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女权的纸上谈兵
中国的女权运动一开始并非由女性自主提倡，而是由男性思想家对女性提出要求。它一开始也不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为女性争权，而是从解除民族危机的角度，把女性解放作为保国强种的手段。早期维新派的男女平等思想，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不同的接受者依据各自的理解，对西方女权思想作了多元的阐释。因此，女权在中国一开始是概念的演绎，而不是从女性实际生存状态和经验中，由女性自发提出女性存在的问题。
比较难得的是1898年《女学报》第5期上新会女史卢翠写作的《女子爱国说》，由女性自己提出了和男性思路有异的一些妇女权利的问题。她对女性参政的想法，不同于之后的金一所认为的女子议政尚需资格，而“资格者，非一朝夕之效，乃亦有所豫备者也”。金一所撰的晚清中国女权名著《女界钟》所列举的女子亟需获得的基本权利，包括了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婚姻自由六项。作者还提出了有待争取的女性参政权等女权理想。金一认为，在男性也没有多少获得参政权的情况下，女子参政还属“太早计”。但卢翠认为，女性的权利并不需要特别的学习和其他附加条件，她直接请求皇帝“如西国设贵妇院例，设贵妇院于颐和园。召各王公大臣命妇，一年一次，会集京师”，讨论女权问题。还请求设女学部大臣，广开女教，并且准许女性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倡议或许启发了如如女史的《女举人传》、吾庐居士《芴山记》的写作，使清朝弹词《笔生花》、《再生缘》中女性改妆男性考状元的故事传统，在晚清小说中得到了复兴。卢翠还提出了立女塾、设女学报、植女公会、启女观书楼、劝女工、恤孤老、奖节孝、赏才艺、设女书会、立女医院、赛美会、练女子军等女权主张。虽然这些想法是从西方妇女运动那里移植过来的，但卢翠不但眼界颇高，比如主张女子参政，而且提议具体，几乎考虑到了女性权利的方方面面，不管从立意还是操作性，都要比若干年后金一的《女界钟》更高明，也远比当时在《女报》上发表以女德女训女诫和传统烈女为榜样的兴女学主张的其他女性，有更高的见识。
在20世纪初倡导女权的舆论氛围中，一个不具有实体的“女界”概念开始形成。“在清末上海租界，‘女界’既是指一个性别群体，也被视为租界华人社会的组成部分之一。当然，它不像商界那样有全市统一的商会组织，还只是风气渐变、观念更新的产物。”“女界”的形成和清末文化界“合群”思想的推行有关。“合群”之“群”一词来源于严复译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的译名《群学》（1902年在杭州出版），但在晚清，群被理解为集体的观念，统一的意识，合群即抱团合作。1907年，时任天津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的吕碧城发表了一篇题为《女子宜急结团体论》的文章，写道：“自欧美自由之风潮掠太平洋而东也，于是我女同胞如梦方觉，知前此之种种压制束缚无以副各人之原理，乃群起而竞言自立，竞言合群。”
对于女性来说，始于明末清初的一些江南女性社团，已经为这种合群观念提供了经验。但那些社团的宗旨比较纯粹，只限于诗文的交流，或者还有社交功能的延伸，但清末的社团宗旨是多元化的。明清女性社团的活动空间也非常狭窄，基本限于名门望族的闺阁之内，而清末女性团体已经开始涉及公共事务，甚至提出政治诉求。虽然它只是观念的产物，但它为女性预设了一个公共空间，为女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短时间内，一些女性传媒和女性团体的出现，就实实在在地充实了女界的概念。清末十余年间，在上海创办的女界期刊就有13种，其中约半数系女性自办，出现了《女子世界》（1904年1月在上海创刊出版）、《中国女报》（1907年1月在上海创刊出版）、《神州女报》（1907年12月在上海创刊出版）、《女报》（1909年1月在上海创刊出版。《神州女报》未刊稿多在此刊载）等有影响的女性报刊，虽然女报多有捉刀人。1911年前，上海华人自办的各类女学堂不下50所；先后成立过中国女学会、上海女学会、沪南家政改良会、对俄同志女会、女国民拒款公会等20个女性团体。