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12月2日,约翰布朗在临赴绞刑架之前,挥笔留下了最后的遗言:“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才能清洗这个有罪的国土的罪恶。过去我自以为不需要流很多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约翰·布朗为黑人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他英勇就义的时刻,北方各州统统下半旗,高大建筑物上饰以黑色装置,教堂鸣钟致哀。
约翰·布朗虽然牺牲了,他的精神却鼓舞了更多的人们,他们纷纷加入斗争的队伍,解放黑奴的呼声传遍美国的每个角落,不久,两种制度的决战——美国南北战争终于爆发了。
丹敦之死
1794年4月初的一天,高高的断头台矗立在法国巴黎的一个广场上。刽子手凶神恶煞般地站在一旁。广场周围人山人海,人们沉默着,目光流露出疑惑。这个断头台,斩过无数反革命分子的头,可眼下将在这里丧生的却是一个革命者。法国大革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丹敦,却被革命的法庭以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极刑。临刑前,丹敦以他特有的大无畏的革命演说家气概,对刽子手说:“请你把我的头高高举起,拿给人民看看,它是为人民的,值得人民瞻仰!”丹敦死后三个月,发生了“热月政变”,雅各宾派倒台,把丹敦送上断头台的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也上了断头台。
位于法国香槟省奥尔河畔的阿尔西小城,既有广阔无垠的草原,又有优美的森林。1759年10月,丹敦就出生在那里。他三岁时,父亲去世。从此他和母亲相依为命,过着贫困的生活。丹敦很小的时候就坚信要成为一个伟大人物,必须经历常人没有经历的磨难。童年生活使他学会了勇敢和大无畏的挑战精神。中学毕业后,丹敦像同时代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幻想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但阿尔西只是一个偏僻小城,远离繁华。年轻的丹敦只身到了巴黎。
狄德罗曾经说过:“在巴黎有一万桌筵席,但没有一个空位子会留给你;巴黎有的是鼓鼓囊囊的钱袋,金币满得掉出来,但不会有一枚掉进你的口袋。”来自阿尔西的乡下青年丹敦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他看到的无疑是地狱一般的巴黎:到处是贫民窟、流浪汉,到处充斥着饥饿和寒冷。但聪明勤奋的丹敦并没被这些吓住,他先在一家检察官事务所谋到一个办事员的差使,然后一步一步成为巴黎第一流的大律师。丹敦成了有钱有地位的人,理想仿佛已经实现,可以衣锦还乡了。但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过来,谁也躲不开它产生的强劲漩涡。
7月14日,巴黎人民攻打象征着封建堡垒的巴士底狱,揭开了这场革命的序幕。丹敦没有参加7月14日的战斗,但他在前一天晚上发表了战前动员演说,号召人民拿起武器。第二天就加入了科德利埃区国民军,成为一名上尉。由于他的声望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很快他又担任了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一职,丹敦的表现令熟悉他的人大感意外。从此,他个人的生活融入了国家的命运之中。革命给他带来了桂冠与辉煌,使他天生的革命家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
革命后的巴黎,成立了代表着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巴伊政府。这是一个软弱和妥协的政府,混杂着保皇派和一些新贵族。广大群众依然被饥饿和寒冷的阴影包围着,逃往国外的王公贵族带走了一切能带走的金银财宝,而留在巴黎的照样花天酒地。跑到凡尔赛的国王路易十六,大声咒骂高举革命旗帜的巴黎人民。巴黎人民被激怒了,丹敦发表了战斗檄文般的演说。10月5日,六千余人向凡尔赛出发,把路易十六抓回了巴黎。但巴伊政府只是把国王简单地一关了事,反而对到处进行宣传鼓动的丹敦充满仇视。他们说丹敦是英国间谍,是疯子,是挑拨离间者,是奥尔良保皇派的走狗。丹敦以沉默代替反驳。
1791年6月21日上午,三声炮响和市政厅钟楼的钟声向巴黎人民通报了国王路易十六逃跑的消息。顿时,整个巴黎群情激愤。丹敦不客气地指责巴伊政府:“你们曾说国王不会出逃,结论只能是,或者你们出卖了祖国,或者你们愚蠢到了极点,两者必居其一。”6月23日,丹敦又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发表演说,要求免除路易十六的王冠。路易十六不甘心就这样下台,他暗中勾结普、奥,企图引狼入室,恢复自己昔日的统治。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冲向土伊勒里宫,将路易十六废黜。巴伊政府也倒台了。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掌握了国家权力机构——立法会议。丹敦因获得票数最多,担任立法会议组织的国家最高行政机构——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司法部长。
1792年8月19日,普奥联军越过边境侵入法国领土。23日,吉伦特派政府准备放弃巴黎逃往法国南部。丹敦在临时执行委员会抨击了这种临阵脱逃的行为,大声疾呼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巴黎。他把自己年过七旬的老母从阿尔西接到巴黎,表示要与巴黎共存亡。9月2日,凡尔登失守,通向巴黎的最后一道屏障被打开了。巴黎城内的吉伦特党人乱成一团。这时,高大魁梧的丹敦再次出现在讲台上,发表了他最着名的一次演讲:“警钟已敲响,但这不是报警的信号,而是向我们的敌人发起冲锋的信号。为了战胜敌人,我们需要勇敢,再勇敢!法国必将得救!”
