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McKinsey&Co.）表示了另类关注，他们建议外国企业在中国应该放低眼界，否则他们将有可能失掉巨大商机。如今中国的蓝领工人随着收入提高将成长为中国最大一支消费力量。这一消费力量却被大多数跨国企业忽视。麦肯锡研究报告的这一论断对外国在华企业的一些基本设想提出了质疑。争夺低收入消费者的外国在华企业相对较少。其中最成功的范例要数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Co.），他们专门为这个市场设计和生产产品。不过，许多其它外国企业仍然将焦点集中在大多居住在沿海城市的最富裕的消费群体上。麦肯锡认为，现在应该开始关注中国低收入人口群体了。
据麦肯锡预计，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工人很快将开始成为下层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到2011年将增至2.9亿人，大约相当于当今美国的总人口。麦肯锡估计，随着这些人收入的提高，他们将成长为庞大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其人数到2025年将达到约5.2亿，相当于那时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以上。（注解10，“美国著名咨询公司预测：中国五分之一的人将在五年后成为中产阶级”，《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2006年4月14日。）
中国的中产阶级定义是什么？我们以为：人均年收入2.5-3万元、家庭年收入7.5-10万元，受过高等教育，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的，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白领。符合上述标准的人数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3.5%。据该公司测算，2005年中国达到中等收入阶层标准的家庭为7000万个，家庭平均年收入为7.5万元，家庭平均拥有31万元资产。到2010年，以上数字均将翻番，即达到标准家庭总数为1.4亿个，户均收入15万元，户均拥有资产高达62万元！
巴黎百富勤总经济师陈兴动表示，随着中等收入阶层崛起，中国消费率（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将不断上升，从2005年的62%上升到2010年的68%，并于2020年达到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他还给出了一个等式：一亿中产阶级家庭＝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更乐观估计，到2010年，这一阶层的人数将增加到近5亿人口。（注解11，转引自比尔鲍威尔，“中国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财富》（中文版），2001年12月8日。）
中产人群具有怎么样的经济特征，从而使得人们另眼相看？我们至少可以归纳为六方面的内容：（1）教育背景通常极佳；（2）有基本的经济基础和创业知识；（3）比较富有，愿意在相对约束但不是在完全约束下发展；（4）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拉动效应，往往可以带动贫穷阶层的就业；（5）非常易于形成专家、职业群体；（6）有部分固定资产。毫无疑问，那些知识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行业是产生中产阶层的最好土壤。目前，占据这些行业领导地位的一批中老年人是中国第一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现在投身这些行业的一批年轻人也将成为这一阶层的中坚力量，演艺界人士、律师、医生等一些具有特别技能的人以及优秀的白领人才和具备专业技能的蓝领工人，也将成为未来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来讲，对于未来中国中产人群的构成，一些关注中国中产阶层形成的社会经济学家有过非常明确的表述。他们认为：有5种人将成为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是：科技企业家、金融行业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各类专业人员尤其是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员、国外驻华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现在个体私营企业家中的一部分。可以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规范发展，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经济发展较快的大城市，中产阶层将日益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主流群体；同时中产阶层的崛起，也将构成整个社会的最大财富夹源。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对此也有过这样的评述：21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国中产阶级形成和快速增长阶段，这一阶层的出现将对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中产”现已成为继“温饱”、“小康”之后又一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标准、也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新三步走”的追求目标。（注解12，转引自，“中国开始谈论中产阶级”，《世界政经论坛》，2002年1月18日。）
中产阶层收入稳定，薪金丰厚，可以说是社会的支柱消费群体。那么，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又如何界定？在上述5类人中，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员的薪金收入相对固定；而其它4类人的收入水平一般来讲都会不同程度地高于这一群体。因此，中介咨询机构的专业人员，也就是证券分析师、资产评估、注册会计师以及律师等具有专业资格的社会成员，他们的收入水平基本上可以视作中产阶层的平均收入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讲，这一收入水平为年薪10万。
对于这样一个高收入的消费群体，他们的消费取向与普通人当然会有所不同。调查表明，买房、购车、自费旅游是当今中国中产阶层的三大消费热点。在深圳和上海等地，绝大多数中产阶层都拥有已购置的住房，特别是深圳。统计数字显示，已有7成深圳家庭拥有自己的房产。即使在全国房价最高的上海和北京，中产者购房热度依然不减，2003年以来开始在京、沪中高档商品房持续热销的态势正说明了这一点。在购房费用方面，有些中产阶层选择了一次性付款，而更多数的人则首选消费信贷。由于中产阶层还贷能力和信用等级均高于一般水平，因而备受贷款银行青睐。目前，已拥有一套房产的中产阶层中，希望拥有或已着手购置第二处住所的大有人在，把购房作为投资取向的人也占很大比重。
除了房产，购车和旅游消闲也是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热点。目前，在衣食方面，中国城市居民已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发达国家，只是在住、行和其它方面还比较落后。但作为中国中产一族，车、房俱全是显着标志。与此同肘，在休闲消费上，中国中产阶层也正在向国际水平看齐。由于工作原因，许多中产阶层人士工作紧张，有闲机会极少，因而对消闲度假反而更为重视，无论国内外的黄金旅游线路上，城市中独具情调的餐饮场所中，以及娱乐健身设施集中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总体来讲，中产阶层善于构思和接触“高级文化”，喜欢参加各种社会组织，有着高度的公德心，喜爱家居布置，衣着引领时尚，消费讲求品位，是中国名副其实的消费支柱群体，他们的存在对于加强中国消费、拉动内需可谓“功不可没”。
