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一个意外的机会，读到丁桂女士的《历程》，这份弥足珍贵的自述，有助于了解郑子瑜生平及私人生活空间，也为南洋华人华侨史提供一份个案材料。现附录于下。
丁桂我生于1918年阴历五月初一，在沙罗越诗巫的松倪沙迪(俗称为河里)，祖籍中国福建省古田县。先父丁兴俊是从家乡跟随黄乃裳举人来到诗巫开荒的第二批人士(当时先父年仅十九岁与长兄丁承恩及其他的两百多名乡亲同来)。此事曾记载在先父的传略中。
出生时母亲难产
我在母胎五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先母忽然觉得子宫大量出血，险些小产。幸亏有个妇产科女医生，就是名医王守德医生娘，刚从中国家乡来的。为先母打针止血、按时吃安胎药，直到我诞生为止。据先母说，当她分娩时，我是脚先出母胎的，这是难产而有危险的。即使是当今医术高明的妇产科医生，遇到这种情形也要为产妇剖腹，婴儿才能诞生。我们母女竟能平安渡过此难关。家人都惊喜万分。我上有两个兄长，下有两个弟弟，我是唯一的女儿，父母疼爱有加。当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橡胶时价每担涨至两百余元，诗巫境况非常好，先父就把我取名为“贵珠”。妈妈不用做其他家务，只专心养育我。我出生时，体形很小，全吃母乳养活直到四岁才断奶。
我与家母免遭鳄鱼杀害
记得我四岁时，有一天下午四时左右，先母带我去河边洗衣冲凉。那时河水正涨潮，她把我放在高处，等她洗完衣服，才抱我下去河中冲凉。先母洗衣的时候，习惯下半身浸在水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会喊叫说：“妈妈，母鳄鱼和小鳄鱼，一群群来了，赶快上来吧！”先母就责备我，“小孩子别乱讲。”但是她心中却不安，且曾听人说：“小孩子的话，有时很灵验的。”她就自动得站起来，不再把下半身浸在水里了。但是她继续洗衣，把衣服上的肥皂冲洗干净，所以时时要把衣服浸在水中。忽然间有一条鳄鱼用尾巴来攻击先母的右手臂，以致先母受伤血溅满身，痛得要命。她喊着“我被鳄鱼咬了”，连忙起来，左手抱着我，一边跑一边喊着回家去。家人看见妈妈的伤口有五六处血溅不停，伤势严重，即时把她包扎完毕，赶快送往市区刘钦候医院急救。可是那时交通很不方便，没有轮船也没有快艇，只好找几个壮年人划小船而去。从我家到市区的医院，需要一个半钟头。经医生消毒、打针、止血、包扎后，拿些药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那天晚上，我不能安睡，因为过度惊吓，时时在梦中惊叫起来，哭得不停。事后家人问我，你是否真的在事前看到许多大大小小的鳄鱼呢？我回答说：“没有。”长辈们都说必定是“圣灵”显圣，要我说出来，预告我母亲要逃脱鳄鱼的攻击。因为先祖父母全家人在家乡都已信奉主耶稣基督了，尤其是先父母为虔诚的信徒。不然妈妈若那时不听我的话，必定会被鳄鱼咬死而拖入水底去，那我一定也没命了。又若那一天妈妈先跟我冲凉，把我泡在水中戏水，那么鳄鱼来攻击时，我们母女两人都会被它拖下水且被咬死！这次我们母女真是虎口余生永远难以忘怀。
父母重视儿女的教育
当我在光华初中毕业时，诗巫还没有办高中。我父母极重视儿女的教育，常听我的两个堂哥——就是明和哥和明庆哥说：“新加坡的南洋女子中学是出名的女子中学。”他俩曾在星洲经商，一直劝说我父母要送我去南中深造。我的二哥明辉也赞成，但又怕我无伴同去，后来找个光华的同学黄玉娇一起去星洲“南洋女中”念高中师范科。那时辉哥在光华学校教书，每月的薪水只有25元，却舍得每个月花一样的钱送我去南中读书。虽然钱是父母的，但辉哥爱我的心，由此可见了。可是高师毕业出来是要做“教师”的，而我父母却都希望我毕业后再升大学。那时星洲还没有华文大学，所以我和玉娇在南中高中师范读了一年，第二年我就转学到上海复旦附中去投考高中二年级，我的堂兄明宪也跟我们一起去投考复旦附中一年级，可惜他考英文的时候帮当地一位徐姓男生作弊，被监考员发现，当场叫他俩停止投考，可见名校入学考试是很严格的。我们都为了此事难过不已。后来他们便到中国公学去报读了。我和玉娇幸能顺利考入复旦附中，是上海的名校，非常高兴，便如期搬入女生宿舍去了。可是上课后，才发觉讲师或教授多用上海话来讲解，尤其是做笔记最感头痛了。幸好有些成绩好的同学，很同情我们这些侨生，愿意把笔记借给我们抄。唯有英文我和玉娇最行，有时也能帮同学们的忙，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当时是从初中起才开始念英文的。我们是生长在英国的殖民地，所以从小学一年级起就要读英文了。
