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怎么看法：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崇高的东西？高尚的情操，独特的思想，或者内心的激情？”说着，他立即撇着嘴唇显出轻蔑的皱纹，代我回答说：“且不说这根本不是诗，它不仅完全是平凡而粗俗的，而且根本就不聪明。如今连得起因也说到了！只有神甫的儿子才会给自己想出这样临终的墓志铭：因为我为人诚实找到什么来自我吹嘘啦！倒好像诚实是一种特殊的高尚品格，而不是每个较为正派的人的真正责任！这样的路又是什么？
“‘在同一条路上行进’这是什么意思？——他在为‘亲爱的朋友’不受贿赂而‘祝福’吗？要是他的亲爱的朋友也是宗教界人士，比如说，哪怕是大辅祭或司祭长的教职，那时候他该怎么办？行圣礼而不拿钱了吗？嗯，若是行了圣礼他一定收钱的！”他以无法描摹的幽默拉长了声调说。“再说以宗教界的眼前境况，他也不能不拿。如果不拿，他没法过日子。天生的本能也会促使他拿钱。这就是所谓命运，对命运你是无法可想的。结果，所有这些‘祝福’，如果不是自称自赞，就是虚伪，空洞的高调。”
“这位西克梁列夫斯基大概就是这一类人物。至于神甫的儿子则是无疑的了！”
“不过，对不起，”他瞟了我一眼，讽刺地插进来说，“我刚才大概侮辱了您的感情吧您可能和他们一样，把他作为一个公正的受难者而尊敬他，我却蓦然间亵渎他！我如此大不敬地谈到‘上帝’！唔，有什么办法！对于他我反正不可能有另外的看法。”这是唯一的一处地方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杜勃罗留波夫持断然否定的看法。无论是这个时期还是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杜勃罗留波夫一次也没有写过或发表过类似的责难性的意见，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进行过论战（例如1861年在《——波夫君与艺术问题》一文中）。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杜勃罗留波夫在六十年代期间活动的同情和赞扬，见本书页236注①。
我感到震惊。他完全猜得着思想！不仅思想，甚至某种本能的、难以捉摸的感觉，正是真理被“亵渎”的感觉。听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起初我心里是不同意他的，恰恰是不同意他跟我谈的关于杜勃罗留波夫的情况。他的诗，陀思妥耶夫斯基刻薄地称之为“墓志铭”、“自称自赞”和“虚伪”的那些诗，当时我觉得是最诚挚的真实。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口气和话语中初次听出某种个人的东西，这仿佛是他过去与敌对阵营争吵的回声。
我想把这些几乎是无意识的推论所得的情不自禁的观感瞒过他，——我对自己还不敢承认，——可他已经什么都觉察，什么都猜到了！
他的声音顿时变得冷冰冰的，脸孔蒙上了阴影——他全身简直像僵住了一般。
后来，我在意识到这些印象时，不能不承认，实质上，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我的身上表现了“个人的”东西，他的话不是侮辱了我的“真实感情”，而是侮辱了我对我的意见和偏见的喜爱。一般说来，我的个人生活似乎把我和他的感情、兴趣与思想的世界隔绝开来。再加上年轻也使我没有能好好地——深刻而坚定地去领会一切。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在“自我陶醉”，我尝试着去反驳他。
我记得，有一回他在工作时这样对我说：
“他们那边写到我国人民，说是‘野蛮，愚昧无知跟欧洲人不能比’可我国人民和那边的人比较起来是神圣的！我国人民从来没有厚颜无耻到像意大利那样。在罗马，拿坡里，几乎还是孩子的年轻人就在街上极其无耻地向我求欢。令人作呕的、违反常理的淫荡行为——对所有的人都是公开的，没有一个人对此会感到愤慨。您倒在我们这里这么搞试试看！全体人民会谴责的，因为对我们的人民来说这种事情是莫大的罪孽，可在那边呢，这是风俗，普通的习惯，——仅仅如此而已。现在他们也要给人民培养这种‘文明’！这我永远不会同意！我在世一日就要跟他们斗争一日——决不让步。”
“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们想要搬到国内来的不是这种文明！”我记得我忍不住了，插嘴说。
“一定还是那种文明！”他硬声硬气地接过去说。“因为没有别的文明。到处都一向如此。如果他们开始人为地把欧洲移植给我们，那我们这里也会如此。罗马帝国的衰亡就是因为它开始把希腊的东西移植到自己国内这种移植总是从盲目摹仿、奢侈、时髦开始，从彼地的各种科学和艺术开始，以鸡奸罪与普遍的荒淫为止”
