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瑜第一次赴日本讲学，对象是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同仁。其讲稿后为南洋学会结集出版，名曰《东都习讲录》。
首次讲演题目为《研究古汉语的意义及其方法》，由实藤惠秀担任翻译。
这次讲演不是公开讲演，是小规模的，听讲者仅十余人，除少数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外，其余皆为中国语言学和文学的教授，他们在这个领域涉猎颇深，著作丰富。这使郑子瑜诚惶诚恐。这篇简短的讲演稿分四个部分，即语言与文字、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为什么要研究古汉语和怎样研究古汉语。
由于郑子瑜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精深的研究，以及对修辞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在讲演中轻车熟路、旁征博引又深入浅出，将研究古汉语的意义和门径讲得十分透彻。
首先，郑氏阐述了“语言”与“文字”的本质。在郑氏看来，两者是“一物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他对将两者孤立起来，认为文字与语言各司其职而缺少内在关系的看法不以为然。并对甲骨卜辞以来，中国的汉学在“六书”基础上形成的结构体形作了分析。他指出，许多人只看见文字的变化而漠视语音的变化，并列举了一些汉字今古音的不同，点明了这一“误会”产生之原由。但是，语言与文字虽然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意味着两者同时产生，他认为，“以汉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出现来比较，两者的时间之差是一百比一”，“语言是最基本的，文字不过是语言的附庸”。
接着，他指出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是不可分割的，但三者又各司其职，“语音是语言(词的)物理材料，是语言的基本要素”，“词汇是构成语言的材料，它是概念或意义的表达单位；同时是语言的内容”；而语法“是规定词的变化以及用词造句的规则的综合，是语言的规律”。三种要素只有配合在一起，才能构成语言。为说明这一规律性的现象，他又列举了一些日常的语言现象来支撑这一论点。由普遍规律切入到古汉语，郑氏指出，三要素说适合中国古汉语，但与现代汉语具有不同的外在形式。他又举例了《论语》中所反应的先秦与现代差距很大的语言现象，其关键是词汇和语音的区别，而语法上这种区别则小得多，具有稳固性。但是，这稳固性不排除它的变动成分。郑子瑜总结说： “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不同，主要在语音和词汇上(有时连词义也不同)。有了这些不同的地方，于是就形成了两种表现的形式，使我们阅读古汉语发生了许多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古汉语是已死的语言，便不去研究。最明白的理由，那就是语言不是一天形成的，现代汉语的语言、词汇和语法，都是继承古汉语的传统的；而且在现代汉语中，也还保留若干的古汉语。”郑子瑜能以一种发展的历史眼光，来看古今语言的承袭关系，是一种科学的看法。
在阐述为什么要研究古汉语时，郑子瑜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入手，指出儒家思想，“至少还有若干成分，还是今日一些先进国家所需要的”，将中华文化置身于世界文化范围之内，在此基础上，水到渠成地解决了“为什么”的问题——“研究古代的文献”和“为了进一步了解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
最后，郑子瑜点明了“怎样研究”的问题。他反对“读书百遍，其意自见”的笨办法，认为是不讲效率、不注重学习方法、枉然消耗人的精力，从而提出注重词义和注重语法的科学的研究古汉语的方法。
这篇讲演词是针对非华人而言的，其中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渗透了自身治学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