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转瞬间哥哥们按年龄到了该进文科中学寄宿学校的时候了，单是阅读和书法，加上神学和法语，是远远不够的了。为了准备进这样的寄宿学校，家里让两个哥哥到这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德拉苏索夫办的半寄宿学校去补习，他们好像去补习了整整一年，甚至还更久一些，每天早上乘车去，午饭时分回来。德拉苏索夫为走读生办了个小规模的学校，他自己教法语，两个成年的儿子教数学和语文课程，连他的妻子叶甫盖尼娅·彼得罗夫娜似乎也教点儿什么。不过这所寒伧的学校没有人教拉丁文，所以由爸爸亲自任教这门课，给哥哥们作入学准备。我记得他出去治病的一天早晨，买了一本巴蒂肖夫编的拉丁文文法给哥哥（这本书后来移交给我使用）。从那时起，爸爸每天晚上教哥哥们学拉丁文。爸爸作教师和外人上我家来当教师是不同的：外人来当教师整个一堂课学生和教师一起坐着上课；父亲给哥哥上课，往往将近一个钟头甚至一个钟头以上，哥哥们不仅不敢坐一坐，连胳膊肘在桌上撑一下也不敢。他们像木头人似的站着，轮流背名词变格：mensa，mensae，mensae等等；或者念动词变位：amo，amas，amat。两个哥哥对每天晚上的拉丁文课害怕极了。父亲出于好心，求全责备，很不耐心，主要是脾气急躁。往往哥哥方面稍有差错立即便遭到呵斥。不过这里我要顺便指出，父亲尽管脾气急躁易怒，在家里对待孩子却很仁慈，尽管教字母表时的开场白很厉害，我们却不仅没有受过体罚——谁也没有，从来没有——我甚至记不得什么时候哥哥们被罚过下跪或立壁角。我们最怕的是父亲发脾气。上拉丁文课时亦然，哥哥方面稍有差错，父亲的火气便上来了，勃然大怒，骂他们懒胚，笨蛋；最厉害的时候，偶尔也有课没上完便撂下的情况，那就算是比任何惩罚还要厉害的了。逢到这种情况，我记得，妈妈只是看看我，好像暗示我说，看着，你不用功将来也是这样惹爸爸生气！可是，唉，尽管巴蒂肖夫的语法书移交到我的手中，然而命里注定不是由爸爸来教我深奥难懂的拉丁文基础知识，我是在车尔马克寄宿学校里学的。
父母对待我们孩子比较宽容温和，在他们那方面，这大概也是他们在世时决意不送我们进文科中学去的原因，虽则进文科中学费用要低廉得多。当时文科中学的名声不好，为了一点点细小的过错而遭体罚是家常便饭。因此人们认为还是私立寄宿学校比较好。哥哥们的入学准备终于完成，他们遂于1834年学期开始时进入列昂季·伊万诺维奇·车尔马克《大罪人的一生》的提纲中几次提到车尔马克寄宿中学（见《文件》），很明显，这个提纲的前半部分后来用在《少年》中。（见《最后几部长篇小说》）的寄宿学校读书。
哥哥和姐姐进寄宿中学对我的学习安排和入学准备我们和父母一起举行的文学晚会哥哥们的文学爱好这时瓦莲卡姐姐瓦莲卡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大女儿瓦尔瓦拉，瓦丽娅的爱称。也被父母送进路德派新教的彼得保罗教堂办的寄宿中学或普通学校。这所学校在莫斯科早就存在，享有应得的盛誉。学校在柯兹莫杰米扬诺夫胡同，我姨父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家旁边，因为这缘故，姐姐每逢星期六就不常回家了，尤其是在严寒的冬天，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把她接到家里去了。两个哥哥也被送到车尔马克全寄宿中学，每逢星期六午饭时才回家，星期一早晨又回学校去待上一星期。所以家里的大孩子只剩下我一个了。
爸爸对我作了下述安排。他委托哥哥和姐姐来管我的学习，布置一个礼拜的功课；星期六我得还功课。星期天我又得听哥哥和姐姐讲解下个星期的功课。科目是这样分的：米沙哥哥担任算术和地理；费佳哥哥担任历史和俄语语法；瓦丽娅姐姐担任神学和法语、德语。
从这时开始，我在父母家里的生活就极为枯燥乏味了。家里变得十分冷清，我在父母的督促之下，得整天坐在大厅里读书，尽管有时候我思想大开小差！当时我已十岁，而薇罗奇卡妹妹才六岁，因而她无法做我的伙伴，更何况我与比我大的孩子作伴已经习惯了。不过，等待星期六的到来是件愉快的事，尽管这一天对我来说是考试的日子，还课的日子，但我不大害怕哥哥们和姐姐，只想到又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和他们待在一起。哥哥和姐姐以教师的态度对待我，这丝毫也不影响我们的手足情谊，直到如今还存在同胞兄弟的深情。星期六，从早上起便可感觉到全家亲人团聚的亲切气氛。连父母也显得比较愉快，饭桌上增添了平日没有的东西，总而言之，充满了节日的气氛。