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于7月6日从埃姆斯回到彼得堡，在彼得堡逗留了两三天，由于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难以找到合适的住房，他看了几处房子，就没再找，来到了旧鲁萨。他思家心切，一心想见到家里人。我们仔细考虑了一下，想到家里即将增添人口，在此之前，还是留在旧鲁萨，加以我们的房东老夫妇俩喜欢我们的几个孩子，劝我们不要在夏天把他们带走。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欣然同意留下来，因为这使他有可能在我分娩以前和之后，在我的协助下，安安静静地写他的长篇小说。眼前得加紧工作，以便到了莫斯科以后有权向涅克拉索夫要求支取《少年》的稿费。在我们返回京城之初，特别需要钱。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复原，孩子们长大了一些，变得结实起来，还有我，过去每次在分娩前总是害怕自己可能会死，自从这次丈夫回来以后，我的这种恐惧感几乎完全消失了。如此恬静的生活过了一个月，8月10日，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儿子，我们给他取名阿列克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景仰圣徒阿列克谢；因此，他给我们刚生下的儿子取了这个名字，虽然在我们的亲属中没有人叫阿列克谢。——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都为阿廖沙的出生（又是顺产）而欢欣雀跃。这使我很快恢复了精力，重又用我的速记术帮助我丈夫工作。
整个八月天气一直很好，而九月出现了所谓晴和的“小阳春”。但是我们怕天气发生变化，决定在15日左右动身。这次旅行将是艰巨的，由于波利斯季河水浅，轮船不能驶到城里，而是停泊在伊尔门湖上，在乌斯特里卡村对面，距旧鲁萨约十八俄里。在一个美好、暖和的早晨，我们一大串人从房子里走出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两个孩子坐第一辆马车；我带着新生的婴儿和他的保姆坐第二辆；第三辆马车上，在堆积如山的箱子、口袋、包袱上，坐着厨娘。我们在铃铛声中愉快地赶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时要马车停下来，询问我的情况可好，同时夸耀孩子们跟他在一起感到如何高兴。过了两个半钟点，到了乌斯特里卡，但是我们在这儿碰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轮船是昨天到的；它装走了大批旅客，船长断定今天乘船的人不会多，就决定明天才把船开来。我们无法可想，只得在这儿待上一昼夜。从两三所房子里跑出来几个女房东，邀请我们上她们家去宿夜。我们选择了一所比较干净的房子，全家都转移到那儿。我立即询问女主人，在她那儿宿夜收多少钱。女房东和善地回答：“请您放心，太太，我们不会多收，而您也不会让我们吃亏的。”
这个房间中等大小，里面有一张很大的床，孩子们可以横着睡在床上；我决定把几张方凳拼起来，躺在上面，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在一张旧的长沙发上歇息，这沙发的款式使他想起了童年。女仆们则安排在干草棚里过夜。
我们是按地主的方式出远门的，途中带着储存的食品，所以厨娘立即动手做饭，我们则全体外出散步，到了山上，便铺开毛毯，坐观湖上景色。我们把新生的婴儿也带了出来，让他睡在野外，呼吸新鲜空气。这一天过得异常愉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兴致勃勃，和孩子们闹着玩，甚至跑着追赶他们。我也感到高兴，因为我们漫长的旅程中的一部分终于顺利地过去了。我们吃完饭，天色马上暗下来，我们很早就上了床。
翌晨八点钟左右，有人告诉我们，远处有轮船在冒烟，过一个至一个半钟点，轮船就要到乌斯特里卡了。我们动手收拾东西，给孩子们穿好上路的衣服，接着，我就去付账。女房东不知躲到哪儿去了，代她收账的是她的儿子，从他那浮肿的脸孔看来，他是个酒徒。在那张字迹不成样子的账单上，写着十四卢布和若干戈比，其中鸡两卢布，牛奶两卢布，还有十卢布的宿费。我气愤极了，开始提出异议；但是女房东的儿子却不肯让步，而且威胁说，如果不把钱全部付清，他就把我们的箱子扣留下来。临了，钱自然不得不付，但是我忍不住叫他“强盗”。
