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徐迟
抬起手来，我看了看手表，此刻是1996年12月13日凌晨1点35分，我站在武汉同济医院临近高干病房不远处的太平间里，站在徐迟先生的遗体前。先生安然地躺着，一脸安详，白布裹着他的躯体，暗红的灯光映着他宽阔饱满、苍劲而壑智的额头……
我瞪大着眼睛。
这是几天前病房握别的徐迟吗，这是一个多月前我采访的徐迟吗，这是半年前打电话邀我家中小叙的徐迟吗，这是一年前给我签名题《徐迟文集》的徐迟吗，这是几年前和我促膝讨论论文的徐迟吗，这是十几年前在我们支部大会上讨论他入党时神采飞扬的徐迟吗？！
我朝先生的遗体三鞠躬，向先生作最后的告别，泪水不禁大滴大滴涌出，浸着泪水的往事也不由一一浮现眼前……
1
我第一次见到徐迟先生是1979年1月14日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全国诗歌座谈会上。当时，我正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帮助工作，诗人李瑛要我也去参加这个会，我便跟着他一起参加了这个规模空前的诗歌座谈会。我在名单上发现湖北来了徐迟、管用和、黄声孝，便去拜望我熟识的管用和、黄声孝，和他们坐在一起参加会议。
轮到徐迟上台发言，当他从座位上走向前台时，我看到不少我熟识的和不熟识的诗人上前和他握手。见到这个情形，黄声孝低声问我认识徐迟么，我说读过他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以前只在报纸、杂志上见过他的照片，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他。
“那我介绍介绍你认识他。”黄声孝说。我知道黄声孝与徐迟的关系，当年引起诗坛一阵不小震动的黄声孝的长诗《站起来的长江主人》，就是在徐迟指导帮助甚至动笔反复修改完成的。听他这么一说，我忙点了点头，这才摊开手中的笔记本。
徐迟发言的题目是《新诗与现代化》，我一边聆听着一边记录着：我体会到，生活终究是创作的出发点，生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今天我们必须走出自己的家，走出编辑部，走出作家协会机关，重新建立生活根据地，投身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线去……
徐迟是我景仰的一位大作家，在这次会上，我没敢走近他。谁知山不转路转，1982年，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铁道兵部队建制，我转业来到湖北省文联主办的《长江》文学丛刊，作了一名小说编辑。大约是1983年3月，有关同志通知我参加党支部大会讨论与通过徐迟入党，我这才近距离坐在他的身边，聆听这位老作家对党深情地倾诉。
徐迟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走着大致相似的路，即从追求民主、自由、爱国、进步的文化人士到自觉地为人民大众为祖国而奋斗的战士的人生道路。他没有讲有幸见到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当年在重庆曾挥毫为他题赠“诗言志”；他也没有讲与周恩来一同探讨“人类共同的永久的美学”，而是谈起他结识乔冠华、杨刚、龚澎等一批杰出的才华横溢的共产党人，是他们的言行使他深刻地认识了共产党人。他说：高山抑止，心向往之。几十年来，我把这个愿望一直埋在心里，是因为我与我认识的很多共产党人比，无论从那一方面都差得很远很远，做得很不够、很不够。我已年近七十，之所以今天才提出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想了却我的一个心愿，也为了今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更好地改造自己。”
支部大会全票通过，接纳徐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然而，令我刻骨铭心的是徐迟严于解剖自己与壮心不已的大家风范。
2
真正与徐迟熟识起来还是1991年，当时，他早已拥有一台电脑，正忙着整理他的十四卷本《徐迟文集》。在编选他的诗千元审干，他突发奇想要骗一个试验本：将他自己六十年来写的约七千行诗，每一首不分行地连在一起。后来这部别具一格的“试验版”诗选，收入由柯蓝、洪洋主骗而实际由我具体操作的“追求散文诗丛书”第一辑里。这套丛书的书稿送到出版社后，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但条件是必须交纳书号管理费、印刷费和征订费等，说明白了就等于自费出版。
“《徐迟诗选》也须交费出版吗？”我向出版社有关负责同志讨价还价：“我们可以交费，但像徐迟这样的大作家出书也要交费，这就说不过去了。我以为，不公不应交费，而且还应该付稿酬。”
“既然是一套丛书，那当然得统一交费，不然不好办呀！”出版社负责同志摊了摊手，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后来，我在几个场合说起这件事，又与出版社几次交涉，在责任编辑的支持下，这套八部散文诗集的丛书顺利出版。出版社并按规定给徐迟付酬。当我捧着新出版的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徐迟诗选》和2500元稿费递给他时，他略带诙谐地说：“我的那些诗，还值这么多钱。”
我听了真不是滋味，这部诗选凝聚着他几十年的心血呵！
