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曾在第五章第二节中以“神交陈望道”为题，叙述郑子瑜与陈望道之“神交”，他曾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启发下研究中国修辞学及修辞学史，并撰述与陈氏讨论修辞学的《论照应》以及后来在《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中国修辞学史》中对陈氏的《修辞学发凡》做出学术史上空前的评价。郑子瑜自称为陈望道“私淑弟子”，对陈望道先生心仪神往，是陈望道修辞学史和修辞学研究中的精神提携后人，郑子瑜一直奉他为学术上的私淑恩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关山阻隔或中国与新加坡尚未建交，使郑子瑜未能与陈望道谋面而请教。只是一种心灵间的沟通。直到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９日复旦大学举行陈望道逝世十周年暨语法修辞方法论学术讨论会，身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郑氏，应邀赴上海参加讨论会，在大会上做了《从陈望道先生指示我们研究修辞学的新途径说到修辞学者的响应》报告(详见龙协涛主编《郑子瑜墨缘录》，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林兴仁《心灵的沟通》一文)，从自己治学经过和心得入手，详细阐述了陈氏对修辞学的贡献。
陈望道是解放后复旦大学首任校长，是复旦大学乃至中国修辞学的奠基人，郑子瑜为促使中国内地修辞学研究发展，在他的尽力促成下，１９９１年由香港姚美良先生捐资二十万元，设立“陈望道修辞学基金”。该基金已向中国修辞学界颁发奖励三次，为促进修辞学研究和提升学术水准起到良好的作用。郑子瑜在１９９１年７月１日所做的“姚美良先生捐赠复旦大学‘陈望道修辞学基金’仪式上的讲话”中，开篇即对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做了历史性评价，他引述本人过去所誉称陈氏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以及《修辞学发凡》是“千载不朽的巨著”，并说：“因为陈望道以前，中国不曾有过完整的系统的修辞学，直至今日，凡是读中国修辞学的，几乎没有一本或一篇著作不是根据他的修辞学体系来立论。我想，就是数百年甚至千年以后，如果要全面谈论中国的修辞学，也不能撇开历史上第一本最完整的《修辞学发凡》而不读，所以我对他的评价，是放之千古而皆准的。”（《文学·修辞·教育》，郑子瑜学术讲演集，龙协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郑子瑜所努力促成的陈望道修辞学基金设立，为陈望道所开创的修辞学研究添砖加瓦，这是陈氏身后，郑子瑜与他“神交”的继续和延伸。
郑子瑜与复旦大学诸多学人之交往，还表现在与郭绍虞的学术交往上。郭氏是复旦大学著名学者。五四时代与朱自清、俞平伯、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等为伍，是中国首批新诗人。他们于１９２２年结集的新诗集《雪朝》中，有郭氏新诗十六首，其中《咒诅》、《希望》等短章，郑子瑜直至晚年仍记忆犹新。其中对痛苦人生的咒诅以及对“希望之神”的憧憬，鼓励他在艰辛的少年时代作人生的奋斗和拼搏。1984年4月8日，郑子瑜路过上海，曾在现代文学史料专家陈子善陪同下拜访郭绍虞。郭氏为郑氏著《中国修辞学史稿》撰序，认为该著是学术史上的“空谷之音”，郑著“研究方法能另辟蹊径，不循一般修辞学的旧辙”，并说郑氏能在修辞学重镇日本早稻田大学讲学研究，“真可说是鲁班门下弄大斧。假使没有一套真实本领，又怎会博得他们的信任”，所以郑子瑜“是至今为止第一个研究修辞学的历史的学者，这书是第一本的中国修辞学史，无可借鉴”（《中国修辞学史稿·郭序》）。郭氏慧眼识珠，对郑著作了很高的评价。郭、郑学术交往，还表现在郭绍虞《语法修辞学与语义学之关系》（中华书局《中华学术文集》）中引征郑氏《中国修辞学的变迁》时对文天祥著作关于“辞”与“词”之分观点的见解，郭氏大作中说“在修辞学一类的著作中我见到引文氏之说者只有国外学者郑子瑜氏”。后来，复旦大学学者吴文祺杂著作中也引述郑氏对陈望道及其修辞学的评价。郑德坤是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在燕京大学时是郭绍虞的学生。在拜见时，郭氏对郑子瑜说，希望郑德坤能返国时来看望他。