“那么，当时的人民怎么生活呢？造长城吗？”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蹙紧眉头不悦地瞥了我一眼，断断续续地说：“您还什么也不懂！”那天他再也不愿意跟我说话了。但是过了一天，又只剩下我们两人在一起，他又向我倾吐他的思想。
显然，他深以为苦的是精神上的孤独，人家不了解他，还曲解他的意思，于是他便向我倾吐心中的积愫，他相信无论他说什么我会赞同他的一切想法。
然而我却越来越难于赞同他的思想，有时甚至连了解他的思想也越来越困难。有的时候对他的“预言”，我情不自禁要讥笑，我得使劲克制住我很惭愧地回想起，有一次他在看他的关于普鲁士、俾斯麦和神甫一文的校样时指《三言两语论俾斯麦公爵对俄国的德国人的意见》一文。（《公民》，1874年3月11日，第10期），忽然用我所熟悉的“自由主义者”那么恶毒然而又那么机智地嘲笑过的口气，说起话来，（我觉得很“奇怪”）：“他们没有意想到，一切他们的一切‘进步’和废话都快完蛋了！他们好像并没有感觉到，基督的敌人已经出世而且正在走来！”他说这话时脸上和声音里流露着这样的表情，好像他向我宣布一桩伟大的骇人的秘密，随即迅速瞟了我一眼，厉声问道：“您相信不相信我？我问您，请回答！信，还是不信？”
“我相信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过我认为您在自我陶醉，因而不由自主地夸大其词了”
他用手拍了一下桌子，把我吓得一哆嗦，提高嗓门，像清真寺里的阿訇似的，大声叫道：“基督的敌人向我们走来了！走来了！世界的末日临近了——比人们所想的要近！”
当时我觉得这几乎是“呓语”，癫痫患者的幻觉“一种思想狂偏执狂”我听到的仿佛是某人说过的话语的回声唉，当你刚开始生活，开始思考，当你看到前面是取之不竭的各种知识的矿藏，当未来——天知道为什么——好像是阳光照耀下的光明大道，你怎么会去相信世界末日的来临，基督教的敌人的迫近呢！
于是我挂着不得体的讥讽的讪笑坐在他的对面也许，——谁知道呢！——也许，恰恰在这一夜，他做了一个奇怪的“荒唐人的梦”，或者梦见“伟大的宗教大法官”的长诗！
十四
那次谈话之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知为什么忽然不大开口了，而且，一次次变得越来越抑郁，容易发怒。现在我们并排坐或面对面坐，整个晚上不说一句话。“您好！”“再见！”他说，把他又变得枯瘦、冰冷、没有生气的手伸给我。
有两三次我试了试，主动跟他搭话，他不是装得没有听见，就是用冷冰冰的声音回答：“是的”“不是”有时我开始感觉到他有意在强调我们之间关系的变化，让我更明显地感觉到我和他之间有天壤之别。“他在向我表示他的赫赫声望！”当时我带着讥讽的意味想道。但接下来往往会瞥见他的枯瘦、苍白的手（活像圣徒的手，手腕周围有一道凹陷的印痕，老是使我想起镣铐与苦役），于是你又会明白，他不可能变得和我一生中常常见到的所有“著名人士”一样“他只是忙于什么事情他在思考，写作。或者是生病，不能写作，为此而痛苦，”
我这样想到他，因此也不开口。
我不知道这期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什么感受，不过正是在这个阴郁的沉默时期，他只有一次，从《国外简讯》的校样上抬起眼睛来，用冷淡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对我说：“莱蒙托夫写得多好：嘴巴沉默，目光干涩。
然而苦难无边的大教堂
连同不倦地思索的人群
却压抑着胸口和头脑这是《Fare Well》（《别了》，1830）一诗的初稿本中的一节，首次发表在1859年第11期的《祖国纪事》上，题为《别了（摘自拜伦）》。在最近一些版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引用的这节诗是另一种译法：嘴巴沉默不语，眼里泪水已干枯，胸口被隐秘的思想折磨得苦。
这些想法好比永久的毒药——
它不会消失，也不会平息！
“这是拜伦的诗，——写他的妻子的，但这不像盖尔别尔及其他人的翻译，——这是活生生的拜伦，就是他本人。高傲的、谁也无法看透的天才据我看，莱蒙托夫笔下的诗更深刻，如：苦难无边的大教堂！
拜伦没有这样的诗句。这里面蕴含着多少力量，多么宏伟！一行诗中就包含着整整一部悲剧。默不作声，闷在肚里单是‘大教堂’一词又何等了得！纯粹的俄国语言，生动如画。惊人的诗！比拜伦不知高出多少！我只是就这首诗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根据1864年尼·瓦·盖尔别尔出版的《俄国诗人译拜伦子爵作品集》（页57）才知道莱蒙托夫诗集的早期版本的。书中刊载了格里戈利耶夫的译本：眼里没有泪水，嘴里不出声音，然而萦回不去的痛苦的思想，无休无止的悲哀，折磨着脑子，压抑着胸膛。
“苦难无边的大教堂”确实完全是莱蒙托夫的句子。拜伦的诗是：These lips are mute，these eyes are dryBut in my breast and in my brainA waken the pangs that pass not byThe thought that neer shall sleep again.
