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间房间，相当大，但十分低矮，里面永远是半暗不明的。圆木的墙壁抹上了黏土，从前是曾经粉刷过的；沿墙两边是宽阔的长凳。墙壁上，这里那里挂着些简陋的木版画，停满了苍蝇，污渍斑斑。进门靠左首是一只俄罗斯大炉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床铺，小桌子，一只代替五斗橱的简陋的木箱子，就放在炉灶后面。这些卧房用具以一道普通的印花布的帷子跟其他东西隔开。布帷前面房间的主要地方摆着一张桌子，一面木框小镜子。窗台上放着几盆天竺葵，挂着窗帘，从前大概是红色的。整个房间被烟熏得黑糊糊的，而且那么暗，傍晚点上油脂蜡烛，——硬脂蜡烛那时是十分奢侈的东西，而煤油灯当时还没有，——我才能勉强看看书。凭着这样的灯光照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怎么彻夜写作，我压根儿不能理解。他的卧室还有一个愉快的特点：蟑螂成群在桌子上、墙上和床上爬，夏天跳蚤尤其叫人不得安宁。这种情况在一切砂砾地带是屡见不鲜的。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天天接近起来。白天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随时上我的住所来，在他的士兵职务和我的军官职务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他常常在我处吃饭，尤其喜欢晚上过来喝茶（一杯又一杯，没完没了地喝），用长烟管抽我的“包斯坦柔格洛”（当时一家烟草行的）烟草。他自己像大多数俄罗斯人一样，平常抽“茹科夫”牌烟。不过他常常连这种烟也买不起，于是他就掺和一些最蹩脚的马合烟抽，我每次上他那里去，抽过这种烟草之后总是头痛欲裂。
塞米巴拉金斯克是没有任何娱乐的。我在那里的两年间没有听过一个过路的音乐家的演出，城里连钢琴也只有绝无仅有的一架，像什么稀罕物儿似的。连得一些粗俗的消遣如杂耍和变戏法之类也没有。我记得，有一回，营部的文书们在练马场演出一个什么戏。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一些意见帮助他们，他带了我去看。
由于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往日益密切，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单纯自然，我的房门对他是日夜敞开的。我下班回来经常在自己屋里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已比我先到，或者是操练回来，或者从团部办公室回来，他在那里担任各种文牍事务工作。他解开军大衣的纽扣，嘴里衔着长烟管，一边在房间里踱步，一边常常自言自语，因为他的头脑里总是冒出一些新的想法。他处在这样时刻的情景，我依旧如在眼前，当时他在构思写《舅舅的梦》与《斯契潘奇科沃村》（见给迈科夫的信）。斯特拉霍夫文集*。——弗兰格尔注*指1856年1月18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五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迈科夫的唯一的一封信。斯特拉霍夫在1883年发表了这封信。（《传记》）从信中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确实在写“喜剧性的长篇小说”——显然是《斯契潘奇科沃村》。（《书信集》，第1卷，页163—168）1859年5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兄弟说他写完《斯契潘奇科沃村》，写了两年，中间停顿，写了《舅舅的梦》。（同上，页244—248）他心情很愉快，富有感染力，笑呵呵地给我讲了舅舅的历险情节，唱了歌剧的某些片断，可是看到我的亚当端进来琥珀色的鲟鱼汤，他便催促亚当快给他吃饭。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喜欢看果戈理与维克多·雨果的作品。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情绪好的时候喜欢朗诵，尤其喜欢朗诵普希金的诗；他喜爱的诗是《克娄巴特拉的宴会》（《埃及之夜》）。当他念起：富丽的宫殿里灯火辉煌。
歌手伴着长笛和竖琴齐声歌唱。
女王的流眄和美妙的声音使欢宴的人群活跃而欢畅！
他的脸上容光焕发，眼睛闪射着光芒。
在这样的时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嗓音不知为什么有种庄严而热情奋发的味道。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亲爱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上来，我那时就已经打心坎儿里喜爱他了；至于我对他的评价是多么高，我在西伯利亚写给亲属的信件可以作为最好的证据，这些信至今还保存着。我在其中的一封信（写明日期是4月2日，发自塞米巴拉金斯克）上写道：“命运驱使我和一个人接近，他无论心地还是资质都是罕见的人物；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不幸的青年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我非常感激他，他的话，他的意见和思想将一辈子增强我的力量。我每天和他一起工作，现在我们要翻译黑格尔的哲学和卡鲁斯古斯塔夫·卡鲁斯（1789—1869），德国医生。的《心理学》。他是个极其虔诚的人，身体有病，但意志如铁”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待人的宽厚简直世间少有。他为人的最丑恶方面寻找辩解的理由，把一切都归诸人的缺乏教育，归诸人所生活、成长的环境的影响，有时甚至归诸他们的性格和禀赋。
