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讲起一个人，这个人对他有极大的影响。那就是某某希德洛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873年春天偕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初次到彼得堡来时，在下榻的旅馆里与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希德洛夫斯基相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学校（1838—1840）的头两年，深受希德洛夫斯基的影响。他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长六岁，当时对所有最新的文学流派很感兴趣，自己也写些浪漫主义内容的诗歌。希德洛夫斯基大学毕业后做了小官，不久便回故乡哈尔科夫省，准备写一本大部头的教会史著作。有趣的是小说《女房东》的主人公也是从事教会史研究的，可能是希德洛夫斯基的心理方面的写照。五十年代希德洛夫斯基曾在修道院当过为时不久的见习修道士。作为一个两重性格的人，真诚的信仰与信仰上帝常常为怀疑主义和否定性所代替。在精神不安时刻，他酗酒，离家出走，在路上徘徊，在小酒馆附近聚集一批人，传播“神的言论”。（关于希德洛夫斯基见姆·普·阿列克谢耶夫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的朋友》，敖德萨，1921年）过了若干年，我准备发表一篇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文章，请他告诉我一些自传性的、大事年表式的材料，他对我说：“请您务必在文章中提一下希德洛夫斯基。虽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身后也没有在文学上留下名，但这不要紧。看在上帝分上，亲爱的，提到他一下，——对我来说这是个伟大的人，不要让他的名字湮没无闻，他是值得一提的”索洛维约夫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写到希德洛夫斯基对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这篇文章发表在《涅瓦》杂志1878年第1期上。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希德洛夫斯基是一个集无数矛盾于一身的人：他有“巨大的”智慧和才能，但未能见诸成文的片言只字，与他而俱亡；他宴饮纵酒——又削发为僧。临死时，天知道他做了什么：他也到西伯利亚去服过苦役，等到释放他时，他用镣铐上的铁给自己做了个戒指，一直戴在手上，临终时，他把这只戒指吞下肚里我很想了解一些关于可怕的病——癫痫症的确切可靠的情况，我听说这种病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以为苦，不过，当然，即使是远远地接触这个问题，我也下不了决心。他自己倒好像料到了我的心思，开始谈起他的病来。他告诉我，不久前他发作过一次。
“从年轻时起我的神经就失常，”他说，“在去西伯利亚之前两年，我在文学上遇到种种不愉快和发生争论期间，我身上就显露出一种古怪的、难过得无法忍受的神经病。关于这情况见1846年4月26日他给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他在信上写道：他“病了，几乎死去”，“因为整个神经系统受到刺激”。又见他给哥哥的下一封信。（《书信集》，第1卷，页90、92、95、96）我不能详详细细告诉您那些讨厌的感觉，不过我活生生地记得。我时常觉得我正在死去，果然，真正的死神光临了，后来又离去。我也怕昏睡症的沉睡。奇怪的是，我刚一被捕，我那讨厌的病突然完全消失了，无论是在途中，还是在西伯利亚服苦役，以后从来没有尝过它的苦味，——我忽然变得精力充沛，结实，心情平静不过在服苦役期间我第一次癫痫发作，从那以后这病就缠住我了。
第一次发作之前的一切，连得我生活中每个最细微的情况，我遇到过的每个人的脸，我所看过、听过的一切，直到最微小的细节，我都记得。第一次发病以后所发生的一切，我却常常忘记，有时候连我极熟悉的人也根本想不起来，脸孔也记不住。服苦役以后写的东西，统统忘记光；我快要写完《群魔》时，得全部从头再看一遍，因为我连人物的名字也忘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忘记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这情况见《书信集》，第2卷，页47、60。
