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
吴淞
我是1938年入伍的，当时在税警总团辎重营通讯排。后来，我被保送上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43年秋天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九战区兵站总监部，因为老部队去了印缅战场，改名叫新一军。
常德保卫战开始的时候，我随同第10军前去增援。第10军驻扎在衡阳，衡阳距离常德路途遥远，而且日军的飞机还在空中轰炸，很多路都被炸坏了。我们每天要奔走150里，来不及做饭，就身上挎着提前炒好的大米，当做干粮。渴了，就喝路边的溪水和雨水。
我们赶到常德外面的德山，就与日军交火了。
我当时配备的是手枪，因为主要任务是后勤工作，了解弹药粮食的消耗情况，向上面汇报。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炮火到处燃烧，枪弹飞来飞去，手枪由于射程的限制，总感觉不得力，我就向连长申请给我一杆步枪，连长姓孟，他就把一把刚缴获的三八大盖交给了我。我拿起来就射击。
在德山，我们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活下来的人很少。抗战胜利后，我回到老家长沙工作。到了晚年，我在德山上的乾明寺出家，陪伴当年牺牲在德山上的战友。
吴荣凯
我是1941年入伍的，当时21岁，先在74军军医处，后到了57师。
常德保卫战前，师长要求百姓搬出常德，躲避战火，还说让士兵帮助百姓，不能索要任何钱财。
常德保卫战打得很惨，1943年12月3日夜晚，全师仅剩二三百人，师部会上，决定由师长余程万带领另外几个团长突围，169团团长柴意新坚守常德，牵制日军。当时，169团仅剩下50多人。
我是169团的书记官，我要求留下来守城。但是团长柴意新将我一把推给了171团的团长杜鼎，我坚持要留下来。柴团长大声喝斥我：“我们团都快打光了，不需要你这个书记官，快点走。”
没办法，我只好跟着突围的部队出去了。
常德城外就是沅水，我们来到城外，冲过了日军封锁线，我抱着一根烧焦的树干，游到了对岸。而柴团长却在战斗中牺牲了。
旷文清
我当年是余程万师长的贴身副官。
常德城快要被攻破的时候，我见到过日军的冲锋队形。当时我们守着城门，和日军浴血激战，曾经有一次，城门快要被攻陷了，一个副团长带着十几个伙夫和通信兵赶来，才将日军打退了。
余程万师长率队突围的时候，我一直在他身边。我们沿着木头梯子，从城墙上爬下来，然后趁着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渡过了沅水，瞒过了日军。当时我们只能找到三条木船，其余的船只都被日军控制了。
渡过沅水后，我们与日军展开战斗，大部分人都走散了，只有我和师长在一起。师长的脚扭伤了，无法行走，我背着他走。后来，遇到当地的百姓，他们绑了一副担架，抬着师长走。附近有一支中国军队，我们就这样脱离了危险。
三位师长壮烈殉国
鄂西会战结束后，胡琏在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国民革命军73军暂五师师长彭士量奉命从鄂西开往湘西，暂五师席不暇暖，衣不解带，又赶去参加常德会战。
那时候，中国战场上，无日不战。
常德会战中，暂五师师长彭士量和6000好男儿再也没有回来。
和黄埔军校的很多人不同，彭士量考上黄埔军校之前，是湖北明德大学的大二学生，属于文化水平较高的一类学生。如果当时没有投考黄埔军校，彭士量可能以后会是一名教师或者政府职员。
报考黄埔军校，改变了他的一生。
后来，彭士量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任排长，参加了南昌起义。那时候，后来叱咤风云的林彪也在这支队伍里任代理连长，共产党军队里另一位最能征善战的人物粟裕还是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支队伍真是人才济济，群英荟萃，不过，这些中下层军官那时候不显山不露水，尚未崭露头角。
南昌起义失败后，彭士量所在的部队脱离了南下的队伍，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彭士量只能跟从。如果他所在的部队那时候跟着朱德上了井冈山，他能够活到解放后，也一定会是一名开国将军。
从南昌起义中走出来的共和国元帅和将军有很多。元帅计有：朱德、刘伯承、陈毅、林彪、贺龙、聂荣臻六名，大将有粟裕、陈赓、许光达三名。而与彭士量同为排长，以后成为共和国将军的有：萧克、聂鹤亭、唐天际、彭明治等人，而上将赵尔陆，中将谭甫仁、张树才等那时候还是战士。
