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经常讲到他的天才必定要“毁灭”，使他苦恼万分的是，他靠什么来养活他的食指日繁的家庭，对他来说又是那么宝贵的家庭；我听着他的话，有时陷于绝望。为了平息他那焦躁不宁的心情，驱散那些妨碍他专心致志于工作的阴郁的思想，我采取办法使他消愁解闷。我利用我们手头有若干现钱（约三百塔列尔），有一次我提到轮盘赌，说他为什么不再去碰碰运气呢，我说他有机会赢钱，为什么不指望这一次他会成功呢，如此等等。当然，我一刻也不曾指望过赢钱，而且我很心疼不得不去浪掷一百塔列尔，但是我从他以前去玩轮盘赌的经验中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体验过新的强烈的感受，赌博、冒险的要求得到满足以后，他会心境平静地回来，相信要赢钱的希望是徒劳的，他就会以新的力量着手写小说，在两三个星期之内把输掉的钱统统挣回来。我的再去玩一会轮盘赌的主意十分投合我丈夫的心意，他没有拒绝。他带上一百二十个塔列尔到威斯巴登去了。他跟我约好，万一他输了，我寄钱到那边去。他在那里待一星期。果然不出我所料，轮盘赌的结果很令人失望，——连路费在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花费了一百八十塔列尔，这在当时对于我们是一笔很大的数目。然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这一个星期内体验到的是强烈的痛楚：他夺走了家里的钱，我和孩子的钱，这种自责的心情，对他产生这样的影响——他下定决心，一辈子永远不再玩轮盘赌。1871年4月28日我丈夫写信给我正是讲的这一点：“我身上一件大事总算告成，可耻的想入非非的念头消失了，这个念头使我苦恼了将近十年（或者最好说是自从哥哥去世，我突然之间背上了债务那时候起）。我一直幻想着赢钱；我一本正经地幻想着，想得入迷一般。现在则是一切都结束了！这的的确确是最后一次。安尼娅，你相信吗，现在我的双手已经放开；过去我被赌博束缚住了；现在我要考虑事业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整夜整夜地想着赌钱了。”见《书信集》，第2卷，页348。
当然，我不会一下子就相信有这样大的福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轮盘赌的狂热喜爱会冷淡下来。因为他曾经好多次答应我不赌钱了却又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然而这件好事实现了，这确确实实是他最后一次玩轮盘赌。后来几次出国（1874、1875、1876、1879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次也没有想到要到赌城去。诚然，德国的轮盘赌赌场不久即告关闭了，但是在斯帕、萨克森和蒙特卡洛还是赌场林立的呀。如果我丈夫想去，路远是阻挡不了他的。然而他已经不想再赌钱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想在轮盘赌上赢钱的“幻想”，像是中了魔道，或者是一种病态，但他突然之间霍然而愈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威斯巴登回来，精神抖擞，心情平静，立即着手继续写长篇小说《群魔》，因为他预见到，回俄国去，在新的地方安家，接着是期待中的家庭大事即前面所述快要生孩子这件大事。，不会给他机会去做许多工作的。我丈夫的全部心思都放在我们面前摆着的新时期的生活上。他开始猜测，他将怎样和亲戚老友见面，按他的想法，四年工夫他们可能大变样了。他意识到，就是他自己，观点和看法也有几分改变了。
1871年6月底，我们收到《俄国导报》所欠的长篇小说的款子。我们一天也不耽搁，立即动手了结我们在德累斯顿的事务（确切一点说，是卖东西和还债），收拾东西。动身前两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叫我去，把几大包大开张的写满了字的稿纸交给我，要我把它烧毁。尽管我们原先已经谈过此事，但我还是那么舍不得手稿，我恳求起丈夫来了，要他允许我随身带走这些稿纸。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提醒我，他在俄国边界上一定会受到搜查，他的文件稿纸会被抄走，然后不知去向，就像1849年逮捕他时，他的所有文件稿纸不知去向一样。可以估计到，在稿纸检查审阅完之前他们可能会把我们扣留在韦尔日博洛夫，由于家庭大事的临近，这是很危险的。无论我怎样舍不得放弃手稿，还是不得不听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坚持的理由。我们生起壁炉，把稿纸烧毁了。这样，《白痴》和《永久的丈夫》两部长篇的手稿就付之一炬。我特别心疼的是失去了《群魔》的这一部分手稿，这一部分是这本倾向性作品的独特的异稿本。我只保住上述两部长篇小说的几本札记本，交给我母亲，她预定深秋时返回俄国。她不同意随身携带满满一提箱的手稿，因为数量太多会引起怀疑，稿纸会被抄走。
