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弹不出完整的世界，
虽然我用尽了力量。
史蒂文斯《弹蓝色吉它的人》
我非常赞成视野开阔的整体研究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能够在这本书里对“第三代”诗的所有方面作出全面的估量。我现在所能做的，只是阐述它的某些方面，而事实上它具有许多方面，我甚至还没有对参与这一诗歌范围的诗人给予均等的关注机会。因为我是这样考虑的，只有通过真正具有真知灼见和想象力的诗人诗作，才有可能有效而不是肤泛地理解一种诗的作为。由于诸多现象本身的不均衡性，也由于研究者研究主题的自有偏重，因而进入本书讨论范围的，实际上只是“第三代”诗人中少数几个人的名字。但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更多同属于这一诗歌时代的诗人，他们在“众声喧哗”的竞争和多向度的拓展中所作出的创造性努力，以及他们大量带有个人才华印记的作品，可以视而不见或者避而不谈。我想，弥补这一明显的欠缺，只能留待于研究者日后研究主题的进一步拓开。这里，我在诚心地表示我对他们怀有的歉意的同时，再一次表达我对他们一直持有的诚心的敬意。
“第三代”诗无疑是现时代藉以表达自身的作品之一，因而是我们所无法回避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之一。“第三代”诗的难读也同样是出了名的，人们对它几乎是普遍地啧有烦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是因为它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和阅读经验的范围所致，同时，也由于这些诗人有意无意之中喜欢流露出来的那种自傲和挑衅姿态，使得读者由于感受到了某种蔑视而经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第三代”诗的难以纳入正常的阅读和交流范围，可以使人想到一连串关于文学批评和文学本身的问题，想起一般的美学问题，以及想起人类理解能力和人性本身的局限性等一系列问题来。
在最直接的意义上，人们与“第三代”诗之间的隔阂显然与现时代的某种“无深度”趋向有关。当浮露于生存浅层的大众娱乐文化越来越主要地成为终日忙碌于物质事务的人们疲惫心灵的缓解物和代偿品的时候，诗便注定要成为一种孤独的、不可理喻的、不易接近的东西，以致有兴致关注它、能和它发生亲切关系的人将退缩在不能再退缩的范围，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极度突出诗的孤立地位，也成为诗人维系其生命存在的一种顽强努力，他们不约而同地寄希望于精神的形式建构，以便拒绝为物性很强的“社会性格”所同化。因而，采取一种深奥玄秘的姿态，一种有意与公众间隔疏离的姿态，对他们而言，就成了对抗“无深度”的生存现实，坚持诗在现时代的自足地位以及它那不可替代的精神价值的一种策略(说老实话，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一个诗人在文学市场上“飞黄腾达”，因为这种所谓的成功，往往是以转移人们对诗性的注意力为代价的)。这样，原本就无可回避的诗与社会的隔阂，又由于诗人这种有意为之的努力而更趋加剧。
“第三代”不约而同所致力的诗歌语言秩序的独创，自然不仅仅是出自于上述社会学意义上的考虑，它其实还是基于诗歌艺术的本性。
对诗的革新的动力源，习惯性的解释是，在世界和人处在变动之中时，诗也不得不作出相应变动。换句话说，诗人必须运用前所未有的表现手段来表达以往的表达模式所难以表达的前所未有的经验，这种解释把表达的对象与表达者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主从关系，动力源来自外部，即诗之外的世界的改变导致了诗的改变。其实，对诗说来，也许另一种解释更为要紧，它把动力源归结到诗歌自身的创造性能量和冲动，也就是说，即使世界并未出现什么根本性的变更迹象，诗歌也同样可以期待一种实验性变更，同样需要寻求表达模式的新途径和新的可能，并借助这种新途径对原先的表达模式下所熟识的世界构成新的审视和理解。
诗是这样一种言词模式，它是从没有穷尽的实验中，从善于重新思考习俗中，来获得新意和快感的，来获得对世界的独特感悟并由此引发出独特的精神魅力的。从绝对的意义上说，新的未必是好的，但相对而言，求新总要比屈从陈规要显得有出息些。由于诗的这种好动易变的不安分性格在“第三代”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甚至极端化，因而特别容易使阅读者陷于被动和受窘之境。你想，“朦胧”诗变得不那么朦胧还没几天工夫，人们才刚刚因为适应了“朦胧”诗的表达模式，好不容易安下心来喘两口气，转眼之间，这刚刚建立起来的阅读规范又被冲撞得个七零八落，又不得不胆战心惊地再次大作调整，人们为此产生“疲于奔命”的不悦之感也就情有可原了。
如果说，这些客观方面的原因不是“第三代”诗本身所能承担责任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所要谈论到的，则主要是来自主观上的、必须由“第三代”诗自己来负担责任的，属于它自作自受的情形。一种情况是由诗人的自我放纵所引起的。我对“第三代”诗人实际生活中的事知道得不多，不便作出推测，我只想说，在诗中，他们往往是激进的个性至上者： 不承认人类共同的心理基础，没有必须为所有人遵循的法则，人与人之间没有可靠的交流手段，每一种行为方式和感情经验都是单独的，因而言词表达形式也是私人性很强的、暂时性的。在当代小说中，残雪小说的头绪是够乱的，或者可以说无头绪可言，但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仍是有保留余地的，因为人们隐隐约约感觉到，如果能找到某种线索，残雪小说中的许多呓语般的叙述还是可以理解的，不少聪明的小说批评家实际也这么做过。但在读“第三代”诗时，去寻找线索往往纯属徒劳。诗自然是一种个体性比其他文体要强得多的文学样式，但如果想当然地、随心所欲地将有关主体的一切当作诗，就有可能使抒写变为一种对隐私和自恋情结的过度耽溺。
另一种麻烦则源自于诗作者的自我伪饰。诗歌的至上律令固然是真正拥有个人的精神立场，并从这个立场出发去理解世界和自己，从中领悟到自己独特的艺术使命，获得冲决种种精神障碍的创造性激情。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拥有这种精神立场的，它需要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心智，通过现有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的洞见，以及真正出于才情的高超技巧，甚至有时为了心灵的抱负，还需要放弃常人拥有的许多人性享受等等，只有屈指可数的人才能不负此任。于是，更多的人则体现为一种乖巧的虚张声势，这种虚张声势总是大大掩盖了所欲获取的功利目的，而夸耀其所付出的努力，再涂抹些貌似博学的奇谈怪论，以猎取惊世骇俗的效果。这样的东西只会把人带进浮浅甚至虚假的天地，只要头脑清醒的人稍加追问，其意义便荡然无存，因为这些东西原本就空洞无物，从而让明眼人不由得为之黯然神伤，因为其成就的微屑与其背景的复杂之间，竟是如此的不成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