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藤惠秀是郑子瑜第一位日本知交。1962年赴日短期讲学便是他读了《人境庐丛考》，出于对郑子瑜的爱护和钦佩之情而促成的。实藤不但作了周详的安排，还不顾年事已高亲自为郑氏充当翻译。1964年郑子瑜应邀与他共同编校《笔谈遗稿》，也是实藤先生奔走于早稻田大学教授会议而促成的。早稻田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聘请了一位外国学者任教授，并为“早大”教授们授课。没有实藤的慧眼，此行不可能顺利。
在郑子瑜的学术生涯中，实藤是一位使他铭记终身的学者。实藤本人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他对待研究工作废寝忘食，倾注了毕生精力。在与郑子瑜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的日子里，他连星期日和公共假都没有休息，甚至在七八两月(暑假)，日本奇热，同事们都到山间避暑去了，我们还是日日到研究室来工作。［55］郑子瑜不但为发现和保存《黄遵宪与日本人笔谈遗稿》作出贡献，还是这次整理工作中的支柱。
郑子瑜永远不会忘怀的是，在他开设《中国古典诗歌的鉴赏与批评》和《中国修辞学》讲座时，实藤先生每一次都来“正听”和旁听，风雨无阻。他胜似自己的父兄，关心郑氏的一切，嘘寒问暖，使身在异域的郑子瑜倍感人间温暖。
实藤先生的工作作风踏实、细致、认真、一丝不苟。郑子瑜从中学到了许多做人和治学上的真谛，也从中了解到日本学者刻苦耐劳的苦学精神。有一次，正逢假日，原来郑、实藤约定上午九点前共同在研究室中讨论《遗稿》，可是，约定的时间到了，实藤却没有准时来。这是破天荒的，因为他惜时如命，十分守时，也珍惜他人的时间。正在这时，传达室女职员告诉说，先生发高热，病倒了。郑子瑜正欲打电话去探询，可是实藤来电话了。他以嘶哑而颤抖的声音，告诉郑氏，觉得十分抱歉，恐怕要两三天不能与郑子瑜共同工作了。他觉得不亲自打电话给郑氏，总觉得过意不去。这虽是区区小事，却令郑子瑜感动不已。
还有一次，在共同校录《大河内文书》时，两人碰到了几个辨不清的字。于是两人向早大图书馆副馆长、书道家加藤谆请教。加藤通过辨认，看出了其中几个字，还有几个怎么也看不出。郑子瑜在无奈之中说，看起来像什么什么字，上下文连续也说得通，就把它当作什么什么字吧。可实藤却说：“没有十分看懂的字，宁可存缺存疑，才不会对不住古人。”这正是他求实的学术品格。
在修辞学特殊讲座上，实藤经常向郑子瑜提问，使郑氏从中得到启发，下决心将《中国修辞学的变迁》扩展成《中国修辞学史稿》。其中不断得到实藤的鼓励。在回新加坡后，实藤常来信，催问写作进度。郑子瑜曾几次想停下来不写了，但想起他的鼓励，又拿起笔杆，继续爬起格子来。
作为一位日本人，他爱憎分明，大义凛然，反对日本军阀对中国的侵略，撰写了不少文章，抨击日本人的傲慢和无视中国；极力反对称中国为“支那”，称中国人为“支那人”。郑子瑜曾为高晨曦编著《郁达夫年谱》写序时指出大量事实，使日本人对中国人不得不刮目相看，像郁达夫留日时代那样被日本人歧视的情形已经不会再有了。
1964年，郑子瑜与实藤曾同访日本“新村运动”的先驱武者小路实笃，归来赋成一绝： 芒径林中别有居，
先生小隐亦相宜。
新村自有人间乐，
何必风尘试鹿车。1985年1月2日，实藤先生去世，享年八十九岁。远在香港的郑子瑜闻讯撰写了“悼实藤惠秀先生”。他感到抱歉的是，当他的《中国修辞学史稿》出版时，曾关心过这部著作的实藤却再也看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