清末上海先后成立的对俄同志会（1904年）、女国民拒款公会（1907年）、女界保路会（1907年）、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1908年）等女性社团，反映了女界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团体参与者形象。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张春帆的《九尾龟》等小说都有涉及对不缠足会的浮光掠影的描写。1909年陆士谔创作的《新上海》中提到了一个“女总会”的女性团体，那是大家闺秀富室娇娃的娱乐空间，那里有麻将牌九，还有攀男女相好的，这也反映了女性通过结成社团满足各种自主愿望。
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界对于女权的理解和表达，既有好走极端的将女性理想化或妖魔化的特征，也有新旧冲突中对女权阐释的多元特征。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涉及的对于两性关系的思考。《大同书》写作于1901—1902年间，但直到1913年才公开发表了前二卷。作为一个曾经的维新派领导人，康有为一直在思考拯救中国出于水火的理想道路。他在《大同书》中提出的思考结果是，人类痛苦的根源，在于“九界”的存在：“国界”、“级界”、“种界”、“行界”、“家界”、“业界”、“乱界”，而摆脱痛苦之道，就在于破除九界，即破除国与国之间、家与家之间的界线，而求得平等。康有为特别写了一部“去形界保独立”，用两万多字思考为女子致之平等大同自立之乐。康有为曾周游欧美、印度，他把全世界妇女的问题归纳为“八不得”和“五为”。“八不得”即不得仕宦；不得科举；不得充议员；不得为公民；不得预公事；不得为学者；不得自立；不得自由。“五为”即为囚、为刑、为奴、为私、为玩具。康有为认为，妇女因为没有参政权、受教育权、就业权和社交权，因此受到男性的压迫和玩弄。他呼吁要把这些权利还给女性。而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关于两性关系最特别的创意在于，他不但主张禁止纳妾嫖妓，而且主张废止夫妻关系，废除家庭。那么，如何解决人的情欲和繁衍后代的要求呢？康有为提出了这样的方案：“凡有色欲交合之事，两欢则相合，两憎则相离。”但欢合者双方要订契约，短不得少于一月，多不能超过一年。一年之后可以续约。康有为认为，这种“有交好而非婚姻，有期约而非夫妇”的结合，可以避免淫乱、嫉妒、争夺，能有秩序地满足生理欲望。但是康有为不允许人们自由生育子女，大同社会会专门挑选“仁慈智慧尤深者”承担生育小公民的义务。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其基本理念在于强调同质而忽视差异，是一种寻找获得群体利益的解决方案，而不注重个人的差异性要求。虽然看似平等解放，其实却更多地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和主张。他的主张虽然惊世骇俗，却带有浓重的空想色彩。所以康有为的《大同书》出版后，被时人主要看做一种虚幻的想象，而没有得到认真看待。
民国的一些小说也有通过一些新女性的主张，对这种性别关系的空想观念作出讽刺。比如李翰秋小说《魅镜》中的鲍超雄对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就发表这样的见解：“腐败，腐败！不通，不通！你这样议论，全是家庭制度的见解。如今你可知道，换了社会制度了，便是生下儿女，也不能私为己有，因为她们通是中国的国民。既替国家制造国民，就不应再注重姓氏。请问这姓氏的作用，不过做人的符号罢咧，原没有什么打紧。”明显是对《大同书》这类见解的回应。