上海复旦附中很多的科目是由复旦大学的讲师或教授来兼课的。我们的英文老师是余南秋教授，他可以对我们说华语，所以我们对他印象特别深刻。过了一年多，我们的上海话讲得相当流利了，一切生活也都习惯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想不到日本真的要攻打中国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的留日学生。但最幸运的却是第一批留日生，人数约两百多人，能安然地被遣回杨树浦。其中有一位名叫丁永尊后改名为丁拓的，是我的堂侄儿，他是我堂兄名鑑的第二儿子，十四岁时就去福建省的福州英华书院念书。毕业后转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深造。可是不幸的第二批留学生，为数几百人被载到杨树浦岸外时，却全船被日本侵略军杀得精光，没有一个活着，这是一宗大惨案。他们全是国家的精英分子，未来中华民族的栋梁。这次的悲剧非日本人的鲜血所能还清的。
中日战争尚未结束，日军又来侵占东南亚
接着，日本的战舰、飞机、大炮日夜轰炸中国沿海一带地区。生灵涂炭，难民四处逃避，民不聊生。我们知道全民抗战已经开始了。那时永尊侄儿住在杨树浦的难民营，知道我在上海复旦附中念书，就特地来看我，常常拿些破旧的衣裤，叫我替他缝补。他告诉我，此地亦难久留，当局将退守到内地去。我便征求他的意见，我说：“如果我们学校被迫停课，将如何是好？可否跟他一起去内地继续求学？”他坦然地告诉我：“第一，在这战乱时期，交通困难，恐怕一路要步行，随时随地都要躲避敌机的扫射或轰炸，非常危险。第二，你是女儿身，家人会挂虑的。”我听了他的解释，觉得也有道理。
不久日军势如破竹似很快就打到上海来了，我们学校是在交通大学附近，都属于非租界的徐家汇。隔一条马路就是法租界的霞飞路。一天晚上，日机来袭，一颗炸弹竟落在我校男女生宿舍中的一个草场上，幸亏没有爆炸，因为几天来时常下雨，场地很湿。后来我们猜想，敌机师的原意是要炸毁交通大学，可是目标不准，却炸到复旦附中来。第二天校方马上宣布“停课”，几百名寄宿生即时须离开宿舍。消息传来，最可怜的就是我们这些侨生了。只好到法租界去向一个法国人租个房间暂时住下。那时校方发出“借读证”好让学生们到内地去继续求学。我的心很向往，可是也无法联络到永尊侄儿了。不久我的外甥女陈秀瑛(是我大姐的女儿），从福州逃难到上海来，跟我和黄玉娇三人同住一起。成语说“祸不单行”，有一天，陈秀瑛跟朋友出去玩，房里只剩下我和玉娇二人，忽然间有位法国水兵来找我们的屋主，刚好他们不在家，就来敲我们的门，问屋主哪里去了？我说：“不知道。”他急忙冲入我们的房间，一手把门锁上就把钥匙放入他的裤袋里，我看情形不妙，急得要拿回钥匙，可是他不肯。我告诉他：“我的哥哥要来了。”他还是不睬。我开了窗，向外大喊：“救命啊！救命啊！”窗外就是霞飞路，他看我的样子，兽性无法得逞，就开门让我先出去。玉娇很不灵活，站在一旁也不乘机跟我一起溜出去。那水兵又把门锁起来，这时我更加害怕了，拼命地敲门，高声地喊叫，使得那无耻的色狼也不敢对玉娇下手，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经过此事以后，我们即刻再搬家。眼看手上所剩的钱不多了，家信与汇款都无法收到，那时又无电话可与家人互通音信，在上海唯一的朋友是徐淑仪姐的一家人，也不知搬到何处去了。我们这些侨生，不回返南洋，确是无路可走了。幸亏大家身上还留下一点旅费可以买船票搭意大利邮轮“维多利亚号”回南洋。临走时，我们把学生的证件全部丢掉，唯恐出黄浦江时，被日军查出我们是学生。那时江上全是悬挂太阳旗的船只。唯有这只外国邮船可以通行。出了江口，我们才安心，大家都庆幸“虎口余生”走出那伤心之地。船行好几天，我们到达了新加坡。在星洲等候一个星期才有轮船回返沙罗越的诗巫。当时南京已失陷了，日军下令“大屠杀”，国民党政府只得退守到四川省的重庆去了。
我们父母以及左邻右舍的亲戚朋友，看见我们几个人平安回到家，欣喜万分。这是1937年底的事。华侨热心爱国，组织抗日会，为祖国难民筹款赈灾，同心协力，不遗余力，特别是我们这群学生刚从国内回来的，领先发动各种抗日宣传，让海外华人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唤起全世界华裔团结一致，全心全意拯救国难。
