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观念后，“气”已成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这不仅影响了文学创作，而且也渗透到中国文学批评之中。在我看来，好的文学批评必须具备灵气、才气和生气；“三气”充足，生命灌注，才能创造美的批评成果。
无论如何有理有力、逻辑严密，没有灵气的批评是没有魅力的。换句话说，这样的批评可能是一篇完整的论说、一种精确的说明和细致的解释，它还可能拥有深厚的学识和深刻的思想，但是还不能算是一种完美的批评，并不能够给人某种美的启迪。所谓灵气，就是对艺术和美的感悟和感通能力，批评家能够敏锐和敏捷地从作品中领略和发现美的意蕴，用自己的心灵接触它，感觉它，并能够以一种内在的方式与生命、与宇宙、与各种人生和文化现象贯通起来，这是其批评活动具有审美性质的基础。当然，文学批评并非不需要学识，不需要逻辑，但是仅仅依靠它们是不够的；把它们看得太重，也会使批评失掉自己的风采。
这不仅导致了文学批评概念化的趋势，而且使其长期纠缠在夺取话语权力的斗争中，批评家似乎并不在意如何发现美和传递美，而是时常竭尽全力去证明自己拥有某种终极真理；似乎只有如此，在批评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至于批评本身逐渐变得枯燥无味，味同嚼蜡，也就自然越来越不受人们的欢迎。
文学批评需要灵气，同时也需要才气，这是不言而喻的。有灵气，才能对艺术对美有一种天然的感悟和感通能力，而有才气才能把这种感悟和感通化成文字语言，淋漓尽致、优美动人地表达出来。换句话说，批评家本来就是才子的事业。才思敏捷，古今贯通，中外驰骋，举一反三，是批评家应具有的特质。在这里，才气是和学究气相对的。当然，光有才气，没有一点学识，就在客厅里天马行空，信口开河，指点艺术，并不一定是好的批评家，但是仅仅书读万卷，就按图索骥，钻牛角尖，也根本算不上批评家。从根本上来说，文学批评不是判断是非的审判，也不是对作品的阐释学和解剖学，而是对艺术和美的继续发现和展现。
批评需要才气。好的批评应该具有能够打动人和感染人的力量。人们从文学批评中得到的是艺术和美的启迪，而不仅仅是某些概念的演绎。后者人们可以从哲学、伦理学、历史学中得到，可以到教堂和寺院中听经讲道，用不着文学批评家再多此一举。
批评不能没有生气，但是生气又是最容易受到压抑和摧残的。很多批评家有灵气有才气，但是他们的批评都缺乏生气。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受到环境的压抑太多，而自己又缺乏解脱而出的勇气，就只能把自己创新的热望埋在心里，让它们慢慢窒息。孟子讲知言者要善养浩然之气，我认为这浩然之气就是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冲破世俗压抑的勃勃生气。文学批评拥有了它，才能有充实的自我，才能不断有所创新。否则，批评的灵气也有可能逐渐消退，才气也会不断黯淡，最后导致批评家走向浊气和俗气。
文学批评虽与创作不同，但同样是一种性情文章，所以它不同于科学论文，也和一般的人文写作有区别。文学批评是要见性情的，因为性情是批评家生命之气，是其个人艺术个性与风采的内核，是无法伪造和装饰的；它是喷涌的泉源，文学批评只有由此流出，才会显出生命之美的清澈和甘甜。与此同时，性情——按中国人的话来说——是一种原生美和艺术美的结晶，是“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语）的。由此曹丕论文时有一段话说得好：“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灵气、才气和生气的失落，致使批评不仅失去了艺术的意味，更可能还丧失了最重要的人生价值。话说开去，在当今世界，虽然科技日益发达，但是资源日益短缺，空间更觉拥挤，人际更为复杂，人们在物质和重重社会规范的制约下，神志心情都很容易趋于麻木、平庸和机械，性情的东西越来越少，而苦心经营和矫揉造作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时候人们求助于艺术，求助于艺术批评，多半都希望更多的性情话语，获得灵性上的沟通。而如果批评本身丧失了自己的性情，又怎么有自己独特的美学价值呢？
从灵气、才气到生气，其实都离不开批评家的性情。白居易论文时曾把气、性、志、文贯为一体，实在说得十分精辟：“盖是气，疑为性，发为志，散为文。”看来中国当代文艺批评要摆脱暮气、呆气和庸俗气，还得有一种真正回归真诚、回到性情的努力。
罗瑞宁老师曾先后两度（2004、2009年）到上海来随我访学，探讨转型期中国文学问题。相处两年时间，我深深感受到罗老师身上体现出的一份来自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学者特有的人格魅力——生性内敛，甚至有些腼腆，但不失天真好奇。待人对事，一律真诚；对时代文学文化问题——尤其对转型期中国文学审美与欲望纠缠的实质具备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虽不刻意为文，每动笔，则全力以赴，一气呵成，文笔潇洒，任由生命飞扬，朝气、灵气和超脱气毕现笔端，可谓“性情文章”也。简之，罗老师的论著，现实针对性强，表面松散，但内部也存在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在对转型期中国文学进行考察并构建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时，能从“文学是人学”这一钱谷融先生所首先提出的著名文论出发，紧紧抓住“审美”二字来“穿越”（分析、审视、阐释）“时代欲望”及其文学文本。这既注意到了时代文化——文学创作的基本事实，同时也摆明了持论者的一种个体化的人文立场、一种精神的担当。全书洋溢着一份浓浓的对于当下国人生命处境（尤其是精神状态）的悲悯情怀；虽则深刻周详尚欠些火候，但真诚之中却透露着灵气、才气与生气，不乏个性、创建，读来酣畅淋漓，确有美的启迪，不愧为一名具备一定文学理论与批评潜力的人文研究学者的为文境界。
欣闻罗老师即将以“审美与欲望的纠缠”冠名，把他自己这些年来有关转型期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专辑付梓，谨以此篇奉献，权当共勉！
是为序。
殷国明
2011年10月22日于上海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