不久，我去看望他时，他将这部“试验版”《徐迟诗选》送我，并在扉页上写上：“赠谢克强 感谢你这本诗集的编辑出版帮了忙 徐迟”，写完，他还郑重地盖上他的印章。后来，他的四卷本《徐迟文集》出版了，我发现文集的第一卷就是这部“试验版”诗选，便问他为何艳情起编这样一部别具一格的诗选。他说，诗分行太占版面，我将分行的诗连在一起，大大节约了版面，读者可以化很少的钱读到我的作品。他指着新近出版的四卷本《徐迟文集》说，作家的作品要有读者，不是摆在书架上的装饰品。印成这种豪华精装本，是摆在书架上看还是任人读？我不主张印豪华精装本，这样定价太高，读者负担过重，读者也就自然少了。他说：《诗刊》创刊时，就出了两种版本。一种是送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首长读的竖排本，一种是邮局发行的大众读本。如果都是印成竖排本，恐怕就不会有人在王府井大街排着长队争购《诗刊》了。所以我的文集，如果今后有机会再版，我希望印普及本就行了，那样读者会多些。
啊，原来是这样！他不仅呕心沥血创伤，还为自己的作品出版处处想着读者。一个处处想着读者的作家，他的作品能不进入读者心中吗？
徐迟有两句话：诗崇毛主席，文拜马克思。他说：“我写文章就是学马克思的，学他的文笔学他的那些方法，连语言都学。马克思的著作中有很美丽的形象思维和文学语言。”他甚至说：“我的《哥德巴赫猜想》里善于‘文化大革命’的那一段，就来源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抄马克思的，从思想到语言都是马克思的。”
然而，在我与他的交谈中，谈得最多的还是诗。记得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突然问起我与谢冰心是否同一个宗族，我说我的祖先是明洪武年间从江西洪都府迁到湖北来的，没考证过。说起谢冰心，他便谈起他年轻时在北京大学求学的情形，谈起谢冰心教授他们诗学课的情形，并动情地说，是冰心老师的那些繁星一样的诗引导他走向文学。有一次，我向他问起他三十年代创办《新诗》的情况，自然说起徐志摩、戴望舒。说起徐志摩、戴望舒来，他问我喜欢他们的那几首诗，我答自然是《再别康桥》和《雨巷》，并说我在大学进修时的毕业论文就是《<再别康桥>的诗意美》。他点了点头，略为沉思了一下说道：“不仅是诗意美，是情真，情真才动人。如果诗人自己不动真情，又何以感动别人。现在的新诗，之所以缺乏读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诗里缺乏真情。”
“您老的这个意见，与曾卓先生的意见不谋而合。”我说。
“曾卓有几首好诗，那是动了真情写的。我没有写什么好诗，没有写什么能留得下来的好诗。严格地说，这不是个诗人，也从不敢称自己是诗人。诗人，是人类灵魂的牧师，那是个很高贵的称号。”
“您的《哥德巴赫猜想》，以诗的激情和诗的语言，这迎接新时期的到来而歌，实在是一首震撼人心的好诗。”
“我能够留下来的，恐怕也就是这么一、两篇东西。”
徐迟先生是真诚的。我为他的真诚和对自己几近苛求而感动、而汗颜。记得我的诗集《孤旅》出版后，我有几分得意将这本诗集送他，想请他批评批评。后来，他直率地说：“你以前送我的诗集，我都没读。《孤旅》我翻了翻，还有些东西，诗也写得还质朴，诗句也算凝练。摒弃一切浮艳矫饰，无论对于诗人的心灵本身还是诗歌写作，都是必要的。因为浮艳矫饰，是诗人与诗歌共同的敌人。”他还说：“孤独，是艺术的最高境界。一个诗人，他只应爱艺术之神的主宰，否则他就是一个匠人。”
相形之下，我知道了自己的浅薄，恨与老人相见恨晚。而这些飞溅着智慧火花的独到的新鲜见解，这些闪烁哲理之思又富于情感色彩的诗的语言，不仅使我入迷，也使我受益匪浅。现在每每想起与先生谈诗论文的谈话，他那溢于言表的神情，他那略带浙江乡音的声调，依然历历在目、声声在耳。
3
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以诗与科学结合的充沛激情，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深刻独到的哲理思考和新颖精妙的文学语言，打动了千千万万个读者。这总产生广泛深远影响的作品，理所当然为他赢得巨大声誉。一时间，鲜花和掌声簇拥着他、照相机与摄像机注目着他、讲台与宴会期待着他，同时他还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和第六届湖北省人在常务委员会委员，参政议政。
徐迟是清醒的，他毕竟是位卓尔不群的大作家。很快，他辞去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湖北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之职，闭门谢客。他想摆脱外界所有的干扰，也想从内心祛除一切分散他精力的东西，好让自己的灵感和才能得以充分发挥，默默从事自己钟爱的文学创伤。他在不同的场合不止一次对人说过：一个真正的作家，如果没有一两部甚至几部长篇巨著，就像一座大厦没有基石一样，是立不起来的。他说，等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晚了。
好在电脑汉字输入变成了现实。1989年，在当时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支持下，徐迟先生获得了一台电脑。这年，他已75岁了，开始用电脑写作长篇回忆录《江南小镇》，重新翻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然而，闭门谢客，埋头写作，也只表明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但距一个作家和人格都达到完美的造诣还有一段距离。何况离群索居、洁身自好，其中又孕育着另外的危机：孤傲、偏激，甚至孤芳自赏，以至漠视外界人群的生活，这将意味着创伤热情的逐渐冷却和艺术生命的日趋枯萎。