法国再次从危急的境地中走出。
1793年英国也加入了反法同盟,联军对法国发起了新的进攻。这一年6月2日,由于吉伦特派对外战争连连失利,对内采取高压政策,巴黎人民再次起义,163门大炮对准了议会大厦。激进的革命党——雅各宾派掌握了国家权力。虽然由于丹敦的革命表现他仍然被选进最高政府机关——救国委员会,但是他从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低沉的声音中听出了某种敌视情绪,预感到不祥。12月3日,丹敦在雅各宾派俱乐部遭到攻击。有人指责他脚踩两只船;有人指责他是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扬言要对他的生活和个人财产进行调查。1794年3月30日,丹敦被捕。经缺席审判后,他被处以极刑。
丹敦死后,雅各宾派专政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了,人民对罗伯斯庇尔政府的不满日益加剧。雅各宾派的专政已处于严重危机之中。
维也纳和会
欧洲第六次反法同盟打败拿破仑后,1814年9月,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将欧洲各国的代表请到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会议,会议长达10个多月,名义上是重建被拿破仑战争破坏了的欧洲和平,实际上是战胜国瓜分欧洲政治疆界、复辟王朝、镇压人民革命运动。
1814年10月1日,欧洲各国处理反拿破仑战争善后事宜的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国皇帝弗兰茨一世、以及其他国家的亲王大公等。战败国法国的外长塔列兰列席会议。
开幕式后,就开始了昼夜不停的游乐。舞会、狩猎、游览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各国代表深溺其中,在舞会和酒宴上大出风头,又在狩猎野餐中大尽其兴。维也纳街头车水马龙,时常闪现代表们活跃的身影。
除开幕式和闭幕式外,居然一次正式会议都没有举行。这是开什么会呢?其实,这是一次复辟和分赃的会议。其主要目的是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旧秩序,并重新划分欧洲的版图。
当时,与会各国代表都心怀鬼胎,所以歌舞升平的背后是矛盾重重。实际上,这次会议的真正主宰和操纵者是俄、英、普、奥四国。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瑞、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的随行人员——普鲁士首席部长哈登堡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成为会议的“四巨头”。会议的一切问题都由这四国组成的“四国委员会”秘密决定。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使自己成为欧洲霸主,施展各种诡计,使欧洲各国尤其是西欧各大国之间相互争执、产生敌对,以互相牵制。而自己则提出要独占拿破仑时期建立的华沙大公国。他还提出将萨克森让给普鲁士。
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瑞则竭尽全力削弱法国,并拉拢普、奥同俄、法抗衡,以形成欧洲大陆的均势。同时,英、法、奥又联合起来,限制普鲁士的势力。
普鲁士首席部长哈登堡主张坚决严惩法国,扩张自己的领土。他要求占有萨克森,以确保德意志的霸权。普鲁士跟俄国联合起来。
而东道主奥地利的首相梅特涅更是活跃,他主张恢复奥地利对意大利的统治,欲取得在中欧和德意志的霸权。
这样,以俄、普为一方,以英、奥、法为另一方,代表们争吵不休,面红耳赤。争吵持续了五个月,仍然没结果,达不成任何协议。梅特涅只好一面继续与另外三个巨头讨价还价,一面继续指示接待部门安排好其他各国代表的玩乐活动。按照梅特涅的安排,其他与会国的代表只能尽情地吃喝玩乐,不能了解会议内幕,也无须表决。
正在维也纳乱得一团糟的时候,被流放的拿破仑神奇般地脱离流放地,于1815年3月1日出现在法国的如安港。紧接着,他回到巴黎,推翻了波旁王朝的政权,第二次登上帝位。这令正在维也纳争吵的会议代表们目瞪口呆。