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３日，当郭绍虞告别人世时，郑子瑜在悲痛之余，满怀深情地撰写了《怀念郭绍虞先生》一文。在复旦大学老一辈学人中，与郑子瑜有过交往甚至提携之恩的还有知名经济学家蒋学模。蒋学模在20世纪80年代初任《复旦大学学报》主编，当见到郑子瑜给《复旦大学学报》投稿《评王充论修辞》，并知郑子瑜的《中国修辞学史稿》尚未落实出版机构时，为该书寻找出版社，在蒋学模的推荐下，上海教育出版社欣然接受，并花费很多时间，为《史稿》中众多引文——查对原书，订正部分错误。总之，一部《中国修辞学史稿》以及《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引来郑子瑜与复旦大学诸学者交流的许多佳话。
郑子瑜与陈望道等老一辈复旦大学学人交往后，在中国内地步入新时期，又开始与宗廷虎（易蒲）、李金苓等复旦修辞学者以及濮侃、姚亚平、黎运汉、郑颐寿、谭汝为、袁晖等一大批中国语言修辞学者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形成了中国内地与海外修辞学研究的互动局面，实为修辞学研究史上之盛况。本节仅以他与复旦大学学人交往为例。
宗廷虎、李金苓在“文革”前曾是陈望道主持的复旦大学修辞学研究机构的青年研究人员，那时便读过陈望道推荐由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出版的郑著《中国修辞学的变迁》。１９８０年《复旦大学学报》第二期上刊发郑子瑜的《评王充论修辞》一文，宗、李拜阅之后，致书郑子瑜，对该文提出一些补充意见，如郑文中说王充“采取了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的论点，写了《艺增》、《儒增》、《语增》诸篇……会使人误以为王充对夸张辞的看法，也和孟子相同；而其实，王充对夸张辞是否定的，不能与孟子混为一谈”（《中国修辞学史稿·后记》），这些看法为郑子瑜所虚心接受，从此开始了宗廷虎等人与郑子瑜的长时期的学术交往和切磋。郑子瑜支持复旦大学的修辞学研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常常往返于上海复旦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之间，参加修辞学术讨论会，发表各种关于修辞学术和修辞学史研究的独特见解，并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发表学术讲演，为宗廷虎等人的论著撰写多篇序言和评论文章。而宗廷虎则为郑子瑜编辑出版了三本纪念性的文集。复旦大学出版了《郑子瑜受聘复旦大学顾问教授纪念文集： 名家论学》和《郑子瑜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工作》，其中揭载了许多第一流的海内外学者如俞平伯、刘延陵、商承祚、季羡林、王瑶、周汝昌、陈子展、周策纵、林徐典、王赓武、许杰、郭绍虞、吕叔湘、吴文祺、张世禄、柳存仁、钱歌川的文章，以庆贺郑子瑜的应聘。1998年宗廷虎又主编《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问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礼遇郑子瑜的规格在复旦大学历史上也属罕见。
郑子瑜与宗廷虎联合主编、陈光磊副主编《中国修辞学通史》，皇皇五大卷，其作者均为复旦学人，这套大书的作者有陈光磊、王俊衡、宗廷虎、李金苓、李熙宗、刘明今、袁震宇、霍四通、吴礼权、邓明以等人，将中国修辞学史研究推向更高台阶，荣获“中国图书奖”，为海内外诸多报刊竞相报道。
郑子瑜从1990年起公开呼吁撰述《中国修辞史》，郑说：“按照逻辑顺序，《修辞史》应该诞生在前，《修辞学史》问世随之在后”（郑子瑜《中国修辞学通史·序》），可是，他自己是在未见前者情况下治“修辞学史”。二十一世纪初，宗廷虎欲治《中国修辞史》，得到郑子瑜的鼎力支持，这部三卷本专著的撰述过程是十分艰辛的，无异于一次学术韧性的攻坚战，作者队伍连同主编在内共九人，由郑子瑜任名誉主编，在郑子瑜支持下，宗廷虎、陈光磊任主编并团结一批学人奋战六七年，近期已出版。郑子瑜又促成了宗廷虎、陈光磊、冯广艺主编的《新世纪修辞学书系》陆续问世，郑氏为名誉主编，其促成之功甚大，首批四册已问世，嗣后将分年度推出八册，作者的成员大多为修辞学后起之秀，多半是复旦大学修辞学博士生，此为郑子瑜扶掖后进之举，为人所称道。也为中国修辞学研究不断提升其研究高度和拓展领域做出了前辈学人的重要贡献。