想不到4年后，中日战争尚未结束，但日本鬼子又来侵占东南亚各地，美其名曰“共组东亚共荣圈”，那时星马与沙罗越还是英国殖民地；印尼是属荷兰所管辖。1941年我在沙罗越首府古晋教书： 先在越光中小学；后在明德中小学执教。我的两个弟弟： 明怀和明忠，还有几个堂侄儿都在古晋圣多玛英校念书。那年年底放假前，我们都订好船票，预备回家过年。岂知日军占领了西马和新加坡后，就开始轰炸古晋市区。有一颗炸弹落在我兄弟们所住的亚答屋的屋顶，幸未爆发。但在此役中，我有一个好友已订婚，原计划在年假结婚，不幸这位准新郎被敌机的机关枪扫射而死。有句话说：“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战争是可怕的。我们所要搭的轮船，一时不敢启航，唯恐被敌机炸沉。所以一延再延，以致我的同事母女俩只好远避到离古晋市区四十里外的西连去了。有一天，这只船决定要靠岸而出驶，便临时宣布轮船可以开了。我的朋友郑良(原名郑子瑜)知道我的同事不去，必有空缺，便即时决定跟着我们最后一人上船，到诗巫市区去找他的老师王世钦。他在那里的中华中学当校长。岂料英国殖民地政府在星马投降后，便从沙罗越撤退。所以诗巫出现一段时期的无政府的状况。人民恐怕诗巫的土人(系达雅克族)，将乘机出来打抢和杀人头，因为当时的土人，还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根据他们的习俗，谁猎得最多人头的，便是“英雄”。所以诗巫的华人，选了几个代表，自己成立地方维持会，去请日本宪兵来成立伪政府。汉奸大行其道，开始通风报信抓爱国者及知识分子。协助日军颁发政令把人民的树胶、汽油、粮食等都收为国有。人民叫苦连天。接下来就抽壮丁去建飞机场；抓女孩子去慰劳日本兵，人民苦不堪言。
有缘千里来相会
郑良在此兵荒马乱的时刻，到达诗巫市区不久，他的老师也打算逃离市区到拉让江上游去避难了，那时他自身难保，哪有能力带郑良一起逃。可怜的郑良，初到诗巫人地生疏，只认识我是住在光华区。所以只好找我商量。我的堂哥明和是光华中学的校董，得明和哥的爱心相助，安排郑良在该校教员宿舍住下(因为那时学校已停办，宿舍无人居住)。我家正在隔邻，所以郑良三餐可到我家来用餐。先父母满有慈心，而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我所带来的朋友，就当做家庭中的一分子。我们是大家庭，我有三个伯父，先父排行最小。我们四家的屋子都建立在拉让江边，排成一行，非常显耀夺目，加上光华中学是诗巫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名校，许多年长的诗巫名人，都出身该校。郑良住在此校舍，图书馆就在那里附近。明和哥信任他，把钥匙借给他，让他可以随时去那里阅读或找参考书。这是郑良意想不到的眼福。我家地大四英亩，种了多种的水果，他有时也学习劳动，在我家门前的果园里，锄锄草；口渴了便随时采粒橘子来吃；有时遇上耕种的季节，他也跟我的两个弟弟和我家的长工们到田里去学习耕种；疲倦了，就枕在田边的木板上休息一会儿。这是他前所未有的经历和生活的改变，使他那瘦弱的身体，渐渐地强健起来。
每天晚上，他都到我堂哥明缢的家去听收音机，他知道时势的动态，敌人绝不能久留，和平在望，心情就比较开朗些。当时有两位朋友计划用本地的山猪肉来做肉松，招郑良合股经营，原是一条出路。可是原料来源不足，时有时无，不久只得停业。
1944年中，伪政府要抓未婚少女。我和堂妹碧珠、维珠都在同一个时期结婚。因为我们各有意中人。郑良原意要等到和平后，找份固定的工作，才敢结婚。但是时势所迫，只得改变原意。我的父母都是通情达理的人，不迷信，也没忌讳。不管亲戚们的闲言闲语，说：“女儿应当嫁出去的，不可在家里结婚。”因为我的两个堂妹夫都是本地人，唯有郑良是外地外省人，逃难到诗巫的，情况绝不一样。所以我的父母都不理会他们怎么批评。……俗语说：“有缘千里来相会。”也就是所谓“缘分”了。郑良和我就在那年9月14日结婚，林启显牧师为我们主持婚礼。最遗憾的是没有“拍照”留念。因为当时“相机”是禁品。我们的婚宴在家里举办，来宾一百多位可算是那时期的大筵席了。
1945年中先父为汉奸所诬害