这时候，轮船驶近，停在离河岸半俄里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走下坡、到达岸边的时候，却发现离岸十步路左右有几条小船，一些平民脱掉鞋子，赤足在水里行走。有几个健壮的农妇把我们背到小船上。可以想象，我和丈夫为孩子们多么担心和害怕。他第一个被背上了船，就在那里接过吓得尖声哭叫的孩子们。随后，我被背过去，接着是新生的婴儿。我坐在小船上，心惊胆战地想象着，我们和几个小家伙怎样顺着舷梯登上轮船。然而很幸运，一切进行得挺顺利：船长派了一名水手来迎我们，他把孩子们都背上了船。此时，女房东的儿子乘着另一条小船把我们的行李也运来了。
这一天风和日丽，伊尔门湖呈青绿色，使我们想起了瑞士的湖泊。轮船一点儿也不颠簸，我们在甲板上度过了全部四个钟点的航程。
约莫三点钟，我们到达诺夫哥罗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带着孩子们乘车直接前往火车站，我们的行李则和其他旅客们的行李放在一起，由拉货马车运送。过了一小时，行李运到了，我没有托付女仆，而是亲自去检点行李：我们有两只大皮箱，一只黑色，另一只黄色，和几只旅行皮包，我看到这些东西都在那儿，就放心了。
这一天过得相当快，七点左右，管理员走来对我说，最好早点买好票，趁旅客还不拥挤的时候把我们的行李寄放到行李房。我同意了，买了票回来，把需要寄放的两只箱子和两只旅行袋指给管理员看。不料，使我大吃一惊的是，管理员指着那只黑箱子说：“太太，这不是您的箱子，这是另一位旅客刚才要我寄放的。”
“怎么不是我的？这不可能！”我叫了起来，奔过去查看那只箱子。唉，虽然它的样式和大小跟我们的那只完全相同（可能也是从科斯京商场用十个卢布买来的），但毫无疑问，它是别人的，甚至在箱盖上还印有已经有点磨损的物主姓名的第一个字母。
“天哪，那么我们的箱子在哪儿呢？请您找找吧，”我对管理员说；但是他回答，此处再没有别的黑皮箱了。我沮丧之极：放在这丢失的箱子里的全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东西，包括他的内衣、外衣，而最重要的是长篇小说《少年》的原稿，这稿子明天就要送到《祖国纪事》去，从稿酬中预支一些我们急需的钱。这样一来，不仅两个月来的劳动完全落空，而且连把稿子重写一遍也不可能，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些放在箱子里的笔记本也丢失了，缺了它们，他就束手无策，就得从新拟定长篇小说的提纲。这次灾祸的后果一下子呈现在我的想象中。我吓坏了，奔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孩子们所在的候车室里。我丈夫看到我那丧魂落魄的样子，吃了一惊，还以为与保姆一起待在女客室的婴儿出了什么事。我语无伦次地向丈夫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了一震，甚至脸色也发白了，低声说道：“对，这是个大灾祸。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你要知道，”我突然想了起来，“是女房东的儿子那个坏蛋没有把箱子送到轮船上，因为我叫他‘强盗’，他就存心刁难我。”
“你的猜测大概是对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同意说，“但是，你知道，事情总不能这样不明不白，一定得设法找到箱子。它不可能是真的不见吧？我们这样办：你和孩子们乘火车去彼得堡（带着孩子和女仆住在此地旅馆里是不可能的，因为钱不够），我留在这儿，明天去找列尔赫（诺夫哥罗德省省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识他），请求他派给我一名警察，当天就乘轮船去乌斯特里卡。如果房东把箱子留在自己家里，那么，经过仔细搜查，他想必会交出来。不过你千万要定下心来！瞧你急成什么样儿啦？你得为孩子保重身体啊！去用冷水洗洗脸，立即回到我们这儿来！”