由于对拿破仑的共同仇恨,更重要的是对拿破仑的共同惧怕,他们停止了争吵。各国再次组成反法同盟,集结一百万兵力,向拿破仑开战。与此同时,分赃也因形势所迫有了眉目。1815年6月9日,与会代表匆匆忙忙签署了《维也纳会议最后总决议》。
根据《最后总决议》,欧洲各国封建王朝恢复统治,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封建王朝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各邦的旧王夺回王位。从而出现了全欧洲规模的复辟浪潮。通过《最后总决议》,各国各得其所。沙皇俄国获得了华沙大公国的大部分土地,并继续占有芬兰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还与奥、普两国共同“保护”克拉科夫及其毗邻地区。英国除继续占有马耳他,从法国手里获得多巴哥、圣路西亚和毛里求斯外,还从荷兰手里夺得了南非开普殖民地和锡兰岛,从而控制了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加强了其海上霸权地位。普鲁士抢得了波兹南和格旦斯克地区。奥地利在夺得了加里西亚的同时,又成为意大利半岛的实际统治者。
《最后总决议》还规定建立德意志邦联,邦联由三十四个邦国、四个自由市组成,其中两个最大的邦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邦联设立一个由各邦代表组成的“邦联议会”,由奥地担任会议主席。西班牙波旁王朝则取得了对两西西里王国的统治权。在《最后总决议》中,还对战败国法国作出了惩罚性规定:法国必须恢复到1792年时的疆界;法国的五十三个海陆军要塞,由反法联军占领三至五年;法国必须交出全部海军;法国必须赔偿七亿法郎。
同时,比利时被并入荷兰,成立尼德兰王国,兼治卢森堡王国;撒丁王国收回萨伏依和尼斯、热那亚。瑞士被宣布为永久中立国。
维也纳会议所建立起来的反动秩序,史称“维也纳体系”。为巩固这一体系,1815年9月,俄、普、奥结成“神圣同盟”。不久,除英国以外的欧洲各国加入。此后,俄、英、普、奥四国又结成四国同盟,以维护君主政体和基督教义,保持欧洲均势。
从1815年维也纳体系建立开始,欧洲进入一个黑暗时期。复辟势力不顾各国人民日渐增强的民主意识和一些弱小国家强烈的民族意识,倒行逆施,穷凶极恶。然而,欧洲各国人民不畏强暴,奋起抗争。从19世纪20年代起,欧洲许多国家燃起的革命烈火,使维也纳体系危机四伏,复辟势力顾此失彼,焦头烂额。到19世纪30年代,维也纳体系终于崩溃。
法国里昂工人起义
1831年11月21日,成千上万的法国丝织工人在里昂市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他们打着的标语牌却是“省长万岁!”“我们的父母官万岁!”
原来里昂是法国当时的丝织中心,里昂已经拥有3万名丝织工人,他们遭受到工厂主和包买商的残酷剥削,每天劳动15-18小时,所得工资只能买一磅面包,难以维持生计,纷纷向工厂主提出要求增加工资。10月初,6000名丝织工人把工厂主堵在办公室里,迫使这位工厂主答应为工人增加工资。但是过后,这位工厂主违背诺言,拒不执行和工人们达成的协议。
愤怒的工人向里昂的省长请愿,省长出于对工人的同情,更是为了里昂的秩序,答应了工人的请求。于是,工人们抬出了省长。他们要求省长帮助他们对付不同意增加工资的工厂主。
11月21日的罢工游行使里昂沸腾了,各界的代表聚在一起研究工人罢工的问题。在政府大厅里,人们争论不休。自由主义代表佩里埃发表意见说,国家没有支持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职能,国家必须保障契约自由。
根据这一原则,政府决定派出36000名士兵镇压工人罢工游行。省长曾同意的增加工资比率被废除,省长被免职。
当2000多工人手挽手高唱《巴黎进行曲》向市中心前进时,立刻遭到军队的阻拦,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军队突然开枪,打死了一名工人。示威游行的工人气愤已极,纷纷拿起了武器。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不能劳动而生毋宁战斗而死!”
经过两天多的战斗,武装工人打退了政府军,控制了里昂全城,占领了市政厅,拘捕了省长,起义达到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