他告诉我前不久他的第二次结婚和他的孩子们。第二个妻子是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女儿柳鲍芙，儿子费奥多尔。
“妻子在戏院里，孩子们在睡觉，——下次看吧这是我的小女儿的相片，我叫她莉莉娅。这张相片很像她。”
看到我喜欢这张相片，他说：
“拿去吧。”
接着谈到最近四年他在国外的生活，谈到俄国人已经变成了欧洲人，憎恨俄罗斯，主要是谈到其中的一个人，家喻户晓的人物“家喻户晓的人物”，“变成了欧洲人”，“憎恨俄罗斯”，无疑是指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登和他发生了争吵。详情见1867年8月28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30—32）又见本书页331—332，页412—413及有关注释。谈到他自己爱玩轮盘赌，各种各样的嗜好，谈到爱情他向我吐露“不，正在恋爱中的人不会判断，您知道人家是怎么恋爱的吗？（他的嗓音颤抖了一下，热情地低声说道）如果您爱得纯洁，您爱的也是女人的纯洁，忽然您确信她是个堕落的女人，她放荡，——这时您也会爱她的放荡，这种您所憎厌的丑恶行径，您会爱她的爱情往往是这样的！”
时间不早了，我开始告辞。他抓住我的手，握住不放，说，他一定要带我去参加他目前所属的那个文学小组。
“您在那里会遇到一些很有趣的、非常非常聪明的好人”指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小组，参加的有阿·迈科夫，尼·尼·斯特拉霍夫、捷·伊·菲利波夫、符·克列斯托夫斯基及尼·谢·列斯科夫，常去的有米·尼·卡特科夫、尼·雅·丹尼列夫斯基、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及其他人。符·索洛维约夫在梅谢尔斯基公爵家里开始参加文艺界的活动。
“对此我毫不怀疑，只不过对于那些人，我将是他们所结识的最糟糕不过的人。您知道吗，我极不灵活，怕难为情得要命，有时候可以一声不吭，像个死人如果说我今天和您在一起并不是这样，那是因为我对今天的会面已经等待多年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不，一定要让您克服这种毛病，您的病我很了解，我自己就为这种病吃过不少苦头自尊心，可怕的自尊心——怕难为情就是由此而来您担心的是您给不相识的人的印象，您分析您的言语、行动，责备自己某些话说得不得体，想象着自己给人家的印象——这样您必定搞错：您给人家的印象准是另外一种印象。这都是因为您把人家设想得比他们本人要高大得多；其实人家比您所想象的要无可比拟地渺小得多，普通得多”
我只好同意他的意见，保证如他所愿，我们约定，过几天他带我去参加文学界的社交活动四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的接待，以及与他在坦率的闲聊中度过的这一天夜晚，自然促使我们迅速地接近。我一有空闲便赶紧去找他；如果我们有一个星期不见面，他便要责怪我。
按照习惯，他夜里工作，上午七点左右睡觉，下午两点左右起身。我通常这时候在他那狭小、阴暗而又寒伧的书房里碰见他。最近八年间，他搬过几次家，在我的心目中，他的寓所一处比一处阴暗，他的房间总是不舒服的，里面简直没有转身的地方。他坐在小写字台前，刚洗过脸，梳过头发，穿着旧大衣，正在装粗大的纸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一边呷极酽的浓茶，或者喝更浓的咖啡。这时候我看见他几乎总是情绪最抑郁的。这是马上可以看得出的：皱着眉头，眼睛发亮，嘴唇紧闭，脸色苍白如蜡。
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往往是不作声，板着脸孔把手伸给我，随即做出一种好像根本没有发现我来的样子。不过我已经很了解他，对此毫不介意，只是静静地坐着，抽起纸烟，随手抓起一本书翻翻。
沉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他只顾装纸烟或浏览报纸，不时停下来，斜着眼睛瞟瞟我，鼓着鼻孔，发出轻微的呼呼声。我很喜欢这个时候的他，我常常实在绷不住，笑了出来。他呢，自然也发现我不时在瞅他。他等着，但我的犟劲儿往往得胜。这时他放下报纸，把他那可爱的、却又竭尽全力要装得凶狠的脸向我扭过来。
“正派人难道是这样行事的？”他爱理不理地说，“来了，拿本书，坐着不吭声！”
“正派人难道这样接待来访的客人？”我回击，坐到他身边去。“勉勉强强伸出手给人家握一握，转过身去，不吭气！”
他也笑了，每次都把他那吓人的纸烟送给我作为和解的表示，这种烟我是永远也无法抽的。
