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本加快迈向军事大国步伐。1999年7月27日，经过本内阁批准的《防卫白皮书》，包括确立战争法（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在自卫队组建后首次起动海上警备行动、日美开始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以及内阁会议决定配备侦察卫星等内容。“白皮书”反映出日本防卫厅颇具危险性的打算，即积极参与美国先发制人进攻，支持其军事干预战略，进一步加快日本迈向军事大国的步伐。
“白皮书”强调说，战争法将确立“通过加强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并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战争法的目标在于，当美国在亚太地区首先发动进攻或实施军事干预时，日本将视“周边事态”而提供合作或进行参与。
“白皮书”列举了定义为“周边事态的一些‘具体事例’”，比如“即将发生武装冲突”的事态，或“在某一国家发生‘内乱’、‘内战’，进而发展成国际事态”。“白皮书”虽然关注到中、俄对“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的担心，但仍然强调说，“政府将继续致力于确保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实效性的课题，同时努力履行上述法律。”“白皮书”提出要“尽早建立‘调整机构’（即发生周边事态时就作战、情报活动和后方援助等进行协调的机构）”。从中不难看出，日本防卫厅加紧采取具体措施，促进战争法的启动。
强调日本自卫队新的强化措施，是“白皮书”的又一个特点。例如，强化把日本纳入美军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强化侦察卫星的作用和启动海上警备行动，以及强化船舶检查能力等。“白皮书”指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中国防卫政策方问的重要课题”，它“纯粹是防御系统”等等。但是，“白皮书”说，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最大目的在于“防护驻外美军”，就是说，保卫部署在日本境内的美军，保障其自由地采取军事作战行动。对此，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政府于1999年4月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在亚太地区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会使地区的紧张局势激化”，对此表示“忧虑”。韩国采取了不参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态度，韩国前国防部长官千容宅曾在3月份批评说：“实施战区导弹防御设想，可能引起周边国家的忧虑。”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以来，日本一直遵守和平主义宪法，该宪法禁止日本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但是，上述的长达50页的防卫白皮书却明确规定，日本将进行自卫，甚至诉诸军事打击，以防止出现它所认为的可能的进攻。这样的谈论仅在两三年以前还是一种禁忌。而现在，防务报告突出地说明日本的防务立场发生了变化。日本《每日新闻》报导，该报告表明了日本的重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已从参加维和和救灾行动改为在军事上发挥作。日本国内开明的《朝日新闻》批评该报告利用北朝鲜导弹威胁一事来证明其防务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的正确性。日本前防卫厅次长太田说，日本同其亚洲邻国之间摩擦的日益加深是今年防务报告的主要问题。他差点说日本自认为受到军事威胁。
小泉首相上任后，更提出了修改宪法和集体自卫权问题：建立一个能够行使武力、派遣自卫队介入世界任何假想冲突的体制；建立紧急事态体制，以便在紧急事态发生的时候能向海外派兵进行取缔和抵制活动，并对假想的导弹攻击和恐怖袭击进行反击。这就是所谓的有事法制。这是自日本前首相鸠山一郎政权以来时隔46年在政权课题中提到修宪的第一位首相。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小泉再次利用日本人民对恐怖袭击事件的愤怒情绪，谋求以此为契机重新考虑集体自卫权问题。这样，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对中国及其周边邻国造成了实质性的不安。
（4）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潜在军事威胁来自美国。美国政府出于其全球战略考虑，把中国看成是“假想敌”来加以围堵。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鉴于不愿意看到一个崛起的强大中国，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从军事角度看，美国之所以在亚太地区维持庞大军事存在，除朝鲜问题之外，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针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的。如与美国形成对抗关系，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将受到全面威胁。中美对立将导致美国在亚太合作中进一步强化日美联盟，用日本平衡中国在亚洲的大国作用，而中国则失去利用日美联盟矛盾的可能。如果中国在政治上与美国形成对抗，便可能被美国定为主要国际竞争对手。