这不是徐迟。闭门谢客后，他依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生活：车船兼程，他应邀深入贵州乌江流域考察；顶风冒雨，他又来到葛洲坝和三峡工地；武汉长江二桥刚刚建成，他来到桥上，以他那支生花妙笔礼赞新生的长桥；其间，他还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希腊和香港……
不仅如此，他还关心诸如省作家协会换届事宜、住房改革和公费医疗改革等等问题。1994年夏，由于机关人员的变动，腾出一套高知别墅小楼，当时有几位作家申请换房，徐迟先生也曾向我表示过此意。当年省文联是以徐迟、碧野等著名老作家、老艺术家的名义修建的几栋别墅小楼，如今他想住，理所当然。我去征询他的意见，也劝他搬进文联作协院子里住，一来那里冬天有暖气，二是徐健和我们都住在院子里，也好照应。他听我这么一说，便动心了，同意搬家。听他答应搬进院子里，我即叫办公室有关同志将别墅小楼重新修饰一新，并很快作好调房方案。过了几天，待我将调房方案向他汇报时，他面露难色，说是不想折腾了。我便问他：几天前你不是答应搬吗，怎么又突然不想搬呢？我知道，遇事犹豫不决，是他近年里一种常有的情态，便进一步将搬到院子里去的好处细说了一遍。
“在这里住久了，住习惯了，不想动了。”
“怕是另外的原因吧？”我说。
他嘿嘿地笑了，露出一种诡秘的神情：“住在院子里，一是怕烦。住在这里，有人来访，我可以闭门不见，住在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也多，熟人也多，就不一样了。再说，那地方是非也多，我也见不得一些人的那些做派。”
原来如此。后来经我了解，他不想搬家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一天，他打电话找我，说是想了解一下房改有关政策，我便去了。我走进门刚刚坐下，他就单刀直入：“听说机关的小别墅楼只租不售？”
我点了点头：“目前是这样的，这是省里房改政策规定的。”
“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我目前可不可以买呢？”
“这是市里房管所的直管房，按有关政策，您可以买！”
“这就对了！”他脸上露出笑容，便扳着指头对我说：“徐律我不用管了，徐延在深圳买了房子，徐健在文联院子里也有房子，只有小音没有房子。鹰飞得最高再远，也得有个巢哇，这房子今后能买，我就买下留给小音。”
我知道，徐迟晚年最挂念酷似他的妻子的小女儿。徐迟自1985年失去爱妻后，他便和他最宠爱的小女儿生活在一起，小音从武汉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对父亲的饮食起居悉心照料。自从徐迟有一第二次婚姻后，小音因不满父亲再婚负气去了法国，一边打工一边求学，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有一次，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出访法国，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坐下要了一杯咖啡，不想端盘子送咖啡的正是小音。赵致真是老作家李蕤之子，与徐迟之女小音早就熟识，在异国他乡巧遇，自然相知道她目前的境况。几天后，赵致真去了小音住处，才知她为了糊口和求学，不得不来咖啡馆打工。赵致真回国后，专程来探望徐迟，并转交了小音带给父亲的一包法国咖啡。
可怜天下父母心。徐迟知道女儿的近况后，心里不是个滋味，立即给女儿汇去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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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迟先生的性格既有温、良、恭、俭、让，非常随和的一面，也有刚正不阿、执拗倔强的一面。这后一面虽说平日深藏于内，并不外露，但一遇他不满意的事就会显现出来。毫不含糊，也绝无情面。
1985年夏，湖北省作家协会从省文联分出单独建制，《长江文艺》和《长江》文学丛刊自然划归省作家协会，有人建议将《今古传奇》也划归省作家协会，因为《今古传奇》是通俗文学刊物，毕竟是文学刊物而不是艺术刊物。徐迟知道后，断然反对这个建议，并在许多场合多次强调，省作家协会就是要坚守严肃文学阵地。现在不少通俗文学刊物，格调低下，有的甚至堕落到以色情和暴力来吸引读者，实际上是借通俗之名行庸俗之实。1987年，由于有关部门停止拨给《长江》文学丛刊办刊经费，《长江》生存面临困境，不得不降格以求适应市场。徐迟看了改版后的几期《长江》后，直率地提出批评，希望《长江》坚守严肃文学阵地，不要降格以求市场。当时有人听了他的批评后说：“徐迟先生科索沃在他自己的王国里，应该设法把他舞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这就是徐迟，有话就说，毫不掩饰，毫不遮掩，尽管人有些话未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他的直率和率真常常令我感动。
大约是1994年夏的一天，我捧着几本《徐迟文集》第一卷敲开了他的门。他见我捧着《徐迟文集》，知道我又要找他签名送人，便把我迎进他的书房。自从《徐迟文集》、《碧野文集》、《曾卓文集》出版后，这几部文集便成了我们作家协会送人的礼品，尤其是作家的签名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