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问题专家刘士木是广东兴宁人，早年赴南洋，从事教育、新闻工作，并加盟于同盟会，后受聘为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主任，他生平致力于南洋历史和华侨史的研究，著有《南洋华侨教育论文集》、《南洋地理》等，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南洋问题专家。他是南洋学会早期会员，曾担任过学会会长。
1952年，这位硕学之士刘士木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走完人生里程之后，郑子瑜对这位卓越学者的逝世悲恸欲绝——“有如巨星的陨落，我的心也跟着怦然跳动”［39］，他撰写了声情并茂、充溢着悲愤之情的《悼刘士木先生》一文。说刘士木先生是“我国现代研究南洋问题著有成绩的第一人”，“又是今日世界上收藏南洋研究材料最多的第一个收藏家”，“即使是国家设立的南洋研究馆，恐怕也没有那么丰富”［40］，仅凭这一点，刘士木堪称是学术界中的伟人了。刘士木在生活的煎熬之下，淡泊明志，自甘寂寞，忍辱负重，他奉献给学术界的南洋研究成果，足可以告慰后学。当郑子瑜回念他的硕果时，细细品味，如入山阴道中，一步一景，目不暇接。可是，这些成果，是在他无人帮助，天马独行的情况下完成的。他钟情于学术，献身于学术——这在“只重金钱而不重视学术的南洋”，为众多学人树立了楷模。但是，刘士木的身后事却令人伤心，“你没看谁家封翁祝嘏，收到的贺仪动辄是一万八千？而他的遗孤遗寡，只闻学会理事捐给他们抚恤金五百元”，这对刘士木“一生为学术而绞尽脑汁，挖尽心血”来说［41］，真是一个悲剧。
郑子瑜在悼文中，揭示了南洋社会四十年前的一个反常而又司空见惯的现象，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学术的尊严在世俗的偏见重扼下，丧失了应有的光环： “不记得是谁说过，所谓社会贤达的‘贤’字，是个会意字，是对于能‘臣’于其君而‘又’有‘贝’作后盾者的赞辞，‘贝’，财也，所以最好要有钱。在南洋，所谓侨贤也者，不尽是那些满身油腻的有钱人吗？盖有钱则贤，这理由很简单，不贤何以会有钱呢？士木先生！你哪一次参加侨团的集会，不是得先让‘贤’人们发表一些半通不通的伟论，你只好静静地恭听？你哪一次参加宴会，不是得先让那些‘贤’人上座，然后你才坐上去？士木先生！你生在这样的社会，而能忠于学术，至死不悔，这岂止是值得我们叹服而已呢！”南洋学会的早年会员，正是在这么一种环境下，坚持自己渗入血液的学术贞操，在半饱半饥的生存条件下，从事着学术追求，这难道不是一种华夏民族崇高的延绵数十年的历史传统吗？当我们读到郑子瑜这些悲愤的悼词时，脑海中浮现出司马迁的千古绝唱《报任安书》：“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作《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刘士木的人生道路和学术实践，大概也是古贤的命运在异国他乡的延续吧！寂寞的人生换来了他传世的学术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