最后，7月5日夜里，我们离开德累斯顿往柏林，在那里改乘火车往俄国。
带着活泼好动的柳鲍奇卡（她一岁零十个月），一路上我们有许多麻烦事。我们没有带保姆同行，由于我身体有病，整个旅程（六十八个小时）都是我丈夫照料她：带她到月台上散步，拿牛奶和吃的东西，拿玩具逗她玩，——总之，他做得像个最能干的保姆，大大减轻了我长途旅行中的劳累。
情况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在边境上，我们的所有箱笼包裹统统被搜查过，稿纸和一包书籍被拣出放在一旁。所有旅客已经从检查大厅放行，唯独我们三人却留了下来，还有几个官员，挤在桌子边，在仔细翻阅扣留的书籍和一包薄薄的手稿。我们已经开始担心了，可不要误了开往彼得堡的列车，这时我们的柳鲍奇卡把我们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小可怜儿肚子饿了，她就声音挺响亮地嚷道：“妈妈，给我一个面包，”她的叫声顿时使官员们感到讨厌，他们决定客客气气地给我们放行，没有任何意见就把书籍和稿子还给了我们。
我们还得在车厢里受一昼夜的罪，可是意识到我们是在俄国大地上行进，我们的周围尽是自己人，俄国人，也就感到一种欣慰，使我们忘却旅途的一切劳苦困顿。我和丈夫又快乐又幸福，互相问道：我们终于回到俄国了，难道是真的吗？我们的夙愿实现了，我们觉得好生奇怪。
尽管放债人讨厌地纠缠，手头又经常缺钱，回想起1871至1872年的冬天，我的心情还是愉快的。我们又回到祖国了，回到俄国人和一切都是俄罗斯的环境中，单单这一点我就觉得是最大的幸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为自己回国了，可以会见朋友而异常高兴，主要的是有机会观察当今的俄国生活，他觉得自己跟俄国的生活已经很疏远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许多从前的朋友重新来往，在他的亲戚米·伊·弗拉季斯拉夫列夫教授处有机会和许多学术界人士见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喜欢与其中的一位，即瓦·瓦·格里戈利耶夫（东方学家）聊天。在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家结识了《公民》的出版人关于《公民》及（《公民》的编辑）见瓦·瓦·季莫费耶娃波钦科夫斯卡娅的回忆录。陀思妥耶夫斯基即使在《公民》工作期间与梅谢尔斯基也并不接近，1878年11月初他给《公民》出版人的信证明了这一点。梅谢尔斯基建议设立监督年轻大学生的办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答复他时写道：“您的想法和我的信仰完全对立，会搞得人心惶惶的。”（《书信集》，第3卷，页88），认识了每星期三在梅谢尔斯基家吃饭的捷·伊·菲利波夫捷·伊·菲利波夫，反动社会活动家，作家。以及那一伙人。在梅谢尔斯基家还结识了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后来跟他十分接近，这一友谊一直保持到他去世。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公民》工作那一年与他接近之后，直到去世，始终与作家保持着友谊。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波别多诺斯采夫联系在一起的，是两人对西欧文化和国家制度的主要基础同样持否定的态度，是双方相近的斯拉夫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哲学把欧洲的唯理论和直观的认识相对照，直观的认识起源于作为社会生活的主要支点的信仰，因为“信仰高于理论公式和理性的理论”。据波别多诺斯采夫说，他们之间作过“许多推心置腹的谈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879及1880年的信件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信中称波别多诺斯采夫为“朋友”、“医治心灵的人”，再三征求他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意见，对《作家日记》的意见。（《书信集》，第4卷，页108—110等）历史哲学观点上的思想一致性无疑是存在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会不会跟着波别多诺斯采夫走到底呢？是否会赞成他的国内政策方面的一切措施呢？有许多理由对这些问题作否定的回答。
