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虞在《史稿》序言中赞誉《史稿》为“第一本”中国修辞学史，认为是“空谷足音”。这正是肯定了郑子瑜的创新精神。
这种创新求实精神贯穿整部《史稿》，如指出宋代陈骙《文则》是第一部论文的修辞法的专著，明代谢榛《四溟诗话》是第一部论诗的修辞法的专著，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宗经篇》第一次将“修辞”二字连用，指出李白《丁都护》诗用典错误、苏轼的《咏梅》诗用词失当等等，举不胜举。
这里，我们再举两例来说明郑子瑜可贵的治学精神。
《史稿》中有两处涉及郑氏所崇敬的鲁迅先生，其一是第六篇引《漫叟诗话》论“映衬”： “江为有诗：‘吟登萧寺旃檀阁，醉倚王家玳瑁筵。’或谓作此诗者，决非贵族。或人评‘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乃乞儿口中语。苕溪渔隐曰：‘《青箱杂记》亦载此事，道远献云此诗乃乞儿相，未尝识富贵者。故公每言富贵，不及金玉锦绣，惟说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人家有此景否？’《云斋广录》载近时人诗一联云：‘珠帘绣户迟迟日，柳絮梨花寂寂春’，虽用珠绣，其气象岂不富贵，不害其为佳句也。《归田录》云：‘晏元献喜评诗，尝曰： 老觉腰金重，慵便玉枕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鲁迅曾在《革命文学》里说：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寒蠹。真正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全不用那些字。”郑氏认为，鲁迅所谓唐人，当指《漫叟诗话》作者元结： “‘笙歌’、‘灯火’两句出自白居易《宴散》一律，诗云：‘小宴追凉散，平桥步月回。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残暑蝉催尽，新秋雁带来。将何迎睡兴。临床举残杯。’这是白乐天参加宴会归来之作。‘笙歌’二句，乃描写所见富贵人家的景象，如果自己是富贵人家，便不是这样的写法了。故《后山诗话》白乐天云：‘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又云：‘归来未放笙歌散，画戟门前蜡烛红’，非富贵语，看人富贵也。黄鲁自谓白乐天‘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不如杜子美‘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也。”(见《史稿》第六篇)郑子瑜出于对鲁迅的崇敬心情，委婉地说，鲁迅所谓写富贵景象的“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两句，出自白乐天诗，而诗的本意据《后山诗》说，并非写富贵，而是看人富贵而已。此乃鲁迅在《革命文学》一文时不知是白氏《宴散》之句而从之。
第二处提到鲁迅时，在第九篇中。郑子瑜说，鲁迅《三闲集》所述近视眼故事并非民间传说，而是载之于清代崔述《考信录》。《三闲集》中有《匾》一文。今录其下： “乡间一向有一个笑谈： 两位近视眼要比眼力，可无质证，便约定到关帝庙去看这一天新挂的匾额。他们都先从漆匠探得字句。但因为探来的详略不同，只知道大字的那一个便不服，争执起来了，说看见小字的是说谎的。又无可质证，只好一同探问一个过路的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道：‘什么也没有。匾还没有挂哩。’”郑子瑜评道： “鲁迅先生举了这一则故事，以喻中国文艺界只顾尽量输入新名词的现象，确是贴切、深刻、生动而有力。诚如张雪森氏所说：‘鲁迅的比喻植根于他那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素养，因而也就鲜明地反映出他那幽默、隽永的风格。”(见《史稿》第九篇)郑子瑜翻检典籍，认定这则笑话出自清代崔述《考信录》。今录原文如下： “有二人皆患近视，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适村中富人将于明日悬匾于门，乃约次日同至其门，读匾上字以验之。然皆自恐弗见，甲先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并刺得其旁小字，既至门，甲先以手指门上曰：‘大字某某。’乙亦手指门上曰：‘小字某某。’甲不见乙之能见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问之曰：‘所言字误否？’主人曰：‘误则不误，但匾尚未悬门，门上虚无物，不知两君所指者何也。’嗟呼！数尺之匾，有无不能知也，况于数分之字，安能知之？闻人言为云云，而遂云云，乃其所以为大误也。”(见《史稿》第九篇的注释)笔者认为，鲁迅可能未读过《考信录》，也可能读而忘却，而乡间也真有其笑话。不过，郑子瑜的求实勇气和考据功夫确令人惊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