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山
我是H省的一名诗人，今年六十九岁。我的诗作，按我自己的排名，应该列本省第一，但是评论界那帮家伙却认为我是第三。
让我认下第三也行，但前提是你们要承认前两名的功力实不如我。这不，我已经给我的两个学生布置了作业，让他们分别写批判那两个家伙的文章。
两个学生上周把稿子交来了，请我审阅。不料我自己出了问题。
我被医院查出患有肝癌，只有一周的活头了。
妻子儿女哭声震天。
“没出息！不要哭了！”我大吼一声，家里顿时鸦雀无声。
“人生自古谁无死，”我流着泪水吟诵着古人的诗句，继续说道，“但要死得重于泰山！”我悄悄唤过妻子，耳语了几句。
妻子含泪点头，向我做出了庄严承诺：快死的人说什么都是对的。哪怕你要天上的星星，我也要发誓给你摘下来。
我按医院的计划于一周后去世。
省文联为我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主管文化的李副省长亲自到场，向我的遗体三鞠躬。省文联刘副主席用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宣读悼词。他的沙哑是真的，低沉则是装的。这我知道。这家伙一贯看不上我的诗，我当然更看不上他的散文。
“张三先生的逝世，是我省诗歌界的重大损失……”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这家伙真敢用“重大”代替“巨大”。这两个词的分量不一样啊！
我妻子、儿女一听到刘副主席念出“重大损失”四个字，马上高声哭叫起来。
刘副主席念不下去了。
省文联的几个干部马上过来安慰我的家属，并让刘副主席继续诵读。
“张三先生的逝世，是我省诗歌界的重大损失……”刘副主席重复了一遍，当然，正如你们料到的，我家人哭声又起。
刘副主席念不下去了。
刘副主席沉思了两秒，趋步走到我妻子面前，低声问道：“王大姐，张三先生临终前给组织留了什么话没有？”
“留了，”我妻子看了看我，我嘴角动了动，暗示她照计划执行。她只好硬着头皮说了下去，“老头子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字，他让把这个字加到悼词里。”
“留了一个字？快看看。”刘副主席一步跨到我的遗体旁边，掰开我的—只手，没有；他赶快掰开另—只—我的左手心里静静地躺着一个墨写的“巨”字。
刘副主席全明白了。他知道我要把“重大损失”改为“巨大损失”。
“王大姐，”刘副主席十分为难地说，“对张三同志的评价是省文联领导集体做出的，我个人无权更改。”
我家人哭声又起。
刘副主席真的为难了。这我知道。这家伙虽然看不上我，但是与我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真正与我刺刀见红的是省文联的冯主席和陈副主席。这两位被评论家们吹捧为H省第一号和第二号诗人。就是他们，在我活着的时候拼命打压我。现在我死了，他们还是不放过我。
刘副主席大步跨出告别室，掏出手机，与远在美国考察的冯主席通了电活。冯主席不同意改悼词！刘副主席又同在俄罗斯采风的陈副主席通了电话。陈副主席与冯主席的意见完全一致。
“王大姐，”刘副主席满脸疲惫地对我妻子说，“张三先生留下的‘巨’字不好加呀！”
我家人哭成了落汤鸡。
刘副主席十分焦急地在告别室门口疾走。
突然，他眼睛一亮，重新给冯主席和陈副主席拨了电话。
我斜眼望去，发现刘副主席面露喜色。
刘副主席快步走到麦克风前，沉痛地接着诵读：“张三先生的逝世是我省诗歌界的巨大损失……”
怎么，说改就改了？这可完全出乎我生前的预料啊！真是太好了！我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我家人张了张嘴，没有哭出声来，人家都改了，还有什么必要哭呢。我就这样被火化了。
在进炉子之前，我听到李副省长和刘副主席的如下对话：
“冯主席他们的工作你是怎么做通的？”李副省长问。
“我告诉他们，将来他们两位西去时，悼词上写他们的逝世‘是我省诗歌界极其巨大的损失’。”刘副主席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