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篇
有时候，一个人静静地想。1983年，我十一二岁，双脚踏入少年的门槛，门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走过的路却还是有记忆的。那些细碎的步子，断断续续、隐隐约约，轻快而沉重，懵懂而明晰，像树叶上奔跑的小露珠。细细回忆，应该是早春墙角下的几点浅红薄绿，红的是暖，绿的是涩。
春天，依旧刮着黄风，大人们围着蓝或者红的头巾，拉着装着高高粪土的架子车，低着头，弓着身子，和小学课本上拉纤的纤夫一样，艰难地往田野里走。大场里，堆满了各种姿势的麦秸堆，圆圆扁扁地在寒风里竖着脖子，歪着头做沉思状。每天我背着书包回家，总会看见它们三三两两地在风里拉手、吵架或者和好，就像我班里的同学一样总是喜欢拉帮结派，孤立自己不喜欢的那个。
大场的一角是最热闹的地方。大大小小的粪堆在铁锹下等待。人们聚集在一起，聒噪一片。休息时，男人们缩着手，穿着宽大的棉袄或者不明颜色的夹袄，背靠着墙半蹲着卷旱烟。女人们，从灰色的条绒大襟里掏出针线活，靠在墙边纳鞋底。带着顶针的手上，满是皲裂，但也不妨碍她们一上一下用力拉线，然后顺手一绾拽瓷实。当然也不会耽搁了她们嘴里叽叽咕咕地东家长西家短地说闲话。
靠着路的一侧就是围墙，低矮的一截墙，把门口的园子和路面分隔为两半。墙乖得像个早早懂事的丫头，清清爽爽、安守本分、不招人烦。每天我放学回家，哼着歌曲，有时手里拿着一根树枝，以防路上有狗追咬，想着妈妈今天做什么好吃的，浸在不可预知的想象里。有时我会哭丧着脸，一定是班里的那些大女子们因为我学习好，被大背头的赵老师表扬而又不理我了。但无论怎么样，每天下午放学，我总会趴在墙头大声喊：小姨小姨。这是我必做的作业。没有小姨做伴的晚上，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外婆家就在大场的一侧，高高的门楼，四面是阔大的堡墙。厚实的墙面足可看出当年家道的繁盛和殷实。在这个镇上，狭长的街道，人们按照“南头子”、“北头子”来划分。我们就是这个“南头子”的一部分。据妈妈说，外婆家里清朝年间出了“贡爷”的。北面是“武贡爷”，而南面就是“文贡爷”的地盘。按照辈分，外婆是第三房，所以都叫她三房的。北面的堡子不知道哪里去了。南面外婆一家就住在这个大大的堡子里。
小姨就拿着书本或者背着黄军用挎包从门洞里走了出来。有时候手里端着一个碗，有时候会是一捆韭菜或青菜，总之没有空过手。洋红色的条绒小棉袄那么合身，束着腰，长长的辫子上系着同色的头花。白白的皮肤，瘦高的个子，远远看去就是一株白杨树，端溜溜得俊俏。很多人都夸小姨长得好看。我同桌常常偷着说，你小姨是个乖女子，你要和她一样好看多好。我心里就自豪得说不出话来。感激地想，明天让我替他做多少作业我都愿意。但是第二天，他还是得和我换馍馍吃。谁叫他不爱写作业呢，替他写作业的特权就是，我想吃自己家的馍馍就吃，不想吃自己家的就吃他家的。尽管他妈妈做的馍馍永远是黑面，但总比我妈妈烙的黑焦的白面馍馍好吃得多。
小姨晚饭是在我家吃的。爸爸在一个煤矿做会计多年，很少在家，她要给我们做伴。外婆家是本地人，因为一个外爷抽大烟、赌博而迅速败了家，却福祸相依而被划分为“小业主”。爷爷是外地人，娶了三房老婆，我奶奶是第三个。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制，他选择了留在西北小镇，但是成分还是划为“富农”。这样，爷爷家的日子就很不好过。妈妈带着我和妹妹被爷爷奶奶“坚决地”从家里分出来单过。我的童年和少年，包括现在，几乎所有的过程都是依托着外婆家度过。因此，成长经历是带有深深的母系色彩的，就像一个小小的部落。但很小的时候我不是绕外婆的膝，而是跟在小姨的身后。至今想起，依然觉得那岁月是篱笆上缠绕的素洁喇叭花，来自往事之中的芬芳细细的、静静的、悠悠的，能够缠进往后岁月的每一个寂静时分。