20世纪初对于女权问题最严肃和最有价值的辨析，或许在于对女性被定义为“女国民”和“国民之母”的讨论上。梁启超的《论女学》提出了倡导女学出于“母教”之用的思想，把女性定义为“国民之母”。对此，女性教育家吕碧城撰文反对“女子只应治理家政，不宜与外事，故只授以应用之技艺”的女学宗旨，主张培养“高尚独立之女国民”。秋瑾也在《中国女报》上声援，反对女子教育“养成多数高等之奴隶耳”，反对女性成为民族“强国保种”和家庭“相夫教子”的工具，而违背了天赋人权的真正含义。金一在《女界钟》中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匹妇亦与有责焉耳”这句话在当时成一时名言，被广为传播。不过这一思想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发生影响，只不过经金一的宣传，有了更广泛的影响。一位女性先觉刘纫兰早在1898年，在一篇叫《劝兴女学启》的文章中就写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女性要担当国家民族重任的思想，后来被凝聚在“女国民”这一概念中。秋瑾在她的诗文中，就曾多处强调女子亦国民的思想。1907年，《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刊时，明确表示“本社最崇拜的就是‘女子国民’四个大字”。爱国自由的思想，和激昂慷慨的气质，构成了女国民的精神世界。
但国民之母的主张或许更多被人接受，而女国民还是一个极少数女性开始践行的主张。以倡导女学为宗旨的著名小说《黄绣球》中，黄绣球这样深入浅出地解说女权：“可见虽天比地来得高，地是比天还容得大。女人既比了地，就是一样的，俗语所说： 没有女人，怎么生出男人？男人当中的英雄豪杰，任他是做皇帝，也是女人生下来的，所以女人应该比男人格外看重，怎反受男人的压制呢？……”她把男女关系比作天和地，并没有什么新意，而强调女性的重要性在于男人也是女人生出来的，突出的是女性自然的生殖能力，实际上是对女性社会能力的忽视甚至是否定，这种对于女权的歪解，在今天看来是一目了然的。
对于当时女权主张的推广，在小说《冷眼观》中，有一个带着偏见的观察：“如今那些讲男女平权的女志士们，若竟能达其目的，或不仅止于平权，直欲驾男权而上之，尽反其平日一衣一食，均仰鼻息于男子的宗旨，或以教授薪资所入，瞻顾翁姑，或以劝办义举所余，扶蓄老小，岂不是从此我们二万万的男同胞，人人的家主婆，都要变着一个两片皮养活了八张口了么？”在20世纪初争女权的初级阶段，女性尚未大量进入直接通过创造财富养活自己的行业，男性还不能理解主要靠口舌、最多也是以笔墨的宣传形式进行兴女学启蒙工作的意义，拿它当笑话讲。虽然男性的偏见显而易见，但女性此时参与的社会活动流于空泛也是事实。小说既然缺乏现实中足够的女权实践的材料可资利用，也就缺少足够的说服力让男性对女权心服口服。
在以女权作为表现主题的陈啸庐的小说《新镜花缘》中，作者开首就大谈女性既得父母宠爱，又得丈夫抬举，所以“我说中国的女界，比男界还加倍平等。我说一句笑话，难道要个个像什么道台的姨太太，什么大人的如夫人，你也姘戏子，他也姘戏子，才算女权发达、男女平等吗？他才算心满意足吗？他不晓得这真是女界黑暗时代，有天没日头呢”。这位女权的主张者就是这样理解晚清女权的实际状况的，岂不令人绝倒。接下去他说：“我这部书，是替女权真想发达做的；也是替女界真想同男界平等做的。不过我所说的发达、平等，同他们向来所说的发达、平等，成一个反比例的。”可见，晚清谁都可以谈女权，但每个人说的女权其实不是一回事。
2. 超越现实时空的小说想象
以讨论教育为主题的小说《学界镜》，在仅完成的四回中，就有两次写到男主人公方真在女学堂演讲。他在阐发女权主张时，指出了女权是通过具体实在的事情去实现的：“西人女子争女权，原不是空以笔舌争的。”但小说本身却恰好入了彀中，除了空洞的演讲，看不到具体的实践。这是清末言说女权的小说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言之无物，空洞枯燥。
不过，这个现象也不是女权小说独有，它也普遍存在于清末其他主题的小说中，但尤以政治小说为最。梁启超在具体实践新小说的写作《新中国未来记》的绪言中，还颇以此自得。他说自己的小说：“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而这种文体是为他小说中论辩政治话题服务的：“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与爱国达识之君子。”小说中也出现了多处演讲，还有大量对谈。演讲是一种少数人讲，多数人听的方式，演讲形式本身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而对谈辩难，更像是政治论文的另一种写法，是知识分子间的政治论辩。梁启超把这种政论文的写作风格带进了政治小说。而在言说政治色彩浓厚的女权小说中，这种“非小说化”的政论文风格难免掺杂其中，也很难逃脱鲁迅对晚清小说的这样一种批评：“辞气浮露，笔无藏锋”。
