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跨国企业的全球战略有可能影响中国的在建项目的发展，例如，跨国公司限制其在中国所建企业的产品销售方向、规模和水平等，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对在中国所建企业的技术控制也始终存在，等等，从而有可能严重削弱中国的经济竞争力。
（3）由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规模以及逐渐与中国企业之间越来越广泛的经济联系，跨国公司一旦遭受风险，会波及到中国企业。
由于跨国公司在其母国往往有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因而一旦中国政府与跨国公司冲突、对抗，有可能演变成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跨国公司所属的母国也往往会用各种手段来支持跨国公司，甚至不惜干预中国内政，制造动乱。
（4）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技术、生产规模、信息、经营机制等方面都造成压力。以汽车工业为例，目前，相似中国已有的合作汽车生产企业中，某些企业由于中方技术力量薄弱，掌握不了关键技术主导权，因而处于被动状况。从规模经济角度分析，中国工业企业更处于不利地位。以中国机电行业为例，达到适度生产规模的企业仅占企业总数的4.5%，达到起始规模的企业占7.6%。中国汽车厂（包括零配件厂）有一百多家，为世界之冠，中国境内除了著名的一汽、二汽、上汽等在小轿车生产方面已达到国际汽车行业的经济规模外，其余的均未达到，而没有经济规模的的中国汽车企业是很难与国外那些巨无霸的汽车公司进行竞争的。因此，在未来一个相当的长时间内，如何为保护中国民族工业、扶植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主要内容。
世界经济对中国金融的影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外国银行开始陆续进入中国，从而对中国金融界乃至整个经济系统构成哪些挑战，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对外金融交流使国外机构、企业得以掌握大量有关中国的经济情报。外资大量涌入，有关资金输出国在中国的利益和话语权日益加大，增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风险。例如，近年来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大量巨额国际游资进入中国股市和房市。而为追逐高额利润而来的国际游资在人民币升值后期将业已大幅获利的资本从中国这两大市场中抽脱，是否可能造成中国的金融危机？有关这一点，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给予我们记忆犹新的经验教训。外国银行经营业务的增多，是否也意味着产生以资金为筹码的其它包括搜集政治情报的活动情况？外国银行与中国金融机构、工业界的联系日趋紧密，也是否意味着将国际金融风险转嫁到中国？一旦发生世界性或地区性金融危机，中国又是否能像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再次独善其身？但那时中国之所以能幸免于难，是基于中国金融体系仍未完全开放的事实，而现在情况正在改变。最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同时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营、私营企业在中国境外设点投资，而由于国内各种监管措施没有跟上，或者监管不力，有可能使大量国有资产在境外流失。
五、进入国际摩擦期
早在2001年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夕笔者便撰文提出中国进入“国际摩擦期”的概念。这一概念是指，中国在崛起中必然引起国际经济、政治的不平衡，进而由平稳崛起的前期逐渐过渡到摩擦的中期，其表现可能是贸易、投资、宏观（如人民币汇率之争）以及政治、文化诸层面的种种摩擦。以2005年为例，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所遭遇的经济诉讼与贸易争端高开高走，当许多人的视线还停留在人民币汇率的国际争论时，却忽视了中国企业正在遭受一年多达49起的反倾销案。这已是中国连续第9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受害国。这一年，中国还遭遇了历史上首次反补贴立案调查。同样在这一年，国外对华发起的特别保障措施多达16起，其中美国针对中国木制卧室家具发起的反倾销案成为中国入世以来涉案金额及涉案企业最多的案件。甚至于中国企业——联想集团对美国IBMPC部的购并，居然还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介入和调查，中国与国际经济摩擦问题可见一斑。
事实上，中国遭遇国际经济摩擦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将一直存在的的现象。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出现了欧盟对中国的糖精出口进行了首次反倾销案的调查，从此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面临的经济摩擦逐年增多。自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上平均每六、七起反倾销案中就有一起是针对中国产品的。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际上掀起了对中国新一轮的反倾销案，其中71%的企业和39%的产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际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损失金额高达中国贸易总额的17%。
在2001年以来的5年里，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增长了整整6倍。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以及入世5年保护期的行将届满，中国与国际经济摩擦也将迎来最新一轮的高潮，进而影响到中国对外经贸的长期稳定发展。中国商务部公布的《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形势展望》，就显示了2004年中国国际经济摩擦（主要是贸易摩擦）的总体情况。在这一年里，“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46起，涉案金额11.1亿美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首次遭遇反补贴调查，而且保障措施涉案金额成倍增长。美国关于进口产品侵权的337调查中有7起是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涉案产品品种和金额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花样翻新，劳工标准问题已成为导致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
与贸易摩擦相呼应的，是在技术标准领域、知识产权领域、产业政策领域以及金融制度领域的摩擦也都此起彼伏，使得2004年中国在国际经济的摩擦与往年相比具有一些新的变化：
从商品贸易摩擦形式看，目前中国面临的最主要摩擦形式分别是反倾销、保障措施与特别保障措施和技术贸易壁垒，而且这三种贸易壁垒往往被国际上交叉使用，进而给摩擦的解决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⑴反倾销。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反倾销的最大对象国，截至2004年年底，全球发起的反倾销案件中有540起是针对中国产品。近年来，中国产品正遭受越来越多的国际反倾销调查和起诉，几乎涉及所有出口产品类别。2004年，共有15个国家（地区）对中国产品启动了49起反倾销调查。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统计，仅在上半年，中国即成为全球反倾销最大的受害国，并因此连续9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从国别上看，土耳其成为对华反倾销立案件数最多的国家，达到11起；欧盟位居第二，为9起；美国和印度位居第三，均为6起。在49起反倾销新立案件中，发达国家对华反倾销新立案件31起，占比63.3%，而在前两年都只有40％多。
