生。诗人与时代的汹涌潮流息息相关。雪莱本人虽未亲身参加战争，但他的诗歌有如匕首指向英国专制暴虐的统治者，用诗歌吹响战斗的号角，唤起民众，打击敌人，在冬天预言春天，在黑暗中预言黎明的来到。他的光辉思想闪现在《给英国人民之歌》、《云雀颂》、《西风颂》之中。拜伦热情支持南欧各民族自由独立的运动。他身体力行，亲自参加意大利烧炭党的活动，最后以希腊人的独立自由为己任，效命疆场，身死异国，可称得上是诗人兼战士了。他的写于三十六岁生日的诗《今天我度过了三十六年》中，荣誉感与爱情是交织着的，这一点是与理查德·勒弗莱斯那首《致露卡丝塔》的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拜伦诗中认为爱情是幻灭，是悔恨，是苦痛，所以他在此时尽量排除这种折磨他的灵魂的愁绪，而更把青春的火焰奉献给荣誉：若使你对青春抱恨，何必活着？
使你光荣而死的国土
就在这里——去到战场上
把你的呼吸献出。寻求一个战士的归宿吧，
这样的归宿对你最适宜；
看一看四周，选择一块地方，
然后静静地安息。为别国的自由而战，拜伦自认为这样的归宿对他最合宜，“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用鲜血浇灌自由之花，写下生命中最光辉的一页。对于拜伦奔赴希腊参战，歌德支持他并曾写诗向他祝贺。拜伦得到所有爱自由民主的人的尊敬和爱戴。
宪章派诗人继承了浪漫主义的余绪。在英国劳资冲突日益激烈的日子里，产生了一批才华横溢、斗志昂扬的战士兼诗人。列宁曾经指出，宪章派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宪章派诗人有时能够越过和平改革的幻想而拥护暴力革命。他们的民族意识被阶级意识代替了，鲜明地反映了第一线的阶级斗争，为英国文学提供了崭新的题材。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很多，这里且举一二例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结合得较好的诗作来谈谈。
宪章派的左翼领袖艾内斯特·琼斯（1819—1869）曾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引导下进行写作，被誉为英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他参加宪章派运动，写过一系列豪情满怀、想象奇特的战歌。最有名的是《牢房的铁栏杆》。此诗在追求自由、追求解放的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构思巧妙、结构谨严等方面有继承理查德·勒弗莱斯的《致阿西娜》之处。两人在狱中都说过监牢束缚不住追求自由的精神的豪迈语言，当然琼斯的视野比较宽阔，诗中展现出乌托邦自由社会的理想。在《牢房的铁栏杆》这首诗里，他怒目而视环列在他四周的铁栏杆，奇想联翩。他要用自己的雄心和热血把铁栏杆熔化，并把它铸成枪炮，造成子弹，然后：
现代的武器扛上肩，
老伤疤就在下面；
向敌人我奋力冲击，
手持牢房的铁栏杆。把敌人禁锢他的铁栏杆熔冶锤炼成为“与外面的世界战斗”的武器，极富投入战斗的主观情感，豪情壮志，磅礴于胸间，具备战士兼诗人的特色。
著名的宪章派诗人威廉·山基的《歌》在构思和模式上都与雪莱的《给英国人民之歌》酷似，只是劝喻性胜过讽刺性，而用带有响亮的胜利在望的乐观主义的口号“我听到的是全民族的声音，高呼‘自由就要来临！’”结束全诗。他的《致世界各国工人》则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向英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波兰、奥地利、丹麦、荷兰、俄国……全欧洲的工农群众发出号召，要大家团结一致，万众一体，与各国的反动统治者奋起斗争。这种斗争是阶级斗争，是不同于沙场上与民族敌人作战的。全诗洋溢着阶级意识和国际主义精神，开拓了前所未有的诗国疆域。
巴黎公社诗歌更是实际斗争的产物。巴黎公社存在了七十二天，这些诗歌就是诗人在参加斗争以及后来在流放中和囚禁中所写的。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在饥饿劳累中，在刑罚屈辱中不屈不挠地作诗来揭露反动的凡尔赛分子的滔天罪行，鼓舞巴黎公社社员与他们斗争的勇气。创作的条件是极其艰苦的，与历来诗歌产生于平静的书斋里是大相径庭的；况且诗人很多还担任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繁重工作，是无暇作行文字句上的推敲的。然而，这些诗歌爱憎分明，热情奔放，气势磅礴，语言通俗，不只是用文字、而且是用生命的烈火写出来的，是用血管里流出来的血书写而成的。战士和诗人在他们身上是一而二、二而一地融合起来了。流传最广、最为我们熟悉的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一文中称赞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火样的诗句高唱出各国工人的共同理想，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都可以凭着《国际歌》的曲调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朋友。
葛莱蒙（1836—1903）的《浴血的一周（献给1871年的烈士）》采用比埃尔·杜彭的农民歌的曲调，一方面揭露巴黎的苦难和穷困：那军事法庭、特务、宪兵、教士、警察……使得人民遭受无边的压迫和不幸；另一方面，在每段诗歌的末尾都重复回旋地唱出：是的，然而……
这不会长久，
这些坏日子总有过去的时候。
当心我们报仇，
所有的穷人都动手。这就在“伤心落泪”的群众面前展示了未来光明的世界，给予他们斗争的力量。杰出的公社女战士与诗人路易治·米雪尔（1830—1905）在凡尔赛监狱里写了那首激昂慷慨、热血沸腾的诗，题为《革命失败》。可贵的是，在巴黎公社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她仍怀有将来必定胜利的信念。她在诗中不断警告反动派，说，虽然许多朋友都倒下了，流的血成了河，但报仇的日子一定会来到的：是的，我们要回来的！呀，兄弟们！
不管是死人还是活人，我们要回来的！
在红色的旗帜下面
到处践踏暴君！这些诗歌有异于前人的是它们都是亲身参与战斗的人所写，作品产生于战斗之中，喷涌而出，密切配合着战斗的神圣使命。诗中明确阐述了战斗的目标和步骤。为什么而战，如何作战，未来的图景是什么，都是一目了然的。在思想内容上，这些诗超越以往的个人参战的荣誉感，而代之以阶级感情、集体主义，所效忠的对象是无产阶级而非过去的皇帝和君主。更高瞻远瞩地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度，提出“工人无祖国”的口号，则是远远跨出国家的界限，升华到全人类自由解放的境界了。虽然斗争没有成功，但诗歌中塑造了新的英雄形象，唱出时代高亢的最强音。与以前诗歌不同的还在于其发表的方式。它们不是出现在正规的书报上，而是印刷成传单，散发在街垒里或战壕中，现写现唱，传播工作是极其困难和艰苦的。可惜的是许多好诗在巴黎公社失败后，被凡尔赛分子销毁了，竟使这些宝贵的文学遗产流散失传，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然而仅从以上几位战士兼诗人的情况来看，由于他们亲身参加斗争，对战争有感性知识，就比仅仅客观抒写战争的诗人具有较多的生活实践，反映的历史现实也较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