离开了南下队伍，改变了彭士量的一生。
人一生的命运，其实都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
抗战爆发，彭士量先后参加了淞沪、山西忻口、台儿庄、武汉、长沙等战役，几乎是每战必从。在武汉保卫战中，他因为作战勇敢，受到嘉奖，宋庆龄女士还赠送彭士量将军一床苏联毛毯、一架德国造望远镜和一把缴获的日本指挥刀。
1943年11月，为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牵制缅甸远征军，并夺取洞庭湖米粮川，日军先向鄂西佯动，接着突然挥师南下，直扑常德。常德会战就这样仓促打响。
湖南省石门县是常德的门户，彭士量的暂五师守卫石门。
彭士量的暂五师，和《石牌保卫战》中写到的傅正模的预四师一样，从名字上就能够看出属于装备低劣的杂牌部队。
抗战开始时，全国有两百个师，其中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三个：115师、120师、129师。番号最小的是一师，因为由伤愈归队的抗战老兵组成，所以又称为荣誉一师，师长先后有宋希濂、郑洞国、李弥；番号最大的是200师，师长是抗日名将戴安澜，后分别为高吉人、周朗，隶属于杜聿明的机械化第5军。
然而，抗战初期，日军不断增兵，两百个师的番号远远不够，国民政府再增加新的部队，就以新编某师称谓，比如著名的新编38师，师长是孙立人；著名的新编22师，师长是廖耀湘，那都是一等一的部队。滇缅战役中，新编38师发展为新一军，新编22师发展为新六军，那可是与胡琏的整编11师、张灵甫的整编74师、包括200师的第5军，统称正面战场五大主力。日本投降后，东北战役的时候，东北军里还有两句口诀在说这两支新编军：“只要不碰新一军，不怕蒋军百万军。”“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
抗战末期，200师的番号开始增加，这就是青年军。青年军初期一共设置十个师，师长都是身经百战的抗日名将。而士兵都来自当时的大学和高中。这样高的文化程度，在当时历经战乱、死伤惨重的中国军队中，实在属于凤毛麟角。
整编师、新编师和青年军各师都属于国民政府的战斗序列。
而暂编师和预备师，则是各大战区自主招募的队伍。暂编师，就是临时番号，战后会予以撤销；预备师，就是从事训练的新兵师，战事紧急，就被派上战场。
抗战老兵方风林说，虽然他们这些杂牌部队装备低劣，食不果腹，有的排连一挺轻机枪也没有，有的士兵甚至连一双布鞋都穿不上，但是这些暂编师和预备师照样打得非常顽强壮烈。只要一上战场，就不想什么杂牌军什么正规军了，想的是打死日本鬼子，保卫自己的国家。
为了在石门阻击日军进犯，73军暂五师在石门与日军激战八昼夜。彭士量与6000子弟兵全部壮烈牺牲。
暂五师6000人，预四师5000人，他们都属于不满员的杂牌师，而一个满员师是8000人至10000人。
祖籍石门的张东山说，那年石门激战的时候，他只有13岁，但是有一个情景一直记忆很深，大街上到处都是死尸，有中国军人的，也有日军的，有的满身血污，有的抱在一起死去。行人要从街道上走过，必须一步一跳地踩在死尸之间的缝隙中才能通过。
那八天里，日军依仗人数众多，一次次冲进了石门县城，又一次次被中国军人压了出去。战斗的惨烈，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永远也不能想象的。张东山听父亲说，日军攻进城门的时候，有一个大个子国民党军官，可能是个营长或者连长，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大刀，大声呼喊着，领着一百多个中国军人冲上去，经过惨烈的白刃战，终于将日军又压了回去，夺回了城门。可是，不久，日军又组织了反扑，中国军人只能撤回城里，再没有看到那个大个子营长。
石门城门被攻破后，暂五师节节撤退，日军在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都遭受了顽强的抵抗。后来，民国时期的《大公报》在报道彭士量的事迹时，引用了日军电台对暂五师评价的一句话：“暂五师为战意坚强、不可轻侮之师。”
敌人没有想到城墙已破，杂牌军的暂五师居然死战不降，依托房屋节节抵抗，就施放毒气。张东山说，那时候的中国人很穷，中国军队也很穷，都不知道啥叫毒气。日军戴着防毒面具，施放毒气的时候，中国军人不知道防护和躲避，结果，一排排军人就倒下去了，鼻口出血。后来，前面的战士倒下去了，坚守后面阵地的长官有文化，知道这是毒气，就让大家把毛巾浸湿，捂在嘴巴上。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毛巾，也找不到水，就把尿撒在衣服上，用衣服蒙住鼻子。