从商品结构看，国外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行业和产品逐步呈多元化趋势。截至2004年年底，国外对中国约4000多种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涉及五金化工、机电、轻工、纺织、食品土畜等多个行业。其中，反倾销新立案件涉及较多的是化工工业和轻工产品，其中石油化工产品涉案最多，达13起，仍位居各行业之首。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农产品和纺织品的新立案件数量有明显上升势头。
⑵保障措施与特别保障措施。特别保障措施案件的迅速增加成为2004年中国贸易摩擦的一大显着特征。统计显示，2004年，国外对华启动的保障措施调查共计9起，且全部由美国发起，涉案金额34.3亿美元；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达到16起，其中15起涉及纺织品。
⑶反补贴。2004年4月1日和18日，加拿大分别对原产于中国的烤肉架及碳钢和不锈钢紧固件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随后又于同年10月4日对中国复合地板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这标志着国外对中国无反补贴调查的时代已经结束。
⑷技术贸易壁垒。所谓技术贸易壁垒，是指一国以维护国家安全或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保护生态环境或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为由，采取一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性措施。与一般贸易壁垒相比，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灵活性，在具体实施和操作时很容易被发达国家用来对付国外产品，可以对进口产品随心所欲刁难和抵制。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技术性贸易措施已经取代反倾销成为中国出口面临的第一大非关税壁垒。中国每年受反倾销措施影响的出口额仅占全年出口额的1%左右，而受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出口额已超过25%，约为450亿-500亿美元。中国近年来有60%的出口企业遇到这种壁垒，这对中国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
中国制定和实施的技术标准也引起国际争端，这成为2004年一种技术性贸易摩擦的新热点。以“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纠纷为例，2003年12月1日，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颁布实施“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WAPI）”，该标准在原则上采用了国际标准基础上提出的新的安全机制WAPI，禁止进口、生产和销售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无线局域网产品，并对此类产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该技术标准颁布后，立刻在国内外引发轩然大波，此后，围绕“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的国际纠纷严重升级。2004年4月21日，在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上，中方同意美方提出的要求，无限期推迟实施WAPI技术标准时间。同时，中方将与国际标准组织IEEE（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协作，对WAPI技术标准进行修改和完善。与原有技术性标准引发的摩擦不同，由中国制定和实施的技术标准引起的国际摩擦明显掺杂了国际利益集团的利益纠葛，也从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国经济摩擦逐步向更深的层面转化。
知识产权摩擦。知识产权摩擦通常是由知识产权壁垒引起的制度层面的摩擦，因为知识产权壁垒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实施和保护有密切的关联度，因此摩擦往往由产权制度较为先进的发达国家挑起。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已成为国际贸易中各国频频使用的竞争利器，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对此尤为重视，例如，日本甚至提出了“专利立国”的战略，从而使中国成为这一摩擦的严重受损者。
2004年8月，美国商务部有关官员敦促在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PEC）即将提交政府的报告中，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认定中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应被确定为将美国公司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的一个主要出口壁垒。从演变趋势看，中外知识产权摩擦的主角曾经以中国政府为主，现在则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另外，美国“337条款”引发的知识产权摩擦也呈增加的趋势。
2004年，关于劳工标准问题也成为导致中国与国际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国际经济领域的劳工标准始于20世纪90年代，是由当时美国媒体曝光部分美国公司的海外企业让当地工人在恶劣条件下工作，从而引起了美国公众、劳工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抗议，之后各跨国公司纷纷制定各自的社会责任守则，藉以约束其海外企业和供货商。如今，在市场利益驱动下，包括社会责任国际制定的SA8000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对国际贸易影响日益扩大，甚至成为某些国家炮制贸易壁垒的借口。正如香港《东方日报》所载的《“社会责任”要变成贸易新壁垒》一文所说：“劳工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正成为各国日益关注的问题……相信这是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估计在不久的将来会激发起一轮对中国新的摩擦和指控。”
汇率制度摩擦是中国与国际的又一重大摩擦。在2003年喧嚣的人民币争论短暂淡出人们视野后，2004年美国企业再次对人民币汇率发难。2004年9月9日，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组织”联合26家纺织、钢铁、农业公司组成“中国货币联盟”，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份长达20页的报告，要求美国政府根据美国国内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是否操控货币进行调查，进行额外征收40%关税的补救措施，并实施制裁。此后，美国全国制造业联合会也指控中国政府操纵汇率，造成不公平贸易。此后几乎每年美国会议院总要在美国政治敏感期出来作秀，将人民币汇率作为议题向中国政府发难。例如，美参议院舒默和格雷厄姆从2003年开始已连续4年将其提案付诸表决，要求中国改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否则将对中国商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在2005年4月的程序投票中，该提案获得67比33的大比数支持。不过，在美国行政部门游说下，每一此舒默和格雷厄姆都同意推迟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