整个春天，也不知道妈妈在忙什么，总之她好像一直不在家。留着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和她妹妹一起在新砌的院子里，上学、放学、做饭、烙馍馍、洗衣服、腌菜、吵闹、听评书、玩耍。小姨是最大的，我排在老二，剩下的都是听从施令的小孩子。南头子的娃娃们很多，一大群全聚在一起，加上邻居伊斯马家的弟弟们，反正总有几十个。在刮着冷风的傍晚时分，我们做好饭，等着大人回家的时候，会玩得不亦乐乎。抓木头人、跳房子、打沙包，沙包里装着麻豆子，玩着玩着就会撒一地，大人们看见了，大声喊着骂。我们又偷着装上糜子，打在身上软绵绵的舒坦。但是沙包有些太重，力气小了抛不出去，小姨也说这个金贵不敢糟蹋。后来我们就装细沙子，再后来就是大颗的沙粒。
女孩子们的沙包在夜色苍茫中飞来飞去，跳着、嚷着、躲着。男孩子们蜷起一条腿，用一只脚跳着在斗鸡，或者拿着土块打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间或天气冷得受不了，他们就会“挤油油”。靠在墙边排成一排互相使劲地挤，有力气小的被挤在外围。此时，小姨就会和伊斯马哥哥在一旁悄悄说话。我很纳闷他们怎么那么多的话，是因为他们是高中同学吧。
大人们散工了，女人们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此起彼伏，在夜空里穿透力极强。娃娃们听见各家大人的声音就一哄而散。小姨总是很沉稳，声音不大地说，走，回家吃饭。然后领着我们慢慢往家里走。伊斯马家呢？总会听见他妈妈扯着嗓子在喊叫。要么打着这个，骂着那个。他们弟兄几个就跳着嚷着，吱哩哇啦地跑着回家。
我们两家隔着一段矮矮的墙，靠我们这边拴着大狼狗。其他的地段都用一些枸杞树罩着，枸杞枝条张牙舞爪绿着身子使劲长。我们是汉族，他们是回族，我们家女孩子多，他们家则是清一色的男孩子，但是并不会妨碍我们两家人很多的友谊和交集。从小我身体不好，父母就替我拜“干亲”，我就叫伊斯马爸爸为“干大”。也是奇怪，拜了“干大”，我身体慢慢好了，瓷实得和土块瓦片一样。只是很少会看见“干大”，他好像一年四季不在家，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带着白帽子的中年人，瘦削精干，行色匆匆，很少说话。
“干妈”似乎永远是大肚子，接连生着一个个小子。他们家也好像永远是吵闹的、缺衣少穿的。“一群土匪，土匪”，瘦高的女人手里抱着被风吹干的大堆衣服，寡黄着脸恶狠狠地说着。从来没有见她笑过，眼睛鹰隼一样尖利，我们都怕她，远远地躲开，小姨更是。
这个春天，隔着墙，小姨和伊斯马哥哥一直说着悄悄话，我们都看见了。一次同桌边照抄我的作业边诡秘地说，他们在“瞅对象”。我拉过作业本，很气愤地说：“谁说的？哼，谁说的？你咋啥都知道？你就知道个捣闲话。”他也生气了，站起来大声嚷，一头乱发直晃悠：“街上人都说呢。”我们各不相让，几天都不说话。但是当我回家偷偷问过妈妈后，妈妈脸色都变了。晚上，就听见她和小姨在低低争执，小姨哭着说什么。我想听听，可是一转头就睡着了。梦里，墙边的枸杞果子红红的一片，在微凉的风里丁零零作响。
夏篇
太阳猛地涨红了脸，热得人浑身汗津津，穿不住厚衣服。夏天终于到来了。
田野穿上了各种浓淡不等的绿色系衣服，丰润地摇曳着，根往下扎，身子使劲往上长。门前的杨树、槐树，屋后的柳树，展开了大片的叶子，遮下一片片清凉。透过缝隙，阳光斑驳地洒在脸上，星星点点闪烁着。中午，妈妈和一群女人们在门前的槐树下边做针线活边闲聊。