时人对新小说也有类似的批评，称之为“开口便见喉咙，又安能动人”。一些小说作者完全没有能力处理所叙述的事件中，关节怎样打通，问题怎样解决，最取巧的办法就是大笔一挥，让时间少则跳过几个月，多则跳过几十年，问题就全解决了。《未来世界》对于办女学堂的叙述是：“半个月的工夫，又把这省文学堂办得停停当当。从此，中国的女界里头，从黑暗处得了一线光明。那班贫民的妻女，一个个也都有了相当的教育，再没有什么野蛮无礼的地方，狉獉狉獉的风俗。”异常困难的事情，到了作者笔下也能一蹴而就，并且一劳永逸，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新镜花缘》中，几个学童的学习进度则显示出惊人的神速：“不到一年，那振甫同两个阿姊，中学固然不必说，西学连各国的语言文字，都能上得来口动得来笔了。”《黄绣球》中，黄绣球把两个蒙昧迷信的尼姑教成知识开通，花了几个月时间：“数月以来，……两个尼姑经不住黄氏夫妇早晚的教导劝化，头发养的渐渐长了，知识也改的渐渐通了。”这点时间已经算长的了，更神奇的是黄绣球本人，她原来是个粗粗的识几个字、总是不曾读书的家庭妇女，只有一个梦的功夫，因为得了罗兰夫人的授书和点化，就通古博今，学贯中西，有了把地球绣成锦绣花样的资本。
王德威在研究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902）时，就指出这个小说的叙述“有过去，有未来，而由过去如何过渡到未来的‘现在’部分，独被牺牲”。这既可以看出国人急欲达致文明社会的急迫心情，也可以看出对如何达致文明社会无从下手的困惑。
以《新中国未来记》为滥觞，清末还有很多畅想若干年后新中国景象的小说。陆士谔的《新中国》是其中一部，它想象了40年后中国的景象，对于女权问题也有涉及。带“我”游历新中国的导游李友琴女士告诉我：“现在世界，哪里还有甚野鸡妓女。不要说是野鸡，就是高一等的长三、幺二、书寓、住家，也都绝迹了许多年数了。总之，妓女两个字，在别国，容或还有人谈起；我们中国，就是谈起，也没人知道的了。”一位出生于新中国的年轻女子咏棠还如此天真地猜想妓女：“要我猜么？我晓得不是植物，定是建筑物。”虽然陆士谔对于妓女绝迹的想象并没有实现，但相比较那些不靠谱的速战速决，陆士谔寄托的展望合理性算最强的了。
以女权作为篇名和主题的小说《女子权》（1907），大体上也是一个展望未来的小说：“话说中国当西历一千九百四十年间，朝廷早已实行立宪，一般也入了万国同盟会，所有主权国体也极其完全。”但作者想象力的局限比较明显，40年后还是皇家天下，而不是自由国家的体制；作者对女权的前景也并不乐观：“如男女学堂两相，男学堂大小有六万六千余所，学生共九百八十余万人；女学堂大小有三万余所，学生共二百余万人”，显然女性连学习上的平等权也没有争到，离性别平等更加遥远。作者看到，女权“这事须要循序渐进，未容一蹴即儿”。所以他比其他作者更有耐心地去写女子争权的过程。但作者在情节的推进上，却一再容忍自己的“一蹴即儿”，加上夸张和巧合，终于成为一个荒唐的故事，让争女权的意义大打折扣。
《女子权》的主人公叫贞娘，一个很有传统女德色彩的名字。她聪明伶俐，读完小学，又考入湖北省城内的启化女中学堂。“这启化女中学堂里面，学科尤为完备。贞娘在这学堂内执业三年，居然学贯中西，绰绰乎有高等学堂的资格。”女权小说中的人物学贯中西都很容易做到。而且贞娘不但学习好，在校运动会上，连柔软体操、击球、竞走都占优胜。男学生邓述禹来参观运动会，和贞娘一见钟情。贞娘在重九那天向学校请了假，独自去黄鹤楼登高，恰好遇到邓述禹同学，邓同学恰好掉了皮夹，有多少钱不要紧，里面有一张小影，可供女生发相思情，还有一首情词，让女生确定她正是被恋对象。之前一直通情达理的父亲，在女儿不慎把情词掉在家里后不问来由就怀疑女儿的清白，要逼杀女儿。贞娘名字的意义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贞娘为证明清白投水自尽，正好被邓的舰船救起，邓又正好被指定照顾贞娘，连贞娘湿衣服都是邓换的。这里没有写邓的心理波澜，只说贞娘想到她的身体都让邓碰了，以后就是他的人了。然后贞娘想到要与邓自由结婚，必须有相关法律，必须首先倡导女权。“自此，贞娘每想起邓述禹，便想开办报馆。”贞娘在同学中随口谈了几句婚姻不自由的套话，“话犹未了，大众都击节赞叹，道：‘这话真说得透辟！好似斯宾塞女权论的缩本’”。贞娘办报也非常容易，马上有个富家女区继昭独认二万两银元的股本办报。招股异常顺利，更为乐观的是，报纸办出来后：“不料一礼拜之后，这国民报的名誉居然大噪，远近寄函订购的纷至沓来。……又过了月余，这国民报的影响，便渐渐的及于全国社会。各省的女学堂及各种女工厂，竟新增了三千数百所。那女学界中创议恢复女权的，纷纷不绝。此项报纸，每日竟增销至五十余万张。美洲合众国的万国新闻纸同盟内廷供职见这国民报纸如此发达，便函请合众国驻华公使，教他照会华官，传谕该馆也派员入会。”