经常接触普希金的作品而很少接触拜伦的作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对拜伦的作品作了这样的评价：“拜伦主义是在人们失望以至濒于绝望的最苦闷时刻出现的。也许，在西欧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忧郁的时刻。人类原先的眼界已经大大地降低了、缩小了，一切都在这眼界底下喘息。正是在这个时刻，出现伟大的、强大的天才，热情的诗人。他的歌声中鸣响着当时人类的苦闷，表达了人类对自身的使命和理想落空的失望。这是一位新的、当时还闻所未闻的专司复仇和悲伤、诅咒和绝望的诗神。拜伦主义精神突然之间似乎风靡了全人类，大家都起而响应。这是雄浑有力的呼叫，人类的一切叫喊和呻吟都汇合在这一呼声中。”（《1926—1930年版全集》，第12卷，页349—350）
他又沉默许久。
整个冬天就这样过去，直到新年来临。新年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给我送来礼物——是和亚历山大罗夫一起来的——
他的《白痴》样书，有他的亲笔题词。那时他究竟给我写了些什么，如今我已记不真切了，因为这本作者亲笔题词的第一卷，后来不久便被人偷去，不过我记得，书上的老一套题词使我吃惊，也颇为不悦。对于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人，人家总是情不自禁地企盼着他题写一些别出心裁的、不一般的、与众不同的东西。我们有过这样的谈心，表示过友谊，我认为自己有权期待另外的东西。我甚至觉得他是想用这种刻板的题词来讽刺我，正好像有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对我不满意，要刺我一下，便“越过校对”而把校样交给了拼版工一样。他早就答应过送书给我，大概是因为他无论说什么我都默默表示同意，故而得到他的很大的关注。现在我突然开始“造反”——和他争论，坚持自己的观点与感想，甚至于怀疑地微笑，——于是他不由得想要惩罚我了可是，我并不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有什么罪过，我也不希望感觉到自己是“被惩罚的”，因而在印刷厂一碰见他，我在表示谢意的同时，就坦率地把我对他的赠书的感想告诉了他。
“您怎么会觉得不愉快，受委屈呢？”他故作惊讶地问。我明白了，我没有搞错：他是想“刺”我一下，现在他满足了，因为他的目的达到了。
“因为您给我写的那句‘客套’。然而您是从来不说客套话，不写客套话的。凭什么您会‘深深地尊敬’我呢？您根本不了解我。您如果光写上：‘瓦·季，——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反而会觉得高兴些。”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吭气地看着我，——好像他第一次发现我坐在他面前。
“这是自尊心！我没有料到！”他带着与其说是责怪，不如说是赞许的笑容说道，而且向我证明为什么这“根本不是客套”。
“您是个劳动妇女，您不依赖任何人，靠自己的劳动过活，我怎么能不尊敬您，甚至是‘深深地尊敬’您呢？”
后来，当我自己已经把这次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这感情就是他所特有的微妙的自尊心）忘掉以后，他自己还再一次提到过：“噢，还有一点，差点儿忘掉！”他在工作中间说了起来，“昨天我看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生活得好》，在玛芙拉·季莫费耶夫娜的故事中，找到一节，完全是说的您：我怀着一颗愤怒的心，低低垂下头！”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生活得好》第三部第五章（《母狼》）的结尾。这一章发表在1874年第1期《祖国纪事》上，总标题为《农妇》。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巨大的力量念了诗句，又重复说道：“这完全是说您。我昨天就这么想，这是说的您。”
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