毒气过后，日军以为再没有活着的人，就向前冲，结果到了跟前，被突然跃身而起的中国军人又打了回去。
那时候的中国军人普遍很穷，一身军服穿在身上，再没有换洗的，又食不果腹，营养不良，所以身上长了很多虱子。张东山说，他曾经看到过士兵们在打仗的空隙，脱下衣服捉虱子。士兵们穿的都是草鞋，破破烂烂，甚至有的人连草鞋都没有，光着脚板打仗。队伍里还有很多和张东山一般大小的孩子，他们不打仗的时候，就唱歌跳舞，鼓舞士气；一打仗的时候，就扛着比自己还高的步枪冲上去。
1943年11月15日，石门即将陷落，暂五师仍然苦苦支撑，重庆方面鉴于打下去再无意义，就下令放弃石门，寻路突围。然而，此时，暂五师与日军缠斗，已经无法分身。
彭士量早就抱定了牺牲的决心，石门战役刚刚打响，他就在硝烟与炮火中立下遗嘱：“余献身革命，念年于兹，早具牺牲决心，以报祖国，兹奉命守备石门，任务艰巨，当与我全体官兵，同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消灭倭寇，以保国土。倘于此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恨，唯望我全体官兵，服从副师长指挥，继续杀敌，达成歼敌任务。”抵御外侮，取义成仁，早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中国军队每一位抗战将军的血管里。
当日夜晚，彭士量带着暂五师仅存的300人撤退，走出城门，来到一个两山结合的部位，突然遭到日军合围。黑暗中，日军一挺机关枪打过来，彭士量倒了下去，战士们扶起他，彭士量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声疾呼“大丈夫为国尽忠，死何憾焉”，然后，闭上了眼睛。士兵们跪在地上哭成一片。
后来，6000将士的暂五师，仅有20余人撤出来。
暂五师坚守石门八昼夜，牵制了大量日军，为常德会战的中国军队调度赢得了充足的时间。
许国璋将军是继彭士量后，牺牲在常德会战的第二位师长。
许国璋是150师师长，全师将士都是四川人。
后世的人们，只要提起抗战，就不能不提到川军，全面抗战一打响，川军所有兵力40万人就穿着草鞋，背着干粮袋，扛着简陋的武器，甚至大刀长矛，全部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台儿庄、武汉、长沙、鄂西……每一次大的会战都有川军奋勇杀敌的身影。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了一本《八年抗战之经过》的书籍，书中记载，八年里，四川共提供了300万抗日将士，而伤亡高达64万。
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不仅仅是士兵，还有很多军官，由于那时候的抗战将士们武器简陋，每有激战时，总是军官舍身忘死，率先冲锋，士兵紧跟在后。据统计，抗战将士中，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军官，有五分之二牺牲在了抗日前线。
许国璋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
就在彭士量牺牲后的第六天，许国璋将军也牺牲了。
当时，日军向常德步步进逼，许国璋带领着川军组成的150师，坚守桃源县陬市镇。150师仅有8000人，而进攻陬市镇的日军多达两个师团，一个骑兵联队，人数五万人，而且还有飞机、重炮。
川军的武器，在正面战场中是最简陋的。有一尊著名的雕塑，叫作《川军出征》，一名川军士兵，手持老套筒，身背大刀和斗笠，穿着草鞋，挽着裤脚，脚上是一双草鞋。这尊雕塑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无法想象我们的川军弟兄就是依靠这样简单的武器和穿着，出川抗战，奔袭千里，用血肉之躯与日军的坦克大炮抗争。后来，我寻访到了几名当初的川军老兵，他们说，能有一把枪，已经算装备不错了，有很多战士都是扛着大刀去杀敌。能有一双草鞋穿也不错了，很多人草鞋磨破了，就光着脚板去打仗。那时候的中国军人，一打完仗，先搜索战利品，能有一把三八大盖，能有一双日军的胶底鞋，那就能高兴很多天。
用不到8000杆老套筒，与五万武装到牙齿的日军作战，战况不忍设想。
当时，许国璋的150师得到的是“不得退过沅江”的命令。陬市镇后，就是沅江。
抗战老兵吴荣凯说，当时，日军不敢贸然进攻陬市镇，不知道镇上有多少人马，先派出1000人试探性进攻。150师还击。日军看到150师火力不强，装备简陋，就全部压上猛攻。150师全力反击，可是，武器、人数都相差太远，无法抵挡日军进攻。
仅仅半天，150师几乎伤亡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