贞娘这时收到一个叫“自立会”的来函，要求刊登此会的章程，章程说“特合女界同志结一大团体，名曰‘自立会’，以尽人皆有以自立，不必仰仗男子，亦不受男子之约束为宗旨。”贞娘居然会有这样的逻辑推演：“这自立会果以不受男子约束为宗旨，不久必与男子大起冲突，演出流血之惨剧。”所以，贞娘发电报过去一口回绝。而且“贞娘发了这电报之后，还恐怕那自立中人酿出非常的祸来，有碍自己的前途，因此颇觉郁郁不乐”。因为她主张与男子恋爱，受男子约束，恐怕自立会破坏了自己的好事。作为一个争女权的人，贞娘竟然横竖看不惯那些女性团体：“自从这年二月上起，什么‘女子自强会’，‘女子自由会’，一唱百和，犹如传染病一般”。当局要处罚激起女子集会闹事的报馆，因贞娘父亲为当朝官员，他们逮捕了副主笔，那位可怜的替罪羊徐徽女士后来病死狱中。《女子权》用枉法手段为好人开脱，和黄绣球用欺骗的手段把尼姑逐出庵堂，以便用庵堂办女学堂的小人手段如出一辙。
贞娘作为翻译随林教习到国外考察女工现状，竟在伦敦巧遇情人。她们萌生办厂念头，马上就有个寡妇愿舍钱资助。但也有不顺利的事，贞娘听林教习说林侍郎内侄向他父亲提亲，立时吐血。“又想，我要明白此事，既不便向母亲探听，又不便向林教习探听，这个闷葫芦几时才打得破呢？”贞娘还号称女界斯宾塞，自己的婚姻竟然连向母亲问都不敢问一声，实在令人困惑。幸好议院通过了关于女权的试办章程，幸好贞娘又得到皇后的召见。而且皇后这样极口称赞贞娘：“目下开放女权一事，原来都是你一人的功劳。”皇后竟然眼眶这么小，认为靠一人之力就可成就女权的大事业，说得也太轻巧了。贞娘的婚姻也靠皇后谕赐，合了媒妁之言的成命，而且是个超级大牌的媒妁。贞娘还升任宫内顾问官，并加三品女官衔，顺利实现了女子参政。有人在纽约为其铸铜像，标志了新女性形象的建立。
思琦斋《女子权》中对于女性问题的解决，不是天佑神助，就是皇后玉成，没有多少真实性和现实意义。而且其中的女权见解，充满了男性的偏见、陈腐的传统观念，和受时代局限的自以为是。
但在清末小说歪曲地表达女权意识和女权见解的时候，总有一些进步的因素，已经渗透在其中，比如《女子权》中对女子教育、女子办报、女子办工厂、自由恋爱的认知。而在《女娲石》中，有一段游戏化的写作，也可以说明被革命思想裹挟的女权意识的影响。小说描写金瑶瑟在周游旅程中，来到一个叫淡花村的地方，碰到一家菜谱离奇的菜馆，在大卖维新菜。酒保介绍，这家酒楼往来的都是维新志士，所以菜品共分两派： 第一是保皇派，第二是革命派。瑶瑟见革命派菜中有革命羹，惊道：“‘为何革命花，又有羹来？’酒保笑道：‘我道老爷必是乡里革命派，难道革命花是罗兰夫人，用兰花做的羹也不知道吗？’瑶瑟道：“这品不甚好，且罢。止做两品来尝，好时再添。”酒保又说：“‘老爷喝酒，有顶上自由血。’瑶瑟越发惊道：‘什么自由血，难道血也喝得的？’酒保笑道：‘从不见这般外行革命派老爷，这种国民话不懂得，必定要说葡萄酒。’瑶瑟恍然大悟，含笑不止。”在这段游戏文字中，菜谱也充满了革命话语，日常生活也被维新所渗透。
而小说中的女性材料，也常常是小说家进行夸张的灵感来源。吕侠的《中国女侦探》系列之《血帕》，其中倾听奇案的女子捷真感叹说：“异哉是案！吾因此而弥忆西方大侦探家之言也曰： 凡奇案必与妇人有关系。”女权在清末也是如此，在清末小说中，女性的遭遇常被作为耸动人心的材料，进行夸张演绎，以吸引读者的眼光。在言说女权时，或许它也常常停留在名词层面，但它的渗透作用其实在慢慢地发生，以致渐渐影响各个阶层、各个区域、各个生活环节。它的问题也在慢慢积累中，被提出、质疑、商榷和改造。
3. 遁世避走乌托邦
20世纪初期女权小说被理想化的最极端处理，是把它放在一个与世隔离的环境里，让它得以无所挂碍地实现。在古代众多典籍中，都出现过女子国： 《山海经》、《三国志》、《后汉书》、《淮南子》，直到《西游记》、《镜花缘》。而《镜花缘》对清末这一类型写作的启发或许最为直接。在清末，翻写这部小说用同名的《新镜花缘》就有两部，作者分别是陈啸庐（1908）和萧然郁生（1907）。两篇小说都有关女性风尚的改变，萧然郁生的更忠实原著，沿用了林之洋出洋游历的故事框架，让他去了维新国考察。理想小说的出现也和清末小说的整体环境有关，清末盛产乌托邦小说，碰到绕不过去又解决不了的问题，常常用一种超现实的方法来解决。萧然郁生的另一部小说就直接叫《乌托邦游记》，不过这部小说没头没脑，刚开个头，什么都还没来得及说就没有了。