郑子瑜多年来一直担任复旦大学《修辞学习》杂志顾问，这份期刊是内地唯一的一份修辞学专业学术期刊，在中国修辞学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是中国修辞学研究者的学术家园。
郑子瑜与复旦大学交往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章是他与刘延陵的交往以及促成《刘延陵诗文集》问世。刘氏是中国新文学第一本新诗杂志《诗》月刊主编，又是首位介绍法国象征派新诗及其理论到中国的拓荒人。“七七事变”后由邵力子介绍于1937年9月渡海到马来西亚，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先后在吉隆坡《中国报》和槟城《光华日报》任编辑。1939年移民新加坡，与郁达夫同任《星洲日报》编辑。抗战胜利后又任《中兴日报》、《华侨日报》编辑以及在义安学院、南洋大学兼职讲师。五十年代末期，新加坡商务、中华、上海、世界、南洋五大书局联营教育供应社，出版华文课本，他任编辑。他是新加坡知名华裔诗人，南渡后常有诗作问世。南渡五十年，刘氏安贫乐道，谦恭自守，与世无争，不求闻达，淡泊而默然地生活在新加坡。新时期开始，郑子瑜与复旦大学的学术关系步入新阶段，宗廷虎于1987年发起征集海内外名家，提供论文，辑成《名家论学》一书，以纪念郑子瑜受聘于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宗廷虎知刘延陵是复旦大学校友，希望能征得他的一篇论文，托郑子瑜返新加坡后代为说项，刘氏竟高兴答应，并在某日深夜造访郑寓。又提供《论儒家伦理是否适用于现代》一文给《名家论学》。1988年10月19日刘氏告别人世，复旦大学中文系葛乃福建议出版《刘延陵诗文集》，葛氏作为诗文集主事人委托郑子瑜代为搜集刘氏南渡后，包括未曾发表之诗文，郑子瑜在刘延陵亲友的大力支持下，不辱重托，完成所托之事，使诗文更加充实，后又撰写《深夜的访客——一别文坛五十年的“五四”诗人刘延陵》以及为《刘延陵诗文集》做长序，使内地学人了解南渡后阔别祖籍国五十多年后在异乡生活的新文学运动早期诗人的后半生。
郑子瑜的成就使他得到社会的认可，荣誉接踵而至。他的小传先后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及美国传记学会编入《世界名人录》、《世界学人传》、《澳洲及远东地区人物志》、《世界著作家列传》、《成功的男士》、《盛名的男士和女士》、《前五百名人物手册》(以上英国出版)、《世界杰出领袖传》、《世界荣誉人物志》、《世界五千名人传》(以上美国出版)、《日本大学名人录》、《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东南亚人物志》、《中外文学家辞典》等数十部工具书中。1984年又应聘去香港中文大学任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并应聘去大陆多所著名大学讲学。后又被权威的《中国百科大辞典》聘为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6年4月，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致书郑子瑜，信中说： “我荣幸地通知您，经我校校长会议讨论，决定聘请您为复旦大学顾问教授，请您在认为适当的时候前来复旦大学参加授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证书’仪式并讲学。”复旦是一所知名大学，国际著名学者能被聘请为顾问教授者在当时仅六人。
同年6月14日，谢希德在复旦大学授予郑子瑜先生顾问教授证书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词，高度评价了郑子瑜在学术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尊敬的郑子瑜教授、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地举行仪式，聘请新加坡华裔学者郑子瑜先生为我校顾问教授，这是我校的光荣。郑子瑜先生是国际知名的学者，著述丰富，在中国修辞学、中国文学、中国语言学等方面都有湛深的造诣。郑先生接受聘请后，一定会对我校的教学科研，起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我代表复旦大学，对郑先生的接受聘请，表示由衷的感谢！