我悄悄地套了手中的钢笔帽，合上书，从幽暗的房子里抽身出来，躲在妈妈身后，听她们高喉咙、大嗓子说笑。干妈语速极快，每一句后面都像是安装了弹簧，高分贝说着她和婆婆、妯娌间的琐事，说她大儿子伊斯马在部队上当兵的趣事，充满激情，有些炫耀。其他人跟不上，就陪着朗声几笑，然后低着头静静听。百无聊赖的我，注视着脚下的几只蚂蚁，它们混乱而有序地攀越过一根麦草，磕磕绊绊却迅疾地跑着。顺手捡起麦草，放在它们面前，为它们又一次笨拙地翻越而窃笑不已。
干妈忽然不说话了，大家一起抬头看远处。矮墙的那边，小姨远远地出现了，手里端着一盆东西。乳白色的确良衬衣，蓝色华达呢裤子，长长的辫子，袅袅娜娜地走了过来。三妈就感叹着说：“呀，这个女子就和画里的人一样。”干妈迅速低下头，不作声，使劲纳鞋底。妈妈也不作声，眼神复杂地看着自己的妹妹，一时气氛有些微妙和尴尬。小姨过来了，露出浅浅的笑容问大家好，轻声说：“家里烙了韭菜饼，妈让给你们送些过来。”妈妈赶紧说：“放在这里，我们都尝尝。”几个女人就推辞过来过去的，最终都拿在手里吃着，称赞着。干妈不好意思站起来说要回家。三妈就笑着逗趣：“我们也不给你吃。”妈妈既没有谦让，也没有挽留。干妈拧着身子拨开枸杞树枝，跨过矮墙，回到自己家里去了。墙边，喇叭花爬满了枝条，紫色、蓝色、白色，繁盛而安静。
我跟着小姨回到房里，边吃着香喷喷的韭菜饼子，边问她是不是拿了我的《新华字典》。她怔怔地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不说。我又追问一声，她才低低地说：“嗯，我拿去查个字。”我又说：“你给伊斯马哥哥写信了？不是说回汉不能找对象吗，不是说两家大人都不同意吗？”她抬起头来，有些惊慌，白净的脸上满是无助。“给谁也不敢说，尤其是你妈妈。”我用力地点点头，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能够替小姨保守天大的秘密了。
日子单纯而快乐。除了上学，我们放学也有很多事情可干。比如跟着同桌去偷他们家的杏子吃。他爷爷宝贝一般看护着那颗嫁接的“麦黄杏”树，自家娃娃也不准摘，据说熟透了真是甜美软糯。可是我们等不及，圆圆的杏子在枝叶间调皮地探出头来，每天上学经过时，都诱惑得人嘴里直淌酸水。几个人就约好去他家，听那个长胡子的爷爷讲古经，然后同桌就可以偷偷摘下一些来，出了门就分给大家吃。青涩的杏子直吃得人人酸倒了牙，晚上回家不能吃饭，囫囵吞咽着饭菜，也不敢和大人说。
夕阳西下，太阳被裹上橘黄色，没有了刺眼的光芒，稳稳地站在山头。吃过晚饭，小姨和她的好朋友带着我准备去远处的地里偷豆角。沿着一条细长的小路，穿过平坦的小麦、胡麻地垄子，翻过一道壕沟，就是大片的豆地。豆苗在风里摇晃着，香气随风吹送，隐隐约约有甜丝丝的味道。豆角似乎在大声呼唤着我们的到来。初次做“贼”的我，有些窃喜，有些快意，有些刺激。一路上蹦蹦跳跳，兴奋不已。
某个夜晚，于我和小姨，是充满了欢愉的，分分秒秒都是。伊斯马哥哥回家探亲了。穿着笔直的军装，带着军帽，腰间扎着赭红色的皮带，阳刚帅气得耀花了所有人的眼。小姨的辫子也欢快地舞蹈着，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她一个眼神，我心领神会地跟着出去。大场地一角，矮墙边上，他们站在一起，有时什么也不说，有时在窃窃私语。我骑在低墙头上，远远的，顾不上听他们说什么，晃荡着双腿咬下一口压缩饼干，研究着“压缩”二字的神奇。偶尔间抬头一看，星星在天空，疏朗的几颗，散散落落像是无家可归的孩子。谁家园子里的八瓣梅在夜色里泛着幽蓝的光，像神秘的眼睛在探寻，像黑色的蝴蝶在飞舞。我们牵手悠悠晃回去，伊斯马哥哥远远跟在后面。