很多理想小说会有这样一种描述：“那舟山西南有一个大村，名叫民权村。讲到那村的布置，真是世外的桃源，文明的雏本，竟与祖国截然两个模样。……有议事厅，有医院，有警察局，有邮政局。公园，图书馆，体育会，无不具备。蒙养学堂，中学堂，女学堂，工艺学堂，共十余所。此外有两三个工厂，一个轮船公司。”这是陈天华《狮子吼》第三回对明末避乱的遗民在方外之地建立的乌托邦的描述。陈啸庐的《新镜花缘》对故事发生地这样描述：“离县城三五十里，有一个村镇，叫做什么黄村。因为这一村人，都是姓黄的一种，故此出名。”黄绣球的开头是：“话说亚细亚洲东半部温带之中，有一处地方，叫做自由村。那村中聚族而居，人口比别的村庄多上几倍，却推姓黄的族分最大”。《闺中剑》开头也是：“中州某处有一大族黄姓，本是轩辕黄帝之子孙。”黄村黄姓都隐喻中国人，民权村和自由村的村名都带有理想色彩。在《狮子吼》中的民权村，果然女权也得到了伸张。德高望重的老者临死前的最后嘱托是：“女子包脚很不便，我村不可染了这个恶习。”虽然这些小说写作手法都更接近写实，但其内含的虚构性也从对一个村子的命名中泄露出来。
以下我对两部比较能够说明女性乌托邦小说特征的小说稍加引用和分析。
第一部是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这部小说是一部以写实为主的小说，但小说中，多处对事件发生地、人物和器物等作了虚化处理，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朦胧感。小说开头就写到一个女子陈氏被骗贩往古巴，因在苦力船上被洋人调笑，拼死反抗而被抛下了船，飘到了一个世外孤岛。岛主朱怀祖古道热肠，妻子张纫秋也明白开通。后来他们出了岛，游历了很多地方，张氏的女权思想也更加坚定成熟。爱国商人夏建威主张废除外人和工商部订的不平等条约，找不到支持者就找到了张氏，想在女界运动。这个来自世外桃源的女子，非常务实地撰写檄文，亲自发印，逐处分派，并组织演说会和捐款活动。而在开会前一天，一个之前只闻其人、不见真身的神秘女子苏隐红露面了，她对于女权也抱着一种特殊的热心。苏自述是遗腹子，6岁丧母，由老尼抚养长大，在云锁雾罩的黄山深处作息。怀祖听说隐红的事，抚掌道：“吾知之矣！隐娘、红线不是个女侠么？这人胸襟谅也不凡。依古来道高魔广，务自晦藏，他犹游戏人间，呈露色相，正如佛门中辟支禅，还没到上乘地步哩。”
作者这样描写这位神秘人物的登场：“忽见一人当顶挽个盘蛇髻，横插一枝玉钗，髻边茉莉球，中镶一朵大红月季花，耳垂一副翡翠三连鐶。一身金银罗的衫裤，脚上套了一双蛮靴，服色离奇，偏又脂粉不施，婷婷袅袅的走来，深深万福道：‘这位想是纫秋姊了。三次登门，始得近接玉容，一消饥渴，也算前生缘法。’张氏急忙答礼道：‘是隐红姊么？步虚声里，习习天风，俗抱尘襟，霎时尽扫。始知天人真相，自非俗粉庸脂所能模拟。敬具皋卢，前谢失迎之罪。’”隐红的打扮非常夸张离奇，带着一股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而张氏和隐红见面时的客套用的骈文体，给人仙女下凡的感觉，加强了夸张和虚幻的意义。
而隐红此番露面，是为了向张氏进箴言。隐红劝说张氏不要为了支持改约动员姐妹们出头露面，遭人非议：“姊姊必欲抉症破结，一层时机已失，恐言易而行难，一层借人口舌，因以疵议前议者之非，败坏团体，自编私图，姊姊一番普度众生的盛心，转不免负罪社会。黄河浩瀚，犹自朝宗，不如且退一步罢！”隐红的来历、打扮、言行，都传达了她的一种女性社会观念： 女性应以退为进，以遗世独立的姿态，获得自尊和自由。张氏并没有接受隐红的建议，仍然组织了轰轰烈烈的演说会。但果然事不如愿，女会欲募集资金兴农劝工，抵制洋货，却遭遇挫折。女会会长告诉张纫秋：“诸友言，虽有些私蓄，然都存之夫婿，有的又须请命姑嫜，不能真由自主，初识应允者，为属固有之财，并非取之公中，自不致横相阻挠。谁知归谋之室，不以为创举之事，男子尚受人侮，每每无以善后，便以为经商服贾，非女子所应为。必致招人讪笑。众口相合，一人便觉势孤，不能相敌。尚有数友，已与家人同化，索性不来回复了。”女性财产不能独立，就无法做主。即使有爱国心，也没有爱国的能力。这些参加活动的姐妹，本来还担负着劝说父兄丈夫的责任，结果不但没有说服别人，自己反倒“内受家庭的唾骂，外受亲族的讥讽，无一人不来挥泪诉冤”，让会长说到这里都忍不住“呜呜咽咽，掩面悲涕”。
