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毛
是不是疯子，不是自己说了算。
南京某咖啡馆老板兼画家郭海平对此深有体会。有一段时间他对艺术非常痴迷，日子过得颠三倒四：不愿上班，不愿按时作息，不愿跟人交流，对盘问和惊诧一律抵制。
别人睡了他醒着，拿着画笔狂热作画，别人上班他倒床睡了，一直睡到太阳下山。画得不顺畅的时候，他会摔东西，关着门大吼大叫。
邻居开始窃窃私语，看他的眼光，犹如他已经疯掉。
郭海平的父母有些承受不住。大儿子在18岁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疯到了60岁，难道小儿子也不能幸免？郭海平却满不在乎：“你们知道割掉耳朵的凡·高，在精神病院自杀的蒙克吗？他们都是大艺术家，画作惊世骇俗，我打算那样疯掉，还不够格呢。”
同时，郭海平也觉得郁闷：“凭什么我的生活和你们不一样，就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就要被你们怜悯、俯视？”
于是，这个42岁的男人突作惊人之举，关掉咖啡馆，决定搬到精神病院去住。旁人问：“你就不怕被精神病人拿刀砍了吗？”郭海平一笑置之。他想走近精神病人，探讨那个异乎常人的世界。他甚至想教他们画画，探讨天才和疯癫之间的距离。
带着画笔画架，背着被褥行李，郭海平来到了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却被拒之门外。哪有正常人要住精神病院的？
郭海平的执著顽强超乎人们想象，十个月后，他终于走进了那扇大门，领到了一套蓝条纹的病号服，住进了精神病院。
刚进去时，他也有些害怕。病人们三三两两在他身边游走，有的喃喃自语，有的大唱儿歌，有的傻笑，有的尖叫，但他们基本都在自己的圈子里活动，不会伤人。他想起了自己的哥哥，胆怯怕事，在受到嘲笑侮辱时，才会完全情绪失控。
熟悉情况之后，郭海平在医院的支持下，开办了一间专门的艺术活动室。
第一天，活动室来了一百多号病人。面对油画、水彩、彩色铅笔、油画棒、陶土等艺术工具，有的病人转身就走，有的则拿拿捏捏，大感兴趣。
郭海平鼓励病人们拿起画笔，随便画点什么。一个小伙子每天只画三幅小画，解释说：“我喜欢‘3’这个数字。‘3’很有灵魂，甚至很有激情！”另一位姑娘自从爱上绘画，就梳理好乱蓬蓬的头发，穿戴漂亮，神采奕奕地赴约似的来活动室。
就在这类人里，郭海平还发现了两个大师级的人物。
一个叫张玉宝，32岁，之前在街边摆个馄饨摊为生，因长期遭受地霸的威胁恐吓，导致精神崩溃。他给自己的每幅画都取了名字：《怒吼》、《挣扎》、《分裂》……《挣扎》的底色是耀眼的橘红色，无数粗大的黑点环绕着中间表情呆滞的人头，让人印象深刻。他画得随心所欲，却能轻易传达出情绪。
还有一个叫王军，无论画“第一次看见的火车”，还是“自家门前的三座大山”，都是画俯视图。王军说：“从天上去看，火车和山，就是这个样子的。”对此，郭海平目瞪口呆。他后来对记者说：“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真正自由。他爱画俯视图，因为他认为自己就在天上飞翔。”
这群绝大多数不曾有过绘画经验的病人，在三个月里，共完成了三百多幅作品。这些作品让医生护士们叹为观止。郭海平最终离开精神病院时，很多病人与他拥抱告别，又让医生护士大为惊奇。
去年年底，郭海平带着这些不同寻常的画作，出版了《癫狂的艺术》一书，并且在北京“798的工场”画廊举办展览。
展览召开当日，郭海平遭受各种质疑：说他作秀，妄想炒作出名；骂他没事找事，拿精神病人寻开心；批评他对艺术了解太浅薄，一群疯子的涂鸦之作也来开画展……
郭海平始终平静，面带微笑。面对一位锋芒毕露的年轻记者的追问，他说：“我还将筹建精神病人艺术馆。我不在乎外界的争议和辱骂，我只在乎我所做的，是否能让他们真正受益。我只在乎，我们能否摆脱偏见，重新审视精神病人群体—他们有时的确值得我们仰视，而不是歧视。”
郭海平走后，艺术活动室一直开着，病人们仍然爱去那里画画，游玩，消磨时光。他们不时拿起画作自我欣赏，露出甜蜜满足的笑容—画室里留下的尊敬和理解，正如春花芬芳，温柔地吻合着他们的伤口。
飞越疯人院—有时只需一支画笔，一个没有歧视的爱的眼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