回到家里，妈妈坐在炕上缝缝补补。面前摆一张小方桌，上面放着夹鞋样子的书，小小的笸篮，锥子、剪子、顶针、针线，淘气地躺在一边。灯光映照着她瘦削发暗的脸，严肃得不说一句话，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小姨偷看着妈妈的脸色，也不说什么。我爬上炕去，倒头便睡。夜很深了，眼皮一直往一块粘，模模糊糊听见妈妈一个人在絮絮叨叨。早上醒来，梦幻一般。
秋篇
秋天，应是人们最喜爱的季节。1983年的秋，记忆却更像是一段心思已凉的情怀。
白天大人们在地里收割各种粮食作物，所有的人都忙得不见影子，连隔壁干妈家也似乎很少听见喊儿子吃饭的声音了。这个季节，地里成熟的庄稼足可以让他们把自己喂得饱饱的，腆着肚子快乐而满足地奔跑玩闹。傍晚时分，人们从地里纷纷回家，大车子、小背篓都满当当的，收获的喜悦在眉眼间闪烁，在炊烟里袅袅升腾。
微雨过后的早上，我照例背着书包走过低矮的墙头。暗黄色的洋姜花在外婆家园子里迎风摇曳，有白色的蝴蝶立在上面，空气潮湿而清凉，夹杂着若有若无的腐草的气息。
走到街口，就感觉气氛空前紧张。大人们聚集在一起大声嚷着，孩子们揉着蒙眬的睡眼四处乱看。几辆军车威武地摆在街头，拿着枪的解放军威严地站岗放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高音喇叭里刺耳地放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话语，恶狠狠的味道。连街上最凶恶的大黑狗，也夹着尾巴，在地上闻来闻去，在人们脚下窜来窜去。
我背着书包不知所措，吓得直往家里跑。拐过大场一角，遇见同桌正和他爷爷一起跌跌绊绊地往回走。长胡子爷爷裤子上都是土，脸上也是土色一片，结巴着说：“咋又来运动了？唉，咋又，又来运动了？”妈妈和小姨，干妈和三妈，外婆和邻居奶奶也从家的方向慌慌张张跑过来。一群人聚在一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大家才明白了缘由。
几天前的夜半时分，离我家不远的那个名叫八孔沟的公路边，又出了车祸，翻了车。满满一卡车白花花的袋子，乱七八糟摔在沟里、渠里。胆子最大的干大带着闻讯而来的村人一哄而上，“搬走”了能够拿动的所有东西。夜黑心慌，人们不知道袋里装的什么东西，就顺口问一个常年在外的“放蜂人”。他隔着袋子摸摸，然后蛮沉稳地说：“这么结实的塑料袋，装的应该是化肥吧。”据说“化肥”这个东西撒在地里，来年粮食产量会极高。队长组织社员们连夜出工，全部撒到冬麦地里。回家路上，一个社员实在是好奇，想尝尝“化肥”什么味道。结果一尝，怎么是甜的？白砂糖？人们都愣住了。
车主报案了，说这里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说是“抢劫”，而且此类事故也不止一次两次了。性质已经很严重，县公安局当作一个重大的恶性事故一并处理。今天就是来处理事情的，来抓人的。
一会儿工夫，就绑走了很多人。干大、队长、支书、吴家爸爸、大舅舅……总之街上大户人家的户主几乎全被抓走了。他们被五花大绑，腰弯得像一张弓，脸如土色，没有来得及和家人说一句话，就被架进了卡车车厢拉走了。剩下吓傻了的其他人，呆呆地站在街口互望。车发动了，卷起阵阵尘土，一溜烟儿就看不见了。几个孩子跟着跑到村口，终于也悻悻而归。
接着，专案组就进驻村里，一个姓武的组长什么也不干，天天在村里转悠，问这个那个的。妈妈警告我们，可不要嘴长乱说话。同桌也偷偷地说，他妈妈也是这样安顿的。秋风里，葫芦蔓高高低低顺着墙面匍匐着，几个大小不等的葫芦在腼腆地观望着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村人，沉闷极了。