第２年6月间，先父为汉奸诬害，而被日本人抓去，禁锢在宪兵部共17天，那时我已有7个月的身孕了。每天我跟先母和一个7岁的侄女雪钦一同送饭给先父吃。当时要花一个半小时搭渡船，才抵达宪兵部码头登岸，大家又惊又喜的见了爸爸，便问他“日军对你怎么样？”他每次都说：“宪兵不曾来问话，也没有为难他。”我们听了就放心多了。其实这件事与我先父无关，只是无知的小伙子，要谄媚日本皇军，希望能升官发财。先父是跟黄乃裳港主来诗巫的第二批开荒者之一，凡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奉公守法，有口皆碑的。日军虽残暴无道，也不敢置他于死地。先父竟能不损一根毫毛，关了17天，终于平安释放，家人及亲友都喜出望外。这是我们一生难以忘怀的事。际此日军已四面楚歌，到处战事都节节败退，却引起我们的恐慌，因为我们丁家族全都是集居在光华区的拉让江边，目标明显，人口密集。生怕日军退出时，会被战舰上的飞机扫射。所以我们把妇孺都分散到安全地带。我的小弟明忠的妻儿回娘家；我夫妇与大嫂一家就暂住在下坡的兢南小学，在日军占领时期，共3年8个月，诗巫的中小学都被关闭。该校靠近我二舅的家，他是该区的区长，也是该小学的董事长。他家住在河边，水路可通诗巫市区，陆路也可步行到上坡光华区。那时二哥明辉是利华火较的经理，在日治时期，他一家住在那里。家中剩下父母及大哥明芳及弟弟明怀、明忠三个兄弟守在家里，陪伴父母。
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炸下来，日本投降
中国抗战8年，国共两党合力攻打“倭寇”，把日本军阀打得落花流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曾到美国国会演说，感动了全体议员，他们愿意出面调停。结果直到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炸下，其威力之猛，吓得日本天皇才肯投降。这个好消息传遍世界各地，日军只好从所有的占领区退出。联军陆续进驻，维持治安。东南亚的人民受尽日军欺压、杀害，苦不堪言，3年8个月的苦日子终于渡过，看见“世界和平日”的到来，真是无限的喜乐。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我家只有钱财的损失，并无人命的伤亡，反而多添4个男孩。
“光复日”是我家的“双喜日”
——宁儿出世我的独生子大宁就在1945年9月16日诞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日，又称为“光复日”诞生的。这一日是我家的“双喜日”。当天凌晨一点的时候，我的肚子就开始大痛，妈妈知道是我临盆分娩的时候，半夜即请我的三伯母为我接生，她是我家的助产婆，没有正式训练过，也无医药常识，只是家人遇到顺产时，帮婴儿剪脐带、清洗身体等工作而已。可是适逢“光复日”一切情况都在混乱中，没有医院，医生去避难了。幸亏我的姐夫邱乃祯医生，他虽不是妇产科医生，但他常有帮人接生。那时他一家人正在合春园丁家的店屋里避难，所以容易找到他。我肚子痛了一夜，用尽力气，还是无法把婴儿生出来。因为我的身材矮小，年纪已27岁了，当时可算是高龄产妇。三伯母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去请邱姐夫来接生。于是找了几位堂侄儿，他们都是沙罗越的排球健将，即时划船到合春园去请邱姐夫来为我接生。去时正逢潮涨，回来时潮退，逆水行舟，要花加倍的气力，而船还是行得很慢；路途又远，大家等得很心急，唯恐婴儿会死在腹中。当医生来到时已是中午时分。医生看我已很疲乏了，即速打了针，用钳子把婴儿夹出来。可是第一次失败了，大概是太紧张，第二次才成功地把婴儿夹出来。一看是个男婴，母子都平安，大家都欢喜极了。
只是邱医生吓得心惊胆跳，满头大汗；佣人赶快给他一杯水喝。他说：“给自己人动术，很害怕，万一失手，将如何是好？幸亏母子都平安无事。”我的丈夫看见我生产的痛苦，便说：“儿女特别爱妈妈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希望世上所有的儿女们都能孝敬父母，养儿防老便是这个意思。世界如何的改变，但母爱是永不改变的。
日治时期，大园丘所积存的橡胶，都被伪政府所剥夺。只有一些小园主所留下的为数极少，也无处可卖，所以每担只售五元。我的丈夫认为将来和平时，必大有作为。这是一战后的情形。所以我们在日治时期把所有的金饰都卖掉，甚至我们订婚的金链也卖了，一共凑起来买了几十担橡胶，恐怕被奸细发现，就丢在水池里，无人知道。日军投降了，我的孩子也出世了。我俩所存的胶片，请工人捞起来卖给我的堂兄，每担只得３０元。因为当时英美政府有所谓“君子协定”： 美国以低于时价将食米卖给英国，而英国也压低殖民地新加坡所出产的树胶，胶价不可超过所预定的，这是无可奈何的。但算起来，也赚了6倍了，战后百业待兴，现金是最需要的。我父家三百多亩的胶园，荒芜了3年8个月，杂草丛生，高过人头，要开割必须先割草，买割胶用具等，都需要用钱。所以我们把所得的现款先借给家父去应付急用。这是我们做女儿、女婿应有的情义和孝心。我的父母不会重男轻女。所以从我们结婚到生子都住在家里，度过一生最黑暗的日子。父母的爱，我们永不忘怀。