郑先生是福建龙溪人，早年去南洋，经过勤学苦习，努力钻研，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的知名学者，曾任南洋学会理事、新加坡教育部教科书委员会中国语言与文学科顾问、《南洋学报》主编。1964年至1965年任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文学研究院教授。1973年应邀到美国各大学作短期讲学。1978年至1980年任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中国修辞学研究”教授。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郑子瑜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史研究，在国内外都有影响。早在60年代，他就应邀到日本修辞学的摇篮——早稻田大学讲演中国修辞学史，并出版了《中国修辞学的变迁》。1984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四十余万字的《中国修辞学史稿》，在国内外激起较大的反响，被认为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修辞学史专著，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今年《复旦大学学报》第1期，也发表了这方面的书评。
郑教授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文学家。他早期就写了不少散文、杂文、诗词和文学评论，散见于国内外报刊。1960年出版了以杂文为主的《郑子瑜选集》。近年出版了《诗论与诗纪》，对郁达夫、鲁迅、周作人等作家的诗作进行论析和考证。他对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的研究，尤为国际学术界，特别是日本的“黄学”研究者所重视，日本学者的多种论著中，都参考并引述过郑先生有关黄遵宪的论述。他与实藤惠秀合编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出版后，世界各地著名大学及研究所争相索购，对于研究黄遵宪的学者以及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学者，都有一定程度的帮助。郑教授另外还有《人境庐丛考》、《门外文谈》、《东都习讲录》、《悼怀东瀛文友》等论著一二十种问世，其中一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日等国文字，为外国读者所传诵。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外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外文学家辞典》、《中国六百作家小传》、《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选》、《日本大学人名录》等书，都收有郑子瑜先生的条目。
郑教授多年来与复旦关系密切。早在60年代，他就与陈望道教授有通信联系，望老当时向语言研究室的同志推荐过郑教授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郑先生与郭绍虞教授亦有多年交往，郭先生亲自为郑先生《中国修辞学史稿》写序，对《史稿》非常赞赏。郑先生亦几次为《复旦大学学报》撰文。1985年，他又应邀来复旦参加有全国各地学者与会的“语体学学术讨论会”，并在复旦和上海其他高校作了精彩的学术讲演。郑教授对复旦的学术研究一直非常关心和支持。
复旦大学的修辞学研究是陈望道老校长多年来一手培植起来的。全国各地对复旦的研究寄予厚望。目前华东修辞学会秘书处和我国第一本修辞学杂志——《修辞学习》编辑部都设在复旦。复旦的中、青年教师和学生近几年来在修辞学研究上虽有了一些成果，复旦也在全国高等学府中首次开设了“中外修辞学史”、“语言风格研究”等课程，但迫切希望有造诣湛深的修辞学家、语言学家作指导。我们相信，郑教授今后一定会加强指导，为我校办成国内第一流的修辞学研究基地献出大力！也希望在郑教授的推动下，加强复旦与日本、欧美、澳洲、东南亚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学术交流。
让我们对郑教授的应聘再一次表示热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