几天后，高音喇叭又大声嚷嚷起来，惊得麻雀满树飞。在学校的操场上，我们抱着凳子整整齐齐地坐着，等着开公判大会。一辆辆卡车上，都是熟悉的、不熟悉的很多脸孔。干大脖子上挂着“抢劫犯”的牌子，后面是平日里很威武的队长和村里几个很能干的男人。还看见一张年轻又熟悉的脸庞，深深地低着头，“流氓罪”的牌子压得他一动不动。同桌拧一下我的胳膊说：“快看，那是咱们政治老师。”他们都垂下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每个人后面站着两个神色严肃的解放军，听见喇叭上喊谁的名字，就使劲拉一下背后捆着的绳子，他们就猛然抬起头，疼得龇龇牙，汗水顺着脖子淌下来。
远远围着很多人，黑压压的一片，人们都静静地站着。宣判的声音在空中荡来荡去，让人恐惧。我看见了妈妈和小姨在人群里哭泣，看见了干妈和儿子们默然的身影，看见政治老师的女朋友散开的头发，看见了那么多绝望的眼神……
几天后，又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镇上的供销社被盗，据说偷走了四百多元钱，还有粮票若干。“反了，反了，这还得了？”村里的墙面上到处都是用白灰写着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标语。村里一时缄默得可怕，没有人随便说话，人人噤口不言。
不久就有消息传出来，说是伊斯马哥哥的三弟弟干的，为的是给坐监的干大送一些生活费。干妈什么也没有说，阴鸷的脸上看不出在想什么。她做好饭菜，收拾好家里，等着孩子们回家吃饭。夜深人静，闯祸的三儿子怎么也找不到。人们点着火把四处寻找，找到半夜，终于找到了。他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吊死在牲口圈的大梁上。一旁，牛马在不停地吃草、反刍，它们一点也没有理会半空中挂着的长长的稚嫩的身子。干妈叫了一声：“真主啊……”就昏死了过去。
再后来，我收到了一封信，和以前不同的是贴了邮票，我知道是伊斯马哥哥给小姨的。
再后来，说是伊斯马哥哥因为家里人的问题做了逃兵，跑到“口外”不知去向。消息传来，人们都叹息说这家子可真是毁了。
再后来，干妈正式和妈妈说，回汉不通婚，让小姨不要等伊斯马哥哥了。
小姨越来越不说话，脸色越来越苍白……
秋雨乍歇的傍晚，听同桌说沟里又翻了车。我撇下书包，跟在大孩子后面，疯子一样跑去看，手里还拿着半截煮熟的玉米棒。窄窄的路上，一辆敞篷车和一辆拖拉机相撞。拖拉机的头抵进敞篷车的肚子里，玻璃、铁片等残骸遍地，狼藉一片。血流在沥青的路面上，黑乎乎的。人很多，攒在一起，地上躺着一个用麻袋片遮盖的女尸体，一角裙边露在外面。女人们退在后面，嘀嘀咕咕地议论着，说死的是个年轻女子，还穿着花裙子。另外两个人被人拉到卫生所了，剩下一个满脸血污的司机傻了，谁也不理，瘫坐在一旁，脸色苍白。
天色黑了下来，大人们早已散去。留下没有事情干的一群孩子，又害怕又好奇地站在路边，谁也不肯回家去。远远听见妈妈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可我还是和几个女孩子挤在一起，装作没有听见。月亮亮晃晃地从山背后爬了上来，秋风凉凉的，吹得沟里的玉米叶子哗啦啦作响。
同桌和几个男孩子拿着长长的树枝挑起那个麻袋片。我急着想看那个女人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花裙子，却看到一张脸皮软塌塌地贴在地面上，脑浆白花花的一片，黏黏稠稠的。大家都怔住了，吓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妈，我们大声哭喊着，疯了一样折回跑。忽然碰着黑黑的影子，软软被抱住，我觉得鬼魂已经抓住了我的手，就用尽全身力气喊：“妈妈，妈妈。”胳膊被掐得生疼，我抬头一看，妈妈就站在我面前，小姨怔怔地盯着那个没有脸的尸体，月光下她的脸纸一样煞白。