和平后，外子患上一场重病，到古晋就医并找工作
和平后，我的丈夫急想回国找份工作。去了纳闽，染到疟疾等病。诗巫最有名望的徐叔超医生，人们都称呼他“三博士”的，也难把他医好。5个月后，他到古晋去医病并找工作。幸亏遇上一个印籍医生，名叫苏格林甘。他的太太是我在圣玛利女校时的同学。他是在新加坡大学医科毕业的。他发现我的先生还生痔疮，所以大便时，常常出血。还有其他的余症，为之一一医好，从此他的身体便渐渐康复。不久也找到了工作，在中华中学执教。后来也替我找到中华小学第一校的教职，这是他的庄师母介绍的。那时我的孩子只有10个月，在家都是家母帮助我看顾的，要去古晋，一切都需要自己打理，心中很害怕。当时晋、巫之间交通还是不便，由明怀弟护送我母子搭小轮船，从诗巫出发，经过拉让江才出海，船还是靠岸而行。但是风浪很大，我们都会晕船，肚子又不舒服，以致上吐下泻，真是苦不堪言。
我母子到古晋，我找到了教职
到了古晋，我的外子就安排我与庄师母的儿女们一起住，我母子席地而睡。我的先生却寄居在婀娜照相馆。开学之前，我要先为孩子断奶；其次要为他种牛痘。这突然而来的两件事情，让我们母子受了极大的冲击，极为难过。晚上大宁大哭，因为初次为孩子种痘，不懂给他喝凉茶，以致口中生疮，不肯开口喝牛奶，日夜啼哭，令大家晚上不得安睡。当时我觉得很亏欠他们，幸亏他们都很忍耐，而有爱心。暂时也是跟他们一起吃，令人感激不尽，这都是因为庄师母教养有方，令人难以忘怀的。
不久，学校即将开学，校方安排一个房间给我们以后，我就请个女工来看顾大宁。初时他怕生，觉得不惯。每当我去上课的时候，他都要大哭一阵。休息的时候，我都会回来宿舍看他，那时他还没周岁，不能行走，但是很会讲话，又很懂事。半年后，有一天，我觉得我所收的学费，少了许多。我怀疑女工偷窃，听说她的丈夫生病，需要用钱，她才要出来干活。我问儿子，你有否看见阿嫂(女工)开妈妈的箱子吗？他告诉我说：“阿嫂说，要拿钱买面包给我吃。”这证实她是不诚实的女佣，绝不能久用，所以只好忍到放假时再说吧！我是班级任，须负责收学费，到月底才交给校内的财政，以便月底发薪水给各位教员及校内的员工。那时我的月薪只有马币９６元；我的丈夫是中学的教务长，月薪是１６０元，他晚上还要去报馆写社论，每天一篇，多赚点外快，以补贴家用。可是学费被偷了，级任要赔偿。战后，我们幸亏住在宿舍比较方便，免付屋租，也省了交通费；孩子也有许多童伴，正合我们的心意。假期一到，我便忙于找新的女佣。小孩子最怕换工人。除了怕生外，我们不知她的背景与品性，而且要教导她很久，才适用。直到大宁四岁，就送他去幼儿园了。郭淑辉老师是幼儿班的主任，正住在我的隔邻，她很疼爱大宁，说他很聪明也听话。两年后，我们就搬到福隆成去，自租屋子住了，这是中华中学的校董叶先生新建的屋子，共有两座。面积很大，各组有四大房及一大所，一个大的露台。我们自住两个房间，其他二房是分租给我的侄儿和侄女们住。男的是在圣多玛英文中学念书；女的是在圣玛利女校读书。我们同住了三四年，所以我的孩子也学会讲福州话了。我的１０个侄儿女们，也请了一个女佣负责煮饭。
1954年，外子在华侨中学执教，我们住在教师别墅
1954年我的先生受聘于新加坡华侨中学。半年后，我带着孩子也来到新加坡。起初我们住在教师别墅，面向加东公园，是个好地方。那时金熹然先生全家都住在这里，他是这里的主管。说起金先生，他确是我的恩人。1935年中，我们几个同学要去上海深造，经过亲戚的介绍，认识金先生，他是北京人，正要回国去奔丧。所以他与我们同时出发，他知道我们是侨生，人地生疏，所以先带我们到上海去找一位徐先生，然后他才北上，安葬其父的遗体。我们都感激不尽。像他这样乐于助人的长辈是可遇不可求的。
1954年我们和庄师母一家再次碰面，她们是早几年就从古晋搬来星洲居住，为了儿女的教育和前途着想，庄师母确是有远见的一个伟大的母亲，也是个慈祥的长者，值得我们所敬佩的。现在她的儿女都成家立业了。
1955年，庄师母和我们共住在芙蓉园35号，武吉知马九里的高山上，风景怡人。后来因人口渐多，屋子似乎太挤了。庄师母和她的儿孙才另买新屋也在隔邻。我们同住了许久，从来不曾发生不愉快的事。俗语说：“相识容易，同住难。”这也可说是缘分吧！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她去世的时候，我们竟没有见她最后的遗容。