我懊丧之极。我为这个不幸的事件责备自己，怪罪自己没有照看好我们最贵重的财产，由于我的疏忽，使丈夫两个月的劳动付诸东流！“但我是注意的啊，我确信这是我们的箱子！”我思忖，“真想不到事情如此凑巧，忽然出现了一只和我们的那只同样的箱子！”
我站在行李车里，背靠着支柱，泪水一个劲儿地顺着脸颊流下来。蓦地，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这箱子是否会留在轮船码头上呢？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有人把它藏好。是否到那儿去打听一下？于是我便求助于管理员，问他是否可以到码头上去一趟，了解一下那儿可有一只箱子，如果有，就把它带到这儿来；如果那边的人不肯给，那么告诉他们，物主明天亲自去领。管理员回答说，他脱不开身，因为他在值班。那时候，我便没有多加考虑，决定亲自去码头。我走出车站，看到场地上有两辆出租马车，便叫喊道：“有谁愿意把我送到轮船码头，来回给一个半卢布？”一个车夫说，他没有空，另一个车夫，一个十九岁左右的小伙子愿意去，于是我便跳上他的马车出发了。这时候大概八点钟左右，天色已经很暗了。马车在城里行驶的当儿，道上有路灯和行人，我还不觉得害怕。等到车子过了沃尔霍夫桥，向右拐弯，从长长的一排排仓库前驶过的时候，我的心突然紧缩了一下：那儿，在黑暗中，在仓库的深处，好像有人躲藏着，甚至有两个衣衫褴褛的人在我们后面奔跑。年轻的马车夫有点胆怯了，拼命甩马刺刺马，那马便疾驰起来。过了约莫二十分钟，我们到了码头。我从马车里跳下来，顺着浮桥向码头的办事处奔去。办事处里一片漆黑，显然，管理员已经睡了。我使足劲儿敲击一面侧壁，接着，敲另一面，随后又敲窗子，开始声嘶力竭地叫喊：“管理员，开门！赶快开门！”过了五分钟左右，我已经绝望，准备回到马车那边去，这当儿，传来老人的咳嗽声，接着，有人说话了：“谁在敲门？有什么事？”——“开门，老爹，赶快！”我叫道，根据声音，我断定自己是在跟一个老头儿谈话。“我把一只黑色的大箱子忘记在这儿了，我是来取箱子的。”——“有，”里面的声音回答。“那就赶快把它搬出来吧！”——“上这儿来，”老人说着，一面放下侧壁上的木隔板（行李是经由这道隔板传递的），把我的黑箱子从里面投到码头上。请想象一下我当时欣喜若狂的心情吧！
“老爹，我给你几个酒钱，把这只箱子给我搬上马车吧，”我请求道，但是老爹没有听清我的话，要不，就是害怕晚间的潮气，他拉上隔板，于是办事处里就跟刚才那样阒然无声了。我推了推箱子，觉得很沉，有三四普特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者注重。我跑去找那个年轻的车夫，他却不肯离开坐位，说：“您自己明白，这是什么地方，我一走开，人家就会把马偷掉！”我无法可想，只能跑回来，抓住箱子的提手，拖着它走，每走一步就停一下。凑巧那浮桥又挺长。但是我终于把箱子拖到了。马车夫跳下车来，把箱子放在乘客的坐位和车夫的坐位中间，可我却径自坐在箱子上，打定主意，万一“无赖们”来袭击，我决不把箱子交出去。车夫动手抽打自己的马，马车飞快地驰过几个向我们叫喊的家伙，行驶了约莫一刻钟，来到商场。到这儿就安全了。车夫鼓起勇气，告诉我他刚才受惊不小：“我想走掉，但又不敢把您丢下。有两个‘无赖’跑来盘问，我告诉他们，搭我车的是个汉子，他们听到您不知跟什么人在嚷嚷，就走掉了。”
我请求车夫催马跑快一点，因为这时候我才想到我离开车站已经很久，说不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在找我了。果真，我丈夫看到我没有回去，就走到妇婴候车室，在那儿没见到我，就丢下孩子们和阿廖沙的保姆，开始寻找我了。他向管理员们打听，是否有人看到过我，有个管理员说：“太太雇了辆马车，朝那个方向走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急坏了，不知道这么晚我会上哪儿去，为了尽快碰到我，他就走到台阶上。我老远看到他，就叫了起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来啦，箱子带来了。”
幸亏车站门口灯光不亮，要不然，我那样儿——一位太太，不坐在乘客的坐位上，而坐在箱子上，我想是不大雅观的。
当我把这次冒险行动的经过告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时候，他惊讶不置，把我叫作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