小姨生病了。不吃饭，不说话，昏昏沉沉的，躺在床上，长长的头发披散着。妈妈拉住我用笤帚疙瘩打了几回，当着她的面。可是，小姨还是没有反应。外婆说是丢了魂，用麦草扎一草人，取一个生鸡蛋放在里面，上笼屉煮熟，夜晚送到十字路口，画十字圈，烧黄表纸。然后和妈妈带着小姨到出车祸的沟边，哑着嗓子一声一声喊：回来啊，回来啊……
长梦不醒。从此我怕死了黑夜，也恨死了自己。
冬篇
天气冷了起来，房屋上、田野里、茅草上都有了薄薄的霜意，微白而亮晶，在苍白着脸的太阳下，闪着白光。清晨上学，矮墙上躺着枝叶干枯的葫芦蔓，蔫头耷脑、惨败不堪。我无聊地顺手一扯，就拉作一团。村里似乎很少有人走动，人不知道都去了哪里。没有人影穿梭的村落，闭着门的一户户人家，荒凉孤寂。岁月从这个冬天开始，就掀开它荒凉凋敝、残酷无情的一角。
小姨搬回外婆家住了，我成了家里的重要劳力。上学，放学，做饭，管教妹妹、弟弟，也不是每天都能够见着小姨的。隔几天，会在十字路口看见一堆堆的中药药渣。其他人都绕着走路，怕沾带上病魔。我每次都会故意走上去，站上几分钟，并使劲踩踏。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替代小姨生生病啊。
周末，我会抓紧时间跑到外婆家，她从幽暗暖暖的炕上爬起来，伸手拉我。我看见她的手指变得更细，手上的汗毛也变得更长。苍白的手，像是从另一个幽暗诡秘的世界伸过来的，穿过尘封蛛网和朽木枯枝，带着黑暗、荒凉、冷寂、死亡的气息。我顺从地把手伸过去，心底有莫名的害怕。小姨告诉我，千万千万，不能说信的事！
她的身体不断地消瘦下去，连自己都有些茫茫然，不知道消瘦的尽头会是什么。我坐在小姨身旁，帮她梳理稀疏的发辫。每次都会梳下一根根长长的头发，够绾个大疙瘩。小姨顺手塞进墙缝里，那么黑的一大团，触目惊心。我心里充满悲伤，也不能跟外婆、妈妈说，她们已经在疾病的阴霾之下，惶惶不可终日。
于是，就说一些报喜不报忧的话。比如：语文、英语考了96，数学考了11分。小姨笑着说，这样的话长大没有男人要，不会算账管账。我赌气说，没人要就没人要，我就不嫁人。我们继续嬉笑着，药渣继续倒着。以致我天真地以为小姨的病会一直这么生下去，不好也不坏。
冬日第一场雪来了，风卷起沙尘和树叶，扑在脸上，冷到直钻骨头。下午放学，风不断撕扯着蒙在头上的花围巾，撵着我往家跑。路过外婆家的墙头，一群人慌慌张张跑出来，用床单布抬着小姨往拖拉机上放。她脸色奇白，眼睛闭紧，薄薄的身子蜷在一起，小孩子一样躺着。外婆小声啜泣着，那么多人都围在一旁。妈妈红着眼睛走过来说，拿好钥匙，我一会儿就回来。我的心抖起来，使劲抖着，像寒风里的一片树叶，哗啦啦的。我的记忆里关于小姨的最后一幕是：她被别人抬着，走了，走远了。向着灰蒙蒙的太阳沉下的方向。
晚上，妈妈回来了，在灶房里做饭。柴火里的土豆蔓散发出干脆的香气，借着窗缝里漏进来的夜风袅袅漫到屋里，蝴蝶一般在鼻翼边周旋。夜像一只泊岸的木船，暂时是安静而沉默的。妈妈累得似乎已经提不起力气说话，我拉着风箱，一下一下，看火苗在炉膛里一明一暗。关于成人世界的艰辛与无奈像一缕隐秘的风，在我的心上荡出暗黑的一圈圈涟漪来。
接下来，就是竖着耳朵听各种消息的过程。说到医院检查，小姨是“血痨”。过了几天，说是到了兰州。又过了几天，说是又到了西安。
其实那个傍晚我是有些高兴的。放学进门，妹妹兴奋地拿着一块柿饼边吃边说：“爸爸回来了，拿回来一大包好吃的呢。妈妈让你去外婆家取东西。”爸爸每次回家，总会带很多好吃的和新奇的东西，所以我很高兴。