1955年我的独生子大宁在培华小学五年级就读，他是新生，坐在角落，视线不好，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尤其是英文笔记更是一塌糊涂，所以成绩很差，是他前所未有的。正在令人发愁的时候，教育部派卫生组人员到学校检验学生的眼睛，发现他近视很深，需要配戴眼镜。这是我们万想不到的。因为我们夫妻都没有近视。感谢新加坡教育部对所有的学生关心备至，令人感激不已。他戴上眼镜后，功课大为进步，令人惊喜万分。六年级小学会考，名列前茅，进华侨中学一年级A组。
1959年，我的大嫂尧訇患血癌来星医治，那时我们是第二度住进教师别墅。那里有空房可以暂时租给旅客，我的二哥带大嫂来星洲也住在这里，使我方便得多，他办完入院手续就回诗巫去了。大嫂那时需买血度日，因那时尚未发明新的疗法。所以她在星洲医治了１个月，便回去诗巫继续以输血来延续生命。可是最后输入的血也无法接受，在1961年底便去世了。
外子带家父出游，险遭空难
年假我回去把父母带来新加坡散散心，以消减两老为大嫂的逝世而悲哀。当时因申请父母来星的手续办理很慢，所以他们来星时我的学校已开学了。我要去教书，就请求原是做兼职的女工，暂改为全日的，这位海南阿嫂很合作，便即时答应了。她是位本地女工，诚实可靠，又能煮一手的好菜，我们都很赞赏她。
我的丈夫特意向学院请了几天的假，带领我的父亲到吉隆坡去旅行。因家母怕坐车或飞机，所以无法同去，而我也无法请假，只有外子与家父同行。到了吉隆坡，住在吴桂庭姻亲的府上。他们是内侄永杰的岳父母，吴素玲的双亲。吴桂庭是亚洲保险公司、马来西亚分行的总经理。蒙他们殷勤的招待，同时还遇见不少其他的亲戚朋友，到处游玩，令先父觉得无限的欢乐。可是在回途时，险些遇空难。上机后，约15分钟，机长忽然报告，“机件有障碍，必须紧急回返隆机场修理，请大家安静。”那时大家都很震惊，都怕得鸦雀无声。当年80岁的先父，没听清楚突发的信息，所以也不受惊。同机的有一位陶大的老板黄笃斋先生来与先父握手说：“靠你老人家的福气，我们才能安然地回返机场。”后来另搭别的航班，安返星洲。
当我的双亲在星洲的时候，家乡诗巫发生两场空前的大水灾，财物损失不轻，幸无人命的伤亡。
后来外子工作变动，宁儿亦转学公教中学。
第二年即1958年，我的丈夫离开华中到政府的教育学院去当讲师；我在史丹福女校当教员，我们的工作地都在市区，所以就把孩子也转去公教中学念初中二年级。初入公教的时候，他觉得不习惯，因为数理化都是以英语为教学媒介。后来上物理、化学课都做实验，就更有兴趣了，学业也慢慢地进步了。他曾参加校内的作文比赛，得到安慰奖。他高中毕业的时候是以高二生参加高三会考的，学校当局早已把高三的课程在两年内教完，所以功课繁忙得很。因为那年正是教育部开始改制的当儿，此后没有高中班而改为中四了。因为公教中学的英文比其他的华校出色了许多，所以那年会考的成绩公布后，公教学生有四名被录取进入新加坡大学的医科先修班，大宁是其中的一名。成绩公布后，许多亲友都很惊异，连我们做父母的也很惊奇。感谢他的老师的教导和他的父亲关心他的学业，买了许多课外的书本，特别是关于学习英语的书本给他参考。又请了英文老师为他补习，但时间很短暂。当时有些人告诉我，不要勉强他去读医科，压力太大，不如去读南洋大学吧！我和外子也这么想，结果跑去问公教的校长及英文老师，所得的答案是其他的四个被录取者“能跟得上”，他必定“也能跟得上”，特别是他最后一年的英文进步得很多，请我们放心，不然怎么会被录取呢？我们听了便安心。开学了，我们决定送他去寄宿，这样一来，可以与同学们一起生活，多说英语；二来多与人交往，有朋友不会孤独。待他已顺利地进入医科第二年的时候，他已开始学习解剖“人体”。他觉得对尸体有些恶心，进餐时遇上猪肉便吞不下，我知道了，唯恐他的营养不够，有碍健康，所以每个星期约定一天，当他没有课的时候，送些补品给他喝。这样，习以为常，久无更改。有一次，适逢新马不幸发生种族冲突，实行“戒严令”，每天清晨五点起开放给人民做生意及上班族去工作，直到上午十时开始戒严。有一天正是星期二，我要送补品给孩子吃的时候，我照旧依约送去。我预算来回的时间，绰绰有余。岂料天降倾盆大雨，当我出发时，只是下毛毛雨，万想不到车到达几里麦圆圈时，水已涨到一尺多了，我发现汽车前方，冒起浓烟，我心惊肉跳，想要下车看个究竟。但水深到膝盖，又怕停下来车会熄火，心中一直想若附近有油站，让我开去修理多好。但一切只是空想，只好把车开到四马路的车厂来修理。经修车机师一看，告诉我说：“车没有水，所以会冒出烟。