中美对立也将造成美国加强对中国分裂势力的支持，使中国统一安全受到威胁。美国当局在冷战结束后不断增加对台军售，希望通过提升台湾军备水平，平衡台海两岸军事力量，这样既可防止两岸发生战争，又可阻止中国统一。美国不断增加对台军售，不但长期拖延了中国实现统一大业的设想，而且也有可能加剧两岸军事对抗的局势。美国的军事支持可能使台湾当局误判为美国在中国一旦使用武力统一时必然会介入进行军事干预。这种误判是非常有害的，它可能使台湾当局冒“独立”之大不韪，最终使台海战争无法避免。中美对抗的结果，还将刺激美国加强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分离主义分子，尤其是“藏独”和“东突”分子的支持，从而加剧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难度。
最后，中美对抗也会被其它国家用来增加他们与中国解决矛盾时讨价还价的筹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近些年来虽然不断得到改善，但终归还有许多边界纠纷。中美一旦对抗，美国必然会在这些问题上支持与中国对立的一方。在南沙问题上，美国政府虽然表示采取中立，但实际上，美国舆论是明显支持其它国家的。美国官方的支持往往会强化那些与中国领土或海权有利益矛盾的国家的立场，使矛盾更加复杂化。
冷战后，在中国周边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使中国卷入区域性突的可能大为增加。韩国与朝鲜虽然在1991年底就签署了和解条约，但朝鲜半岛仍是东亚军事力量高度集结的地区，朝韩依然进行着军事对峙。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对立不但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而且双方在核技术竞赛方面越演越烈，这为今后战争升级带来了更大的潜在威胁。如此之多的潜在的、现实的军事对抗和冲突围绕在中国四周，一旦国际战略关系发生逆转，这些冲突便有可能被大国、特别是美国利用来遏制中国。。
而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在观念、实力、策略上都远不能满足新的国家安全要求。实力不足与国际舆论，是两个对中国国家战略安全构成的最大问题。与世界主要对手相比，中国军事力量还不很强。从数量看，中国军队规模庞大，但现代战争武器装备严重不足，大部分坦克、枪炮、飞机和军舰都是多年前从前苏联获得的或按西方模型仿制的，肯定不能与世界最新生产的先进武器装备相匹敌。由于1998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后西方对中国高科技武器的禁运，中国获得西方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一直非常有限。中国从生产一个武器样品、批量生产、试制和实验，一直到武装部队拥有武器，周期相当长。严重的挫折，包括发射导弹时潜艇可能产生爆炸，取消或放慢执行武器计划，缺乏冶金技术专门知识、先进的喷气引擎、雷达、导航和通讯设备等，都在继续阻碍着中国为在军事上达到同俄罗斯和美国真正平起平坐的地位。中国的海军虽然每年都要进行大规模的例行太平洋演习，却远非“远洋”舰队，导弹潜艇力量也将长期落后于俄、美两国。目前，这两个大国正在大批投资开发比以前任何潜艇潜水更深、行驶更快的巨型潜艇（如俄亥俄级、A级）。最后，谈到中国的军费开支，虽然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呈现几何级数增长，但只要中国的国防费用仅及美、俄两个军事超级大国的1/8或左右，中国的军事力量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无法与他们势均力敌的，所以中国是无法指望得到世界每一种高尖端武器，或者说是无法指望应付一场全局性的突发性战争危机的。
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另一个困境是如影随形的国际舆论。冷战结束后，中国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现实使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一直十分敏感。自从“中国威胁论”的变种——“中国军事威胁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笼以来至今前后历时10多年，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构成了很大的不利因素。“中国军事威胁论”为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增强军备的口实，使西方发达找到了对台湾出售武器的借口，也为美国阻止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对华出售高端军事技术增加了理由。在保持核威摄上，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在放弃核试验同时又继续保持核防卫能力。而不进行核试验，核武器水平也就提不高。在反核意识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进行核试验难免要承受很大国际舆论压力。几年前日本对中国提出要把日元贷款与核禁试联系起来，就是强大国际舆论起作用的一种表现。而当西方核国家早已以电子模拟来代替核试验时，中国却受到掌握这方面技术的困扰。
中国国防后勤保障技术离开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由于高技术局部战争具有突发性强、时间短和速战速决的特征，所以可利用的战争准备时间和战争进行时间都非常有限。目前，中国军队后勤保障能力还很弱，最主要的运输能力不足。运输能力的主要弱点是空运力量太小。加之中国战略预警系统装备落后，一旦战争爆发，中国所能用于进行战争准备的时间将十分有限，这就更显得中国军队后勤保障的滞后。
最后，冷战结束后建立集体合作安全体系的要求，给中国维护国家军事决策权带来了困难。军事现代化需要进行军事采购和军事科研实验，但冷战后关于增加军事透明度的国际舆论越来越高，要求禁止核试验的国家也越来越多，这些趋势显然都不利于中国的国防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