“这报纸您看过吗？”他拿起报纸，接下去说。
这时他开始就当天的某个问题、某一使他吃惊的消息发表意见。他的精神渐渐振作起来。他那活跃的、热烈的思想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发表的意见都闪烁着他那独特的明亮的光辉。
他开始大声地热情洋溢地、异常兴奋地谈论他所向往的人类的未来命运，俄国的命运。
这些理想往往是无法实现的，他的结论似乎也是离奇古怪的。不过他说的时候怀着那样热烈的信念，说得那样鼓舞人心，同时用的又是那样的预言家的声调，闹得我也常常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心异常欣喜地颤抖起来，贪婪地注视着他的理想、形象，用问题和插话给他的想象加油。经过两个小时这样的闲谈之后，我常常神经受到震动，浑身像发烧似的离开他家。这正是以前我还没有认识他而看他的小说已看得入迷的那些年头的情况。
这是一种既痛苦又甜蜜的陶醉，像吸特种大麻精。
晚上八点钟左右到他那里去，我常常遇到他刚吃完晚了的午餐，这时又重复上午的情景——不吭声，互相不理睬。这时候他一般往往是要平静得多，愉快得多。桌上仍旧摆着那黑咖啡，那浓茶，仍旧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那粗大的纸烟。
谈话的题目往往是比较切近的，不是海阔天空不着边际的。
他往往极其亲热，他亲热起来有说不出的吸引人之处。在这种心情下他时常一再地说“亲爱的”这句话。这确实是许许多多俄国人爱说的一句特别亲昵的话，不过我到现在还不曾知道有谁嘴里会说得那么亲切可爱。
“慢着，亲爱的！”他常常在谈话中途停下来，这样说。
他走到他那只小食橱跟前，打开橱门，拿出各色甜食：铁皮盒子里装着大李子，新鲜的果泥馅饼，葡萄干，葡萄。他把这些食品统统摆在桌上，一个劲儿请我好好尝尝。他是个大美食家，这方面我也不比他逊色。在接下去的谈话时间中，我们也总是不忘记装食品的小篮子与铁皮盒子。
每逢星期三，坐到十点钟，我和他去参加文学小组，就是他带我去的那个文学小组。路相当远，但无论我们步行还是乘车，一路上他几乎总是固执地不吭—声，我甚至发现，他确实没有听见向他提的种种问题。
他来到主人的书房，那里通常已经有几个或大或小的著名文学家或社会活动家在场。他来到书房里，不知为什么拱着背，忧郁地回顾张望，冷淡地跟大家点头致意，仿佛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敌人，或者至少是他颇为厌恶的人。但是过了几分钟，他活跃起来，开始说话，争论，几乎又总是聚会者的中心。
他是个最真诚不过的人，因而在他的言论、意见和判断中往往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是无论他对与不对，无论他说的什么，他总是怀着同样的热情和信念说话，因为他只说他当时所想的、所信仰的东西。
我们初次见面时，他曾对他的编辑工作寄予很大的希望，结果却并不完全成功，但是了解他的性格和境况，其实这是一下子就可以料到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任《公民》编辑的情况见瓦·瓦·季莫费耶娃及米·亚·亚历山大罗夫的回忆录。刊物的声誉早已形成，当时新闻界对它的态度几乎一致很不友好，甚至不成体统。对新的编辑更是从四面八方投来粗鄙的、下流的冷嘲热讽。《罪与罚》和《死屋手记》的作者被他们称作疯子，躁狂者显然是指彼·尼·特卡乔夫在《行动》杂志1873年第3、4期上一篇措词生硬的文章。在评论《公民》上的小品文及长篇小说《群魔》时，特卡乔夫几次讲到作者本人“心理反常”、“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不太正常的想象”。，叛教者，叛徒，他们甚至请公众到美术学院的展览会去看别洛夫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作为他是个疯子，他应该进疯人院的铁证。
论性格，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病态的、神经质的、器量极小又容易激动的人，他不可能对这种令人恼火的吠叫不加理会。无论人家怎么劝他，他还是把每一份提到他的报纸都买来，左看右看，情绪激动。顺便说一句，我是干脆不看这种不成体统的谩骂文章的，免得玷污了自己。不过，自然，面对着销售一空的报刊，他没有让自己采取任何微小的步骤，发表任何一句话，去改变自己的事情。事关他的信仰，纵然可能是错误的、但却始终是真诚的信仰，他是无法讨价还价，无法让步的，因为这于他的耿直的性格不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