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0年金秋，明城墙遗址公园开发的第二天，我便和家人前往游览。
在十几公顷绿地上，一片片灿烂的鲜花像一朵朵粉红的、橘黄的、绛紫的云霞在清风中徐徐浮动，又像是一只只彩色的眼睛在晴空下闪闪烁烁。沿着弯曲的青石甬路走过去，青松、白杨、紫薇、银杏迎面而来，还不时能看到一株株枣树、石榴树、核桃树、它们错错落落、相互掩映的树冠和草坪呼应着，使公园里的“绿”有了立体感—绿得丰厚，绿得深邃。公园的设计者颇具匠心，它们将一块块浅灰色的椭圆形大石头，像是随意地置于树下，置于道旁，不只给这绿色世界增添了新的柔和的色彩，还增添了浓浓的中国古典园林的雅趣。
就在这片中西合璧洋溢着新鲜生命、新鲜活力的园林后面，一棵棵枝干苍黑古槐，一道高低不平、残缺不全的城墙和一座恢弘壮丽的角楼，以它们的古老，以它们的庄严，以它们的卓然不群，甚至以它们的满身伤痕，突兀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像一组高亢强劲的旋律，轰鸣着，飞旋着，击中了我们的心。这强烈的对比，巨大的反差，大概正是设计者们匠心独运之处。
那些头上顶着枯枝打着戗的古槐，被岁月侵蚀得凹凸不平的古城墙，还有那座巍峨的、展着飞檐好像要凌空而去的古角楼，都令人流连忘返，浮想联翩。
后来，我又去过两次。遗憾的是，由于缺少古建筑方面的知识，对明城墙遗址公园的欣赏，只能停留在表面上。
前两天，有机会和崇文区文物管理所所长王长生先生又游览了一次。
王长生先生对老北京颇有研究，更是个“崇文通”，还出任过明城墙遗址公园管理所的第一任所长，有他做导游，我仿佛畅游了一次历史的长河，体味大大不同了。
二
北京，在元朝时名为大都，是元朝的国都。
那时的大都已有城墙将城市围成长方形，筑墙的材料是黄土、沙砾、石灰。将其一层一层夯实，渐积渐高，便成为城墙，故名夯土墙。这种夯土墙虽然伟岸厚重，却不耐北方严冬狂风的剥蚀，也不耐夏日暴雨的冲刷。为保护城墙，每逢雨季，便用苇席苫盖在墙头上，故又称蓑衣墙。
公元1368年，元灭，明太祖朱元璋将大都城改为北平府。为了防御北方实力犹存的蒙古人的侵扰，大将徐达将北平府重新规划，其最大的变动是将元大都北城城垣向南缩回五里，废弃了原有的光熙门和肃清门，将大都的安贞门改称安定门，健德门改称德胜门，从而确定了北平府北方城垣新的界限。在这个基础上，明朝开始修建新的城墙，完工后，周长达四十里左右。
这里应特别提到的是，据文献记载，这次修建城墙，已将东、西、南三面的土墙用砖头包砌（其厚度仅相当于现存城墙的一半），但究竟是怎样包砌的—仅包了墙的内侧？内侧外侧都包了？还是作为施工技术手段，仅在部分墙体上砌之以砖？目前还无定论。
公元1403年朱棣称帝后，迁都北平府，改称北京。于是，不仅在北京重建皇宫，而且也重修城垣。这次重修城墙规模浩大，旷日持久。其功绩在于，将原来南部城垣又向南推进了约二里地，从而确定了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一线为北京内城南部城垣的界限，也确定了北京内城正方形的格局。
距大将徐达首次在北平府修筑明城墙后半个多世纪，正统二年（1437年），朝廷又驱使数万军夫大兴土木，耗时十二年，不仅修建了京师九门的城楼，深挖了护城壕沟，将护城河上的木桥改建为石桥，并有一次整修了城墙。
这次整修，完成了明城墙的最后版本。城基厚六丈余，顶厚五丈余，墙高三丈五尺。显然，比永乐（朱棣的年号）年间的城墙加厚加高了。为了增强防御能力，消灭扑到城墙下死角的敌人，在城垣外壁，每隔三十丈左右，便筑建一座与城墙一般厚的方形墩台，上面建有铺舍屋，可以驻兵。尤为值得称道的是，由于当时制砖业的发达，在城墙内侧外侧，都以灰砖包砌，内外均达五六尺厚。城墙顶部的宽阔平面，一律墁以青砖，形成便于通行的马道，从而彻底结束了北京蓑衣墙的历史。修整后的城墙，整齐、坚固、古朴、壮丽，成为北京一道令人惊叹不绝的永远的景致。
五百多年后的今天，经历了战乱，经历了天灾人祸，经历了北京城的长足发展，当年周长达四十里的壮观的明城墙，只剩下崇文门以东三里长的残垣断壁了。是北京市政府和崇文区政府投入八亿多人民币，使这段残垣断壁以全新的面貌重现人间。这项德政，是北京人的幸事，也是中外旅游者的幸事。
难得的是，这次修整，并没有简单地恢复旧城墙完整的面貌，而是着意于凸显它的真、旧、残，凸显它的内在深厚意蕴。施工所用砖石，全部从民间收集，都是地地道道的明城砖。修整后的明城墙，一眼望去，便能使人感受到岁月的沧桑，王朝的更迭，历史无情的步伐。不由自主地，我们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激情，那是凝结着庄肃、怀旧、感喟、叹赏等种种情怀的冲击力，使我们遐想万千，思绪悠悠。
看看那错错落落的断墙，看看墙上那一个个被风吹日晒雨淋侵蚀出的洞孔，看看那一棵棵将墙面绽裂的小树——静静地，我们面对前人，面对悠久。那不止是欣赏，也是一种心灵的熏陶。
三
在明正统年间建筑九城门楼和修整内城城墙的同时，在城墙的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四个转角处，历时四年，又修起四座角楼。其中三座在清末便已坍败，如今只幸存一座，位于崇文门东大街东端北侧，这便是与明城墙遗址连成一体的大名鼎鼎的北京内城东南角箭楼。它是目前我国保存完好的规模最大的城垣转角箭楼，而且是唯一的，是实实在在的国宝。