在女会成员四处碰壁之时，神秘的苏隐红又出现了。她的出现，还替作者承担着为小说结篇的使命。众人“突见庭前站着一个衣红负剑，婷婷袅袅的女人，大众不知何来，相顾失色”。更奇的是，“隐红却在身边取出一个小小的匣子，递在张氏手中。打开看时，是只皮纸造的小舟，有帆有舵，可收可放。隐红却道：‘本师为此耗了十年心血，方始告成。妹平常出门，若是有路可通，不怕高山峻岭，都能上下自如；若是大河前横，重洋旁阻，便只靠此舟了。’张氏道：‘此舟虽巧，如何能追轮船哩？’”你叫苏隐红如何能回答呢，本来这个小舟就是想象出来的。于是“隐红一笑不言”。最后，隐红这个世外高人为那些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女性，许诺了一个虚拟的美好未来。隐红对张氏说道：“‘此数日间，发现一块从古到今杳无人迹的大地，正要告诉姊姊哩。’却因此语，又开出一座锦绣江山，花团世界，做我同胞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子子孙孙的殖民地，政治道德的完善，还比现在文明国胜过十倍，岂非我同胞绝大的幸福么？”小说就以这样一种乌托邦幻想作结。既然民智不容易开发，民德不容易养成，就先展望一下美好的远景，鼓励一番民气也好。
第二部作品是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1905）。这部书是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中的代表作。
小说中主角是日本青年玉太郎和华人妻子濮玉环，两人乘坐自行设计的气球环游世界，帮助反清志士龙孟华寻妻寻子。这种夫妻组合以日本人代表外来的先进文明——西洋人在晚清作为侵略者很不容易被国人接受，何况当时的婚配也很少有和西人结合；而中国的现代文明则以女性濮玉环来代表，中国当时的国际地位也正如女性，处于受别人牵制地位。但小说中这对夫妻的平等关系，反映了国人希望获得平等的对待。濮玉环是一个被完全理想化的中国女性，她既掌握了先进的文明技术，又通晓中国美术文化，而且胸襟豁达。
文中有个中国人龙孟华，虽是个男人，但性格阴柔，常常因为失妻悲痛有过激的言行。龙孟华从名字到言行，都代表了一部分老中国的形象。龙孟华的前妻潘兰英在离家后堕落烟花，先跟了何员外，又为员外之子所占，龙听说后竟激愤到揣着枪要去杀她。濮玉环一口气说了十点理由，分析他的糊涂。比如第二点：“以前之事先生既不过问，现做了何领事的妻子，先生更无管理之权。何领事占父妾为妻，是何领事得罪了社会，得罪了国家，并非先生一人的私仇。”濮所依据的是现代社会的契约思想，而不是龙的那种女人一辈子就是某个男人附属品的意识。所以十条说完，“竟把龙孟华驳得顿口无言，满肚皮的火气登时都消个干净，把怀里的枪仍旧挂在墙上，站起身来深深的一揖道：‘鄙人一时无识，深蒙姑娘指教’”。
龙因跟着濮玉环夫妇和洋人交往，也改穿西装，但他不明西礼，外国话也听不懂。“觉得东西国语言文字全然不晓，陡然改了装束，惭愧得很，脸上不禁红了一阵。藤田次吉却因为龙孟华是中国义士，倒也十分敬重，改用中国语言问龙先生是专门的那种学科。龙孟华愈加惶恐，原来他是除了诗文之外，非独没有专门学问，便是普通的学问也没好好学过，只得红着脸答道：‘在下并未学甚专门，有辱明问。’”虽然玉太郎此后代答，说他是文学大家，也差不多是一种礼节性的赞扬。对龙的文学才能，此后小说有明确的否定。在第十二回“哈医士渗药洗心肝 玉太郎拨云寻岛屿”中，哈医士为龙洗心治病。治完后嘱咐他道：“你这心想是从小用坏的。我听见有人说起，中国有种什么文章叫做八股，做到八股完全之后，那心房便渐渐缩小，一种种的酸料、涩料，都渗入心窝里头，那胆儿也比寻常的人小了几倍。所以中国一班的官员都是八股出身，和我们办起交涉来，起初发的都是糊涂病，后来结果都是一种胆战心惊的病。我向来行的是医道，并不曾办过什么外交，今日看见先生的心，才晓得这话是不错的。依我愚见，你以后再休做那八股，非独八股不要做，就是寻常的笔墨，也以少动为妙，怕的旧病复发就没医治了。”所以龙虽有义士身份，在小说里却是一个被嘲讽的对象，他只能接受现代女性濮的批评指点。