今天若不是下大雨，你的车早已爆炸了。哪能开到这么远来呢！”因车太热无法开起来修理，要不断地泼水，等车稍微冷些，开来一看，原来是橡胶管破了。这辆车已用了１０年了。每当我去油站添油的时候，服务员便给它查黑油与水箱，不足的话，便会替我加满，我从不曾自己动手去做，所以才会酿成这次的灾难。他们替我的车换了新胶管后，加满了水，才可以开走。等我的孩子喝了我带来的汤，我就告诉他迟到的原因及经过。看一看手表，解禁的时间已过。无法回到加东的家了。只好从小路开去我的好友吴从灿的家等到下午５点开禁的时候才回家去。我曾将这事告诉陈太——徐雪贞听。那天我的丈夫郑良从日本听到新加坡种族冲突的新闻，便打电话回来查询，发现无人听电话，不知所措，便问陈太太，我的下落，她把我今天的遭遇略述一些，告诉他我平安没有事，请他放心。当年我的先生被日本早稻田大学聘请去做短期的讲学，所以当时不在新加坡。
1966年间，我常觉得右边的腰间有些不舒服，稍后却越来越痛，那时我儿大宁正在新大念医科四年级，说是“盲肠炎”，快快去中央医院检验。专科医生一看，便留着我，不让我回家。第２天即刻动手术，那时的外科医术，不如目前的高明。我的伤口缝了12针，住院7天。后来才渐渐康复。
1970年，祸不单行
1970年，外子去割扁桃腺，住院十多天。有一天，我去医院探望他时，正是雨后路很滑，当时我驾车经过金升路时，路很斜，造成连环车祸，不知道为什么前面的巴士忽然停车，而后面的车便一连串撞在一起。我一向开车时不愿意与前面的车跟得太近。不幸今天竟造成了大车祸。我的车前后都被撞坏了，我的颈项也扭伤，幸亏没有出血，可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救伤车来了，把我载到中央医院去急救。我到了医院，医生先为我配了一个颈套戴上，然后才去看我丈夫，俩人相见便相对的哭泣。那时我的独子已去美国深造，身边没有其他亲人。车祸是很麻烦的事，后来我要去警局报案，通知保险公司，还要去修理车；一切的事都要亲历亲为。那时我们都还未退休： 在星没有亲人可以帮助，家中只有兼职女佣，每天做完清洗工作就回去。
1972年底，先父病重，我趁年假，回诗巫侍奉他，至1973年初，他去世，享年93岁。1975年中我退休后，常返娘家陪伴老母，这是先父的遗嘱。有时就去美国帮媳妇照顾初生的孙女可欣。
1978年，外子郑子瑜受聘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继又到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执教。1981年宁儿在美拿到内科专科资格，1983年宁儿拿到心脏内科文凭。同年我的小孙子郑毅也出世了。
1985年中，外子郑子瑜被聘任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任厦门大学客座教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等职务。
我人生的转折点
1985年中，家母去世，我即时赶回古晋奔丧，第二晚两个弟弟： 明怀和明忠，由陆路护棺送回诗巫光华区丁家墓园安葬。其他在古晋的儿孙们都早一天搭飞机回诗巫等候会合，次晨分搭两艘大轮船，运载棺木及儿孙们共同护棺安抵丁家墓园，下葬在先父坟墓之棚侧。葬礼由真光堂牧师主持，送殡行列长约半英里，由光华师生及真安堂的会友们，以及亲戚们所组成的。这一年是我一生中最觉得悲伤而深尝生离死别的悲痛。从此以后我便较多参与教会的活动： 如查经、探访、祷告会以及教会的一些活动，令我活得多姿多彩，平安喜乐。这是我人生的转捩点。
1993年外子在中大宾馆遇袭
1993年的暑假，外子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宾馆居住，楼上只有四个大房间，是给客座教授居住的。楼下是一个大餐厅及一些馆内的服务员住的宿舍。正当暑假时，教授们都回家或去旅行。只有外子一人，当天刚从中国北京大学开会回来。我曾与他通电话，知道他此次遇见许多朋友，很是开心，身体也很好，我为他而庆幸。岂料当天晚上3时左右，有三个蒙面盗，用万能锁偷偷地开进他那三重锁的门，外子在深睡中被惊醒，一个用布把他的口塞住；一个抓住他的手脚，不让他动，第三人去搜查他的衣柜、抽屉等。发现只有两百多元港币，便问他：“为什么只有这么少钱？”他们便用烟灰碟打他的额头、太阳穴等处，以致血流满面。外子便极力地挣扎，唯恐被强盗打死。在这时刻，他们忽然发现外子手腕上的名表，便取下逃之夭夭。这只劳力士表是我的孩子从美国买来，送给他父亲的生日礼物。这只表可以说是他父亲的救命恩物。外子及时打电话给校园内的巡警，把他送到保健处的医务所去治伤，经过详细的检验后，又照了X光，发觉有两只牙齿被打得动摇，其他在额部、眼边及太阳穴等处，都有伤口，还缝了几针。这起突发的人祸外子不敢让我知道，恐怕我忧愁、挂虑。