角楼是防御工事。这大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防御工事—它太华贵、太雄伟、太壮丽了，简直是古建筑中的艺术品！
它建立在突出于城墙之外的庞大台基上。台基与城墙连为一体，高三丈六尺，箭楼本身高五丈多，通高近九丈，比北京最高的城门楼子—前门—仅矮几尺。
远远看去，它更像一座庄严的圣殿—高大、雄奇；古铜色的宝顶直矗蓝天；两层绿琉璃瓦剪边的宽大屋檐在阳光下闪闪生辉；在苍灰色的城楼上，上下四排—一百四十四个—箭窗，像警惕的眼睛肃穆地注视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变更，注视着一代又一代的过客在生命的长河中载浮载沉。
角楼内部，最触目的是二十根一抱多粗的金柱，气势非凡地直抵五丈高的楼顶，承担了楼顶的全部重量。在靠近每排箭窗的墙边，铺有四层十余米宽的楼板，有楼梯上下连接，方便将士在箭窗前施放弓箭，投掷滚石，相互支援。在使用刀枪剑戟钺钩叉的冷兵器时代，我看，任是虎狼之师，也难以攻克。
这座建于明正统年间的箭楼，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为抗拒八国联军的入侵，果真挺身而出，站在了保卫北京的前沿阵地上。虽然最后蒙羞，伤痕累累，但作为防御工事，它和守城的将士们一起真正地战斗过了。
当时，八国联军从天津开到通州，在八里桥与清兵激战后，从东线打到北京城下，沿着从朝阳门到角楼一线，向守城清兵发起猛烈进攻。清兵和赶来援助的义和团义士抵抗一天一夜，最终抵不住敌人强大的火力，东直门失守。美国兵最先登上东直门，顺着城墙上的马道飞速南下，疯狂地扑向这座角楼。在此之前，八国联军已兵临城下，他们的炮火已将角楼轰击得遍体鳞伤。上下受敌，角楼终于失守。侵略者得意忘形，他们在角楼的墙壁上，用英文、俄文刻上了自己的大名。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如今，他们的手迹已成为历史的见证，很可能，要遗臭万年了。
1981年由北京市文物局主持大修角楼时，工人们从墙体中挖出两颗没有完全炸开的日本山野炮炮弹；在二层一条大檩上，又发现了密密麻麻的弹坑。可以想见，当时的战斗是多么激烈，角楼受到的破坏多么惨重！
四
多年来，由于京城市区的不断扩大，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楼已拆除殆尽，这座内城东南角箭楼和这段明城墙能得以幸存，应归功于周恩来总理。
1958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要建设一座新的火车站，在确定的新址中，角楼属于将被拆毁的建筑物。周总理得知后，亲自登上角楼视察，以他的深厚文化素养，他立即发现角楼独特的价值。他对随行人员说，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了。是车站重要，还是祖宗留下的东西重要？这座角楼要保护。
总理说了话，设计改变了。铁道拐个弯，向北推移了。这一改变，不但保存了角楼，还保存了角楼以西的一段城墙。
接着又发生了一个有趣的连锁反应。由于角楼及其以西的一段城墙没有拆除，修建火车站的铁道兵便沿着城墙向西盖起了一排排板房，作为临时宿舍。谁也没有想到，在以后的几年中，这里竟形成了一个新的居民区，二千六百多户人家在这里繁衍生息，过起了太平日子。
就是这个新兴的居民区，将身后的明城墙与马路隔离开来。久而久之，这段残破的明城墙在居民区的掩护下，竟无声无息地保留下来，除居民区里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了。
但命中注定的一劫，它还是未能逃脱。“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深挖洞”阶段，它被找到了。这次，不是侵略者的枪炮，而是它子孙后代手中的锹镐，又一次将它截肢断臂。幸而，它太坚固了！那些人不得不知难而退。经历了这一劫难，它虽然千疮百孔，却没有被夷为平地。
正是这一连串的幸事，才为北京市政府、崇文区政府修建明城墙遗址公园提供了可能。
在修建中，设计者奇思妙想，竟将原来居民种下的树木一律保留，于是，在其他公园中很难见到的枣树、柿子树、香椿树、核桃树、黑枣树，在这里却作为一个独特的景观，不时可以见到。试想，它们的主人故地重游时，在它们面前伫立，会作何感想！
还有那些矗立在古城墙前面的大槐树，如今，它们的姿态还不够完美。有的，枝稀叶少，它苍黑的枝干反倒更为夺目；有的，在绿色的树冠上，会令人扫兴地蹿出几根枯枝；有的东倒西歪，被铁棍支撑着。知道吗，这里的地表由于多年被水泥地封闭，许多古槐已经枯死。如今，在绿地的滋润下，枯木逢春，它们已经获得第二次生命。等等吧，再过两年，它们一定会枝繁叶茂，撑起片片宽大的绿荫。那时，明城墙遗址公园会更加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