这一天，固定不变的十二点钟午餐时间也不得不改动一下。等到马从天主房街来到新巴斯曼胡同，等到兄弟们都来了，会齐了，足足要花一个半至两个钟头，所以这一天便在两点钟左右吃午饭。去接姐姐大都在傍晚时分，暮色已经降临。哥哥们一到家，还来不及问声好，饭桌上就已经热闹开了。刚坐下吃饭，旺盛的食欲还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说起这一星期里发生的事情来了。他们首先如实报告这一星期各门功课的分数，然后开始讲到教师们的故事，讲到同学们的各式各样孩子气的、有时很不文雅的调皮捣蛋行为。又是讲学校里的事情，又是聊天，这一天的午饭就拖得很长。父母扬扬得意地听着，不作声，让回来休假的儿子们讲。孩子们讲的话可说十分坦率！我记得父亲从来不教训儿子们；他们讲班级里发生的各种调皮捣蛋事情时，父亲只是根据胡闹的程度在一旁连连说：“唉，你这捣蛋鬼，唉，闯祸胚，唉，小坏蛋，”如此等等，从来不说：“小心啊，你们可别做这种事啊！”似乎这样就让我们知道，父亲连想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去干这一类的捣蛋事儿。
吃过饭，又闲谈了一会，马马虎虎检查了我一星期来的功课，然后哥哥们在牌桌旁坐下埋头看起书来；星期天也是这样过。我只记得每逢星期六、星期天，我是难得看到哥哥们带着课本回来在家准备功课的。但是可看的书却带来很多，所以哥哥们经常把在家里的时间用来读书。每星期六都是这样过的。所以我不再絮叨，加之年代久远，我已不复能记忆特别精彩的星期六。我仅指出一点，后来几年，即1836年前后，哥哥们极为兴奋地讲起他们的俄语教师教师的姓名无法查考。，他简直成了他们的偶像，因为他们几乎事事处处都要想起他来。这位教师大概颇不平凡，类似我们可敬的执事老爹。哥哥们评论他不仅是个好老师，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个绅士。十分遗憾的是我如今已记不起他的姓名了，不过我在车尔马克寄宿中学期间似乎连高级班上也没有这位教师。
上文我说到家庭里的读书是在会客室里进行的。父母似乎经常在身边的。从我开始记事起，这种读书活动便已经在进行了。爸爸和妈妈轮流大声朗读。我记得，哥哥们未进寄宿中学以前，读书时他们总是在场；后来，父母念累了，他们也开始高声朗读。念的大多是历史书：卡拉姆津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诗人，学者。的《俄国通史》（我们家自己有书），经常念的是后面几卷，第九、十、十一及十二卷，因而，戈都诺夫与冒名称王者的历史中有某些东西就留在我的记忆中了。还念过克谢诺丰特·波列伏依写的罗蒙诺索夫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学者，诗人，作家。的《传记》克·亚·波列伏依写的关于罗蒙诺索夫的著作，书名不确切：不是《传记》，是《罗蒙诺索夫生平记述》。及其他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所读的书，根据下面所举的简略书目，可以看出尽管家里是严格的家长制生活方式，家中人对文学的兴趣却相当浓厚，父亲对文学著作也很注意。如米·尼·扎果斯金的《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伊·伊·拉谢奇尼科夫的《冰屋》，康·彼·马萨尔斯基的《射手们》，德·尼·贝吉切夫（弗·伊·达里的笔名）的《霍尔姆斯基家族》以及《哥萨克人鲁甘斯基的故事》等，都是当时的文学新作品…以纯文学的叙事体作品来说，我记得我们念过杰尔查文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颂诗《神》），茹科夫斯基茹科夫斯基（1783—1856），俄国诗人，翻译家。的作品和他翻译的散文，卡拉姆津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苦命的丽莎》、《行政长官太太马尔法》等，普希金的大部分散文作品。后来我们开始读长篇小说：《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冰屋》、《射手们》以及感伤主义小说《霍尔姆斯基家族》。也朗读哥萨克人鲁甘斯基的故事。这些作品留在我的脑海里的不仅仅只是个书名，念的时候经常插入父母的评论，所以这些评论对我的印象更深。后来重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总是回想起我们家的人在父母家的会客室里诵读作品的情景。