第二天早晨7时，我的堂侄永旺打电话给我，当时我还没起床，听到电话响，心中就很不安，为什么这么早就有人找我。拿起听筒一听，原来是永旺，他说： 他看南方报英文版记载一节新闻说：“郑姑丈在香港中文大学被……”声音战战兢兢似的。我知道必遇不测的事，叫他赶快详细地告诉我，接着他说：“被强盗入屋抢劫，重打受伤等。”我还很镇定地略看了联合早报一下，并没有刊登这则新闻。便打电话去香港中文大学，外子所住的宾馆，但无人接听，再打到雅丽宾馆去问个究竟，那里的服务员说：“是有这回事发生，不过郑教授现在已平安离开宾馆到朋友的家，请放心。”我想他必定会打电话回来告诉我吧！等了许久，不见有电话来，便打电话去问几个在港较熟悉的朋友，终于给我联络上了。问他：“伤势是否严重？需要我去帮你搬回来吗？”他说：“不用，他要去中文大学附近的旅馆住，生活比较方便。”我劝他回来，他答应等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才回来，但一年又一年，还没有返星洲之意，我知道他的爱好是读书、写作与研究。他住香港多年，一切都习惯了；在那里他可以自由出入中国任何省份；那里有他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有很多的图书馆，其中有许多古文学、诗词、历史等资料可供参考、研究；也容易找到这类的年轻爱好者为助手。他又说过他为中华的文化，要干到最后一口气。这可以看出他的傻劲。他生平的著作共有30多本，其中以《中国修辞学史》较有分量。他曾得到“国家图书荣誉奖”。这也是他生平为着写作而废寝忘食所得的收获。
我在2000年至2004年跌倒三次
2000年最后的一天，我去福灵堂做礼拜的时候，路经政府组屋的底屋，因行走时没看路面，只看前方，以致绊倒，正面摔在地上，伤到面部及手掌的筋骨，幸有几个工友走过，把我扶起来，叫我速打电话，告诉家人。我说：“没有手提电话。”一起身只觉得两只手不听使唤，我的眼、鼻、口都擦伤而疼痛。请他们替我雇一辆的士，一走出路口，刚有一辆的士经过，我马上上车坐回家，看见女佣还没出去，心中稍微安慰。她看见我跌倒便伴我去医院看医生。可是门诊部星期天不开，有病痛需到紧急部去，一眼看去，座无虚席，只好挤在其中，耐心等待。当医生来检验时，我觉得手掌皮非常的痛，医生便叫我去照X光，结果查出骨无损，只是筋和神经线受损。配了些药便叫我回去。这是我第一次的跌倒。在这之前我极少看医生，所以对医院也不熟悉。
2003年4月间，亚洲发生非典型肺炎，传染甚速。本地有一些人及医生也被传染而死。病情严重，只得用隔离的方法。人们多不敢出门。遂至各业萧条。据说多吃木瓜有益于抗炎，有一天，我的女工有点伤风咳嗽，我不敢让她去买水果，便自己带推车去四马路买木瓜。回来时，恰好是中午，路上行人很多，我在路旁行走，以致车轮陷落于路旁低处，整个车子翻倒在那里，我也摔倒了。只觉得右手腕很疼痛，无力爬起来。幸亏有个不相识的印尼籍女佣，拉我起来，扶着我走过马路，送我到家。她的爱心，令我感动不已，我便赏她几块钱，她不肯接受。那时新加坡SARS的病情还是很严重，我不敢去中央医院看医生。但手腕肿得越来越大，我只得告诉我在美国的孩子。他告诉我“手腕有肿，必定骨有断或是裂”。叫我到附近的林开良医生的药房去求医并照X光。我就依照他的指示去做。林医生看了X光后，果然我的手腕骨裂，就给我一些消肿的药吃，把手腕包扎后就回家。这是我第二次跌倒。
2004年1月初，我的老伴经医生劝告必须完全退休。4月18日我们和孩子及媳妇约好，大家同到香港去，把我老伴的一切事情都授权给我的孩子大宁去打理。我们也带个女工去帮忙。直到5月1日，可以携带的东西都随身搬回。有些旧家私，可用的就送给人家；有些就丢掉了。
我不适合住冷气房。在香港18日，我差不多整天都躲在有中央冷气的家里，所以我原有的风湿病症就越来越严重。回星不久，有一天早晨下床，我只觉得膝盖酸软便摔下去，无法起来。这是我第三次的跌倒。医生们都要我去动手术，但我和我的儿子都不同意。我已高龄还要受皮肉之苦，最坏的打算，无法行走时还可以坐轮椅。但我相信再辛苦也没有做不成的事。
2005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