小说中的新女性还有几位，比如濮的老师和朋友唐蕙良，“年纪三十多岁，立意不嫁，转在中国及南洋一代地方教化人家，劝人家女儿读书”。这也常是当时立意成为职业女性的现代女子对于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比如当时的妇女活动家张竹君，就为了避免因牵挂子女影响为国家担当义务，终身不嫁。小说中还有一位唐小姐，被描写得更为细致：“那唐小姐气宇光明，撑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一手夹着几部外国书，一手扯着曳地的长裙，腰下挂着芙蓉宝剑，脚着皮鞋，由本学堂女教习引进，吱咯吱咯走到演说台左首，与各女教习逊让了一番，然后上座。”眼镜和外国书都是有新学问的表现，曳地长裙和皮鞋都是洋装，芙蓉宝剑则是国粹。佩剑象征着唐小姐是个女豪杰，也为唐此后接到父亲噩耗断指明志埋下伏笔。断指的血腥味散发着殉葬的陈腐气息，实际上唐本来确实准备殉父，被劝住才出此手段。唐小姐也不过是外表现代，其实还是个新旧混合的女性。小说中的濮玉环自然是女性人物的重点。玉太郎的朋友藤田次吉参观气球后，知道是濮玉环帮助制造的，甚为诧异道：“怪底中国的女子有这般的聪明学术，可惜他们国力女学太少，不然怎样积弱到那步田地呢？”小说借外人之口指出中国女人都有聪明才智，中国人其实很能干，但女学薄弱是国势衰弱的原因。
气球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道具，它以超越现时的科技手段和相对与世隔绝的空间，成为了一个乌托邦。小说后来还写到，龙孟华之妻凤氏经过一番曲折的经历，在被强人所逼跳海自杀时，飘到一个崖底黑洞，此处又是一个世外桃源。她被洞中的老人所救，“老人便带他到洞中留养，又同他说道：‘你在这里不须烦恼，闲了便看看书，自然的胸襟开阔，眼界光明，饿时但吃那树头的果子就可充饥，渴时只喝那梅花湾里的流水，便能解渴’”。岛上吃喝无忧，但除了看书，无所事事。而濮玉环夫妇那么奢侈地用气球做环球旅行，却只是为了帮助龙孟华寻妻而奔忙。因为毫无把握，他们一度准备放弃，但结果还是继续寻找。因为除了这个具体的目标，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去做。
20世纪初的清末，因为有了女权运动，传统僵硬的性别格局一下子被打破，出现了许多思想远远超越现实黑暗的女性，女性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呈现极不平衡的状况。一方面一些先进的女性以天下为己任，参与了更多社会公益活动；一方面，报刊还在大量报道女性受男子欺压、遭受家庭暴力的惨相。清末民初的很多小说，还在为弱势女性鸣冤叫屈。比如怅庵的《葑菲怨》（1911）讲的就是一个弃妇的悲惨故事。某生才智有余，操守不足，父卒，众亲戚集资为他娶妇，为望族之女。生先施暴，后骗财，最终弃养妻儿，置外室不归。妻倾尽资产寻夫，为生欺辱。有抱不平者某商人，将生托付的数百金交于妇，劝其归去。小说最后写道：“闻妇自言待子成名，决以一死以谢母氏云。”女人除了一死，别无反抗之途。虽名门之女又奈其何。
清末乌托邦小说反映了女权运动在此时的困境。女权运动在辛亥革命前夜的清末，在实践活动上有了展开，有更多女性参与了实际的革命活动，很多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参与者。但局限仍然很明显。1911年，“女子参政同志会”成立，距离卢翠提出女子参政已过去十余年，而这只是女性争取参政权的民间团体，离女性真正参政尚远。十年间女权运动虽然有了很大的进展，也触动了顽固的传统思想意识，但并未能动摇其根基。在小说创作中，大多数男性作家除了将主张女权的激进女性设定为新女性，从道德品行上进行贬低，或者将一些先进的女性想象成现代女侠，进行虚幻的夸张之外，很少对她们争取女权的行动有过正面的写实表现，1906年以后，以革命为事业的女豪杰更是渐渐淡出了小说家的视野。而在理论建设上，女权宣传则有日趋激进的势头。比如以《天义报》为中心的无政府主义的女权主张，提出了“女子复仇论”、“毁家论”，甚至是乌托邦色彩浓厚的“共产无政府主义”，这使女权变得更难以为一般民众所能接受，也加剧了它本身和现实的脱离。女权主张主要是在中上层受过教育的女性中间发生影响，广大的未受教育的下层女性和受过教育的女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女性之间的差异有时甚至超过了同一阶层的性别之间的差异。清末民初女权运动作为一种理论倡导，面临衰落的困境。女权小说也有同样的遭遇。
但清末女性乌托邦小说起到了鼓动民气的目的，虽然有对女权简单化的理解，有逃避现实的倾向，也有拿女性材料耸动视听的小心计，但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它为女权运动在中国的开展，作了积极的动员和乐观的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