前面我已说过，哥哥们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读书。在费佳哥哥手中我经常看到瓦尔特·司各特的《昆丁·达威特》和《威弗莱》；我们自己有书，他反复地看，不止一遍，尽管那译文陈旧，晦涩难读。普希金的全部作品也是这样一读再读。费奥多尔哥哥也喜爱纳烈日内依纳烈日内依（1780—1825），俄国乡土派小说家。的中篇小说，其中《教会学校的学生》他反复看过。我记不得他当时是否看过果戈理的什么作品，因而无可叙述。我只记得他当时对魏耳特曼的长篇小说《心灵和思索》甚为赞叹；没有什么新书看的时候，卡拉姆津的《俄国通史》是他经常翻阅的书。我之所以列举当时哥哥们看过的一些文学作品的书名（尽管远不是全部），是因为我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就从哥哥们的言谈中熟悉了这些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当时出版的《读书文库》也在我们家里出现。据我现在回忆，这种小册子的封面颜色逐月更换，封面上有一向上翘的角，印着本期发表作品的作者姓名。这种书是特别归哥哥们所有，父母是不看的。
一般说来，费佳哥哥阅读正经的历史著作比较多，碰到小说他也看。米哈伊尔哥哥喜欢诗歌，在寄宿中学高年级时他也自己写诗，费奥多尔哥哥没写过。然而对普希金他们看法一致，两个人那时候似乎已经把他的作品读得烂熟，当然，这仅仅指他们能搞到手的作品而言，因为当时还没有普希金全集。应当记住，那时候普希金还是当代人。对他，像对当代诗人一样，讲台上还很少谈到，教师们还没有要求把他的作品背得滚瓜烂熟。即使在文学教师中间，作为诗人的普希金的声望那时候也还不及茹科夫斯基。照我们父母的意见，普希金的威望也不高，这种看法屡次引起哥哥方面的激烈抗议。我记得有一回两个哥哥同时背熟了两首诗：大哥背熟了《哈布斯堡伯爵》《哈布斯堡伯爵》系茹科夫斯基翻译的德国作家席勒的诗作。，费奥多尔哥哥好像是为了作个比较，背熟了《奥列格之死》。他们在父母面前朗诵这两首诗，父母比较倾向于前一首，大概是由于作者的威望高之故吧。妈妈很喜欢这两首诗，常请两个哥哥朗诵。我记得，在她生病已经卧床不起的时候（她死于肺病），她还愉快地倾听他们朗诵。
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发生在我家的一个插曲。同学当中没有人来看望哥哥的。只有一次，寄宿中学的一个同学库德梁夫采夫来找大哥。家里答应大哥去回访他，他们的交往也仅止于此而已。不过有个小孩瓦尼契克·乌姆诺夫未写出来的长诗《大罪人的一生》的提纲中，这个姓名用在一个人物身上，他的作用应是十分重要的：他给长诗的核心人物以巨大影响，这个核心人物就是后来长篇小说《少年》的主角阿尔卡季·陀尔戈鲁科夫的形象。（见《文件》，页70、71、75及其他各页）常来我家，他是奥尔迦·德米特里耶夫娜·乌姆诺娃的儿子，前面谈到我家熟人时已经提及。这个青年在文科中学求学，比我的哥哥们年纪稍长几岁。这个中学生不知从哪里搞到当时以手抄本在流传的伏依科夫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伏依科夫（1779—1839），讽刺诗人，记者。的讽刺诗《疯人院》，并且背熟了。哥哥们从他口中也学会了这首讽刺诗的若干节，在父亲面前背诵。接下去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了伏依科夫的讽刺诗（页21—23，30，34，39—41，47—51，54，55等）十五节。（见伏依科夫的《疯人院》，利益出版社，1911年，伊·罗扎诺夫与Н。西多罗夫作序及文学史方面的注释）《疯人院》的初稿作于1814年，当即以手抄本流传。伏依科夫的讽刺诗发表于1857年。父亲听了他们的背诵，甚为不满，猜测说这大概是中学生胡编涂鸦的玩意儿；可是他们告诉他这是伏依科夫的作品时，他终于表示这太不成体统，因为诗中论及高官显爵和著名文学家，尤其是写到茹科夫斯基时使用粗鲁的语言。这十五节讽刺诗经常在哥哥们的口中念叨，因而也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的某种可亲可爱的东西。
就是根据这个瓦尼契克·乌姆诺夫的讲述，我们熟悉了叶尔肖夫彼·巴·叶尔肖夫（1815—1869），俄国作家。的童话故事《驼背小马》，把它读得滚瓜烂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