我记得这个冬天长住在克里木的尼·雅·丹尼列夫斯基也到彼得堡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年轻时就知道他是傅立叶学说的热情的拥护者，很重视他的《俄国与欧洲》一书，我丈夫想和他恢复旧日的交往，邀请他到我家便饭，除他之外，还请了几个聪明而有才华的人（我记得有迈科夫、拉曼斯基及斯特拉霍夫）。他们一直闲谈到深夜。
这一年冬天，著名的莫斯科画廊的主人帕·米·特列佳科夫要求我丈夫给他个机会为画廊画一幅肖像。怀着这个目的，著名画家瓦·格·别洛夫从莫斯科来到这里。别洛夫在动手作画之前先到我们家来拜访一星期，每天都来，看到各种截然不同的心情下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闲聊，争论，他这才观察到丈夫脸上最富有性格特征的表情，恰恰就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沉浸在艺术创作的思索中的神情。恐怕可以说别洛夫在肖像上捕捉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的瞬间”。我多次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格维奇的脸上发现这样的表情，经常是在这种时刻：你走进他的书房，发现他似乎在“自省”，于是你什么话也没说就退了出来。后来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在思索，没有发现我进去，也不相信我去看过他。
别洛夫是个聪明可爱的人，我丈夫喜欢和他聊天。他作画我总是在场作陪，我对别洛夫保持着最美好的回忆。
冬天飞快地过去，1872年的春天来临，我们生活中的一连串不幸和灾难也接踵而至，留下了长久难以忘怀的后果。《回忆录》的以下部分，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讲到1872年夏天的痛苦心情——女儿柳芭、母亲和她自己的生病，讲到姐姐玛·格·斯瓦特科夫斯卡娅的死，这里我们从略，删去。
1872年秋天将近时，我们才稍稍从夏天的沉痛的感受中恢复过来，这个夏天对我们来说是颇为不幸的。我们从旧鲁萨回来后，搬到伊兹马伊洛夫团第二连去，住在梅维斯将军家的宅子。这幢独家住宅坐落在院子深处，我们的寓所在二楼。这一寓所有五个房间，不大，但是布局舒适，客厅有三扇窗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书房大小适中，离儿童室远，这样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工作时孩子的喧闹声和奔跑声就不会妨碍他。
尽管整个夏天我丈夫都在写长篇，可是他对自己的作品甚为不满，以致他放弃了原先拟好的大纲，整个第三部分重新改写。
十月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莫斯科待了一个时期，和编辑商谈，让小说的第三部分登在《俄国导报》的最后两期上。应当说，长篇小说《群魔》在读者中间获得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给丈夫在文学界招来一大批敌人。长篇小说《群魔》问世，报刊上广泛加以评述。彼·特卡乔夫撰文表示断然否定。（《行动》杂志，1873年，第3、4期，——《患病的人们》）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文章作了极为有趣的分析评论。（《祖国纪事》，1873年，第2期）最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873年的《作家日记》中一篇文章论述涅恰耶夫及涅恰耶夫分子。（《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29—141）这篇文章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可以看出引导作家去创作《少年》及1876与1877年《作家日记》的道路。
冬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得以在尼·彼·谢苗诺夫处与尼·雅·丹尼列夫斯基见面，后者过去是傅立叶主义者，我丈夫和他已经有将近二十五年没有见面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了丹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一书后感到很高兴，想再和他聊聊。因为他马上要离开，故而丈夫当即请他明天到家里吃饭。听到这一消息，丹尼列夫斯基的朋友和崇拜者们死乞白赖地要求到我们家吃饭。我丈夫计算了一下，来的客人将近二十个，我的惊骇是可想而知的了。虽然我的家当有限，我总算还是搞得应有尽有，这顿饭吃得很热闹，客人们进行着有趣的谈话，在我们家里一直待到下半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