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十年来，我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做暗访记者，一件是寻找抗战老兵。
寻找抗战老兵的念头产生了很久。早在1995年，那时候我还在机关上班，当时世界各大媒体都在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看着电视屏幕上那些欧美的“二战”老兵们，戴着勋章，鹤发童颜，被鲜花和掌声簇拥着，我就想，我们的抗战老兵在哪里？我想去看望他们。
后来，我做了一名流浪记者。
这些年，我先后采访了数百名抗战老兵和亲历者，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默默谢世。甚至在临终前，周围的人也不知道这个老人曾经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免于灭亡，而与日寇殊死抗争，浴血奋战。他们在沉默与凄苦中度过了余生。
麦克阿瑟将军说：“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渐渐隐去。”
是的，我们的抗战老兵永远不死，现在，我们就要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并且代代相传。
我所采访过的抗战老兵，有一部分晚景凄凉。他们当中，有人终身未娶，有人身有残疾，有人被贫穷压弯了腰。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战争故事，可惜一直不为人知。
我的外公就是一名抗战老兵，他叫白朝定，曾和共和国少将丁本淳是战友。丁本淳原名丁子鉴，外公不知道丁本淳是谁，他只知道丁子鉴。他向我讲起抗战往事时，总是说丁子鉴怎么样，八路军怎么样。外公曾和丁本淳将军一起参加了红军，后又转为八路军，和丁本淳将军一起从陕西转战到山西，与日本鬼子面对面厮杀，头上留有日军的刀伤，身上留有日军的枪伤。新中国成立后，外公解甲归田，躬耕陇亩，关心稼穑，15年前去世的时候，每月领取国家36元补助。
记得小时候我看到外公家有一把大刀，很沉重，我需要两只手才能提起来，而外公手持大刀，挥舞起来，虎虎生风。外公说，他过去的部队里，人人都会耍大刀，日本人看到大刀就害怕，这把刀砍下过日本人的头。
外公身上一直有日军的弹片，夹在骨缝里，取不出来。这块弹片折磨了外公一辈子，外公干活一用力，身体就会疼痛。
在我的老家，像外公这样的抗战老兵曾经很多。几十年前的战争年代，我的老家是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交叉地带，青壮年几乎都去当兵了。那时候，没有当兵的人会被人看不起，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年代。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外公这些年纪的老人，经常会坐在夏夜的打麦场上，望着满天星斗，听着夏虫鸣唱，说起当年打鬼子的事情。可惜那时候我少不更事，没有记住他们的话；等到我长大后，想要了解抗战往事，外公他们却都去世了。
为外公这些抗战老兵写一本书，是我的夙愿。
我从做流浪记者开始，就寻找抗战老兵，收集资料。
我看到，这些步入暮年的老兵，他们中很多人都同样的衰惫，同样的沧桑，同样的孤寂，他们的一生都是传奇。
然而，在我采访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怀有怨言，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和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比起来，我已经很幸福了。”
每次采访完一位抗战老兵，我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克制住自己狂躁而痛苦的心情，无论是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还是走在人流熙攘的大街上，我只要一想到他们，就会泪流满面。我终于能够理解张纯如为什么会在写完《南京大屠杀》后就自杀了，那是一种彻入骨髓的悲愤，一种无力改变的绝望。我在采访完我们的抗战老兵后，也曾经想到过自杀。
我们的抗战，原来如此悲壮，如此惨烈。
我一直想写这么一本书，写写这些抗战老兵的经历，可整整14年漫长的抗战岁月，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的日寇投降，材料芜杂，头绪繁多，我不敢下笔，我也无从下笔。
我要写的书籍，要求每句话都是真实的，我真实地写出老兵们的所见和所想。我不愿意杜撰，杜撰是一种罪恶。我一直认为，只有每句话都有出处，每句话都是真实可靠的，这样的书籍才是真正的纪实作品。然而，要写出这样的书籍，无疑是一项很艰巨的工程。
直到不久前，我看到一本崔永元团队的《我的抗战》，我的思路才豁然开朗。
《我的抗战》是单个老兵的自述，而我采访过的老兵，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可以互相印证，所以，我决定选择在大的历史背景中记述这些老兵的往事。我觉得这种体例会胜过孤立的个人讲述。
说实话，我很羡慕崔永元的团队。他们有赞助商提供资金，有历史学家提供指导，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有摄影师、编导等一大批人协同作战。
而我，孤立无援，只有一个人在孤独地寻找。
在寻找抗战老兵的路途中，我坐过各种各样的车辆，从火车、汽车，到手扶拖拉机、牛车、马车、自行车，甚至徒步在山谷间攀缘。因为我是自费采访，为了省钱，我总是坐最便宜的车，住最便宜的旅社。有时候，因为交通不便和囊中羞涩，我不得不中途放弃。我想，如果我有他们那样的一支团队，我会找到更多的抗战老兵，让更多抗战老兵的事迹被后代的我们了解和熟知。
然而，我是无名小卒。我注定了只能独自上路。我还会继续寻找。用我卑微的文字，向他们顽强、坚韧而风烛残年的生命致敬。
李幺傻
2014年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