但至今，中国中产阶层还没有形成一个实力群体，这正好说明中国中产阶级消费的巨大潜力。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调查结果，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人均5854元，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深圳，为20548元，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省区市是上海为10932元，可以说，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离中产还差得很远。但不容否认，中国中产阶层的人口比例在经济发达地区正迅速增加，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代，正不断地加入到这个阶层中来：他们是20岁至40岁左右的年轻人，着眼未来、创造财富；他们投身商务、金融、IT传媒和演艺事业；他们中有学者、专家、律师、医生、职业经理人等；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国家公务员待遇不断提高，虽然谈不上高薪养廉，起码也给出了一个大致方向：公务员政治地位将下降，经济地位则会提高。于是，一部分有专长的年轻公务员有望加入中国迅速增加的中产阶级行列中来；
另外，学者的经济地位也在提高。合同制的确立使大学与教授之间的关系明晰起来，于是报酬不仅成为吸引教授的手段，而更重要的是借此报酬可以激励教授；
另有一部分人，他们凭借自己的技术，通过参股形式成为公司股东。这部分人可以把他们称之为“金领”。显然他们不是资本家，但却是“知本家”。他们的存在始终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未来这部分人数量将十分庞大。高中教育的普及，大学教育的提高，都将使中国劳动力知识价值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通过发达国家的发展里程我们可以看到，任何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随着教育的普及，这个领导中国消费、主导社会文化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
中国社会还在转型期过程中。行业垄断、部门垄断以及权力市场化等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背离的“非常”现象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一下子淡出历史舞台，但是，随着合理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逐步建立，制度性樊篱将被拆除，社会流动日益开放，低层向上流动的梗阻现象将随之消失。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能力主义原则，有望成为中国主要的社会流动机制。届时，在社会底层人群中将冒升出一大批的中产阶级来。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的“新农村运动”，将使广大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向上流动到产业工人阶层与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最后剩下的农业劳动者也将逐步成为真正独立的现代农业的经营者，从而有可能上升到社会的“中间阶层”。
有人说，再过一二十年，在中国大都市，中产阶层将成为社会主流，这是不无道理的。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进程向纵深推进，人们越来越有理由期望中国中产阶层的快速崛起，因为这不仅预示着一个富裕时代的开始，而且一个稳健有力的中产阶层的出现将推动中国经济在21世纪走向更繁荣而理性阶段。也许到那时，今天我们眼中的中产已成为平均水平的代名词，但那个时候，如果你回顾历史将不难发现，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崛起正是21世纪前半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中最为壮观而靓丽的一页。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预测，再有30年左右时间，即到2035年前后，中国将形成一个有一定规模且比较稳定的社会中产阶层，这将为中国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注解13，转引自朱敏，“演绎中国：中产预备军成长报告”，《博客网》，2006年4月29日。）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官员表示，消费结构升级只有与产业结构升级形成良性循环才能成为经济成长的结构性推动力，而且以城镇中上等收入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为启动点是最佳选择。今后几十数年，中国消费结构升级与经济扩张将形成新的良性循环，表现为如下过程：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房地产业、汽车制造业等一批相关产业增长→提高经济活动的总量水平→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城市化→农民收入提高并在较低档次上形成消费需求→为现在加工产业、原材料工业和建筑业提供市场→国民经济进入扩张性的良性循环。这样的良性循环自2002年以来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真实的数字更直观：2005年，汽车、住宅、通讯器材三类商品对北京消费品零售额的贡献率为54.5%，特别是汽车的贡献率高达42.5%。与此同时，农村市场消费也逐渐走出低迷，并快速成长，2005年零售额增长率达到19%，已高于城镇2.9个百分点！
三、新发展增长极
法国发展经济学家佩鲁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增长极”理论的人，他认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个“增长极”，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磁场，具有技术创新与扩散优势，将资金、技术、劳动等经济资源向自身集中，从而成为一个生产中心、交通中心、服务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这就是所谓吸附效应。这一效应强化了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分工合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使创新速度得以加快，经济增长效果也更加明显。“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涓流效应”，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在内的各种创新活动和资金、劳动力向四围地区扩散和输出，带动非“增长极”地区共同发展。“增长极”实际上扮演着区域经济发动机的作用。（注解14，王新文，“世界城市化发展理论概述”《中国城市化》（期刊杂志电子版），2003年1月号。）
中国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就必须打造像佩鲁提出的“增长极”，上海、北京毫无疑问扮演了类似的角色。现在，北京、上海正借着成功申奥（奥运会）、申博（世界博览会）机遇，在今后5、6年内外，将有数千亿资金投向北京、上海，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也将进一步在那里集中，这无疑将更强化这两个南北本来就已出现强势的区域经济的龙头地位，并极有可能在中国城市竞争中拔得头筹，成为全国经济的“增长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