捡了块柿饼咬一口，甜丝丝、软乎乎的。绕过墙角的枯枝败叶，我抬腿就跑进那个大堡子的上房里。外公、舅舅、爸爸很多人都在，或低着头或哭泣。外婆睡在炕上已经不会说话了，一只手不停地指一下天，指一下天，她在无声地呼喊：“老天啊，老天啊……”妈妈纸人一样坐在炕边，摇摇欲倒，瘫跪在一片嘶哑浑浊的哭声里。
没有任何预兆，小姨就没有了。我怔怔地站着，手里拿着甜香的柿饼，觉得自己像一粒咸涩的盐，在哭声里溶化成为冰冷苦暗的一滴泪。
没有隆重的葬礼，也没有刷了红漆的棺材。小姨是没有成家的女子，属于孤魂野鬼，死后也不能进村。大人们商量了，就在西安的医院卷起来烧掉了，骨灰都没要一捧。
有些恨他们，我。回家路上，只记得满眼都是茫茫的一片，田野、村庄、树木、行人、墙头……眼里全浮成一片模糊的世界，是罩在咸涩水汽里那个薄凉冰冷的世界。
夜里睡觉，妈妈一头，我一头，都没有说一句话，亮着眼睛听妹妹、弟弟们均匀的呼吸声。地上有老鼠窸窸窣窣，屋外的北风沙沙地打着窗棂，似乎听见内心深处有雪崩一样的轰然倒塌声。我知道，我的欢乐少年终于在这样盛大无边的恐惧和寂寞中彻底收了尾。
以后的日子，总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心仿佛豁了道口子，再也弥合不上。有时候，坐在大门外的窖沿上，看着收割过的田野空如荒城，眼里就浸出泪来。是啊，冬天的旷野要多落寞有多落寞，没有那如林如墙的玉米、向日葵、芨芨草，也没有了树丛间蹿飞的麻雀、喜鹊、乌鸦，没有风过庄稼时刷刷的大合唱一样摩擦的声音，也没有墙角五彩的花絮在阳光下飞舞……有的，只是一片没有色彩，没有声音，沉默着的黄色泥土，而且那泥土里也没有我小姨的身子。
听同桌和别人窃窃私语，他听长胡子爷爷说，夭折的孤鬼会在凌晨到鸡叫时分沿着熟悉的道路，回到熟悉的地方看看的。一连几个晚上，我总是认真地扫干净灶房的地面，薄薄地撒上一层灶膛里的草木灰，期待小姨晚上回来看看我们，哪怕一眼。可是，第二天起床地上总是被妈妈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痕迹。
妈妈抿着嘴，总是不说话，我也不敢问她什么。生活的重压让她渐渐丧失了与一个个孩子交流的热情与细心，缺少一些来自细节的温暖。我也是的。我的话也少了，快乐也少了。这时作为女孩子的生理特征渐渐出现，我日渐羞涩恐慌，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那个冬天月经初潮，弄脏了褥子、被子、衣服，从妈妈那里得到的不是如何使用卫生纸的方法，而是摔过来的一个塑料的卫生带。那一刻倍觉发育是件耻辱的事。那一刻，我是多么想念我的小姨。黑暗里，我蜷缩着身子，被一种盛大无边的孤单凄惶袭击，眼泪哗哗地流：如果她在，如果她在……
雪花漫天飞舞，对联迎风跳跃，年终于来到了。除夕夜晚，红红的灯笼挂在大门口，妹妹、弟弟们穿着新衣服在嬉笑，在放着鞭炮。墙头那边，干枯的枸杞树在寒风里摇晃，一上一下。干妈家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他们是回族，不过春节，也不放鞭炮。而且，我们两家已经很是生疏了。
1983年，踢着、跳着远去了。剩下记忆的脚步，在我的脑海之中反反复复回荡着，如一面墙，一面断壁残垣却冲不破的墙。有一丝恐惧、一丝怜悯、一丝动荡、一丝悲哀。
我的1983，一段青涩苦味的时光，以成长的名义覆盖着一年的喜怒哀乐。
那些人，那些事，最后都散成千万片落叶隐匿在时光之后，不成章节，不成篇幅，零碎得只能算是短短一阕小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