“唉，亲爱的朋友亚历山大·叶果罗维奇，你可要知道，是上帝把他们创造成这样的呀，”他说。一切受命运打击的人，不幸的人，患病的人和贫穷的人他都格外同情。所有深刻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心地善良是非常突出的。谁不记得他为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家人操心（见他给我的信），他对小帕沙·伊萨耶夫即帕塞诺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关怀。
我也经常和他谈谈政治性的话题。关于他自己的案件，他不知为什么愁闷地闭口不谈，我也没有问他。我只听见他说过，他不喜欢彼得拉舍夫斯基，很不赞成他的意图，他发现，在俄国，政治上的变革暂时还是毫无意义的，还为时过早。至于按西方形式的宪法，在民众尚处于愚昧无知状态的时候，连想想也是可笑的。我有一次从哥本哈根写信给他说，俄国还没有进步到可以实施宪法的地步，而且很长一个时期内也达不到，倒是需要一个咨议性的缙绅会议。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回信说，他在很多地方同意我的意见。显然是指1866年2月18日给弗兰格尔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写道：“你这样关心我们俄国的、内部的、公民的思想生活，我十分高兴。”他没有举出弗兰格尔在信中提到的问题，只是告诉弗兰格尔说他“虽然不是全部”，但“在很多地方”同意他的意见。（《书信集》，第1卷，页433）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态度见本书页120注①；又见《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间》。
自己的同志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回想起杜罗夫、普列谢耶夫与格里戈利耶夫。他和他们谁也不通信，只有他给兄弟米哈伊尔的信，偶尔有一次给阿波隆·迈科夫的信，给姨妈库玛宁娜和小雅库什金的信是经过我的手发出去的。
我们的生活单调得令人厌烦地过去。我很少去拜访什么人，多半待在家里，看很多书，写了很多东西。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交游比我稍广，尤其是常常去拜访伊萨耶夫一家。晚上他待在他们家里，答应给他们的独生子帕沙上课，帕沙是个八九岁的机灵聪明的孩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康斯坦特，跟她的前夫姓伊萨耶娃，她后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她聪明，可爱，有教养，是知识妇女中少见的人物”。（《书信集》，第1卷，页208）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的悲剧性的爱，这一私人生活“事件”在他的创作中的反映，可看多利宁的注。（《书信集》，第1卷，页516—517）是阿斯特拉罕一个寄宿中学校长的女儿，嫁给教师伊萨耶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伊萨耶夫是玛·德·伊萨耶娃的前夫…他是如何来到西伯利亚的，我记不得了。伊萨耶夫是个病人，害的是肺病，好喝酒。人倒是个性子沉静而温顺的人。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年纪三十出头，中等身材，相当纤瘦，金发碧眼，很有风韵，性格热情又容易兴奋。那时，她的苍白的脸上已经闪耀着不祥的红晕，几年以后，肺痨把她拖入了坟墓。她博览群书，很有修养，求知欲甚强，秉性善良，异乎寻常地敏慧。她热烈同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待他很亲热，我不以为这是她看重他，倒不如说她怜惜受到命运打击的不幸者。她知道他有癫痫，经济极其拮据，再加上他又是个像她所说的那样“没有前途”的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把怜悯和同情当作了相互的爱，以年轻人的全部热情爱上了她。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天在伊萨耶夫家，硬把我也拖去，可是因为她丈夫的缘故，我觉得那里的人并不可亲。
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夏天非常难受，闷得要命，如烤如燎的阳光下，砂石火烫火烫。最轻微的一阵风也会刮起一阵灰沙，极细小的沙子迷人的眼睛，到处钻。六月份在荫影处也热到摄氏三十二度。我决定四月份等草原和树林刚绽出绿芽便搬到城里去。整个塞米巴拉金斯克城里，只有一所带大花园的别墅，在哥萨克镇后面，营房附近。这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很方便，因而我建议他也离开那个窝，搬到我的住所来。这所别墅属于一个富裕的哥萨克商人，所以叫作“哥萨克花园”。
早在冬天时我就从里加订购了各种花卉、蔬菜及葱、蒜之类的种子。在城里的院子里我们已预先做好温床，准备育苗。这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他极其高兴，不止一次回想起他的童年时代和故乡的田庄。
四月初，我们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搬到我们的黄金国意即异常美妙的地方。——“哥萨克花园”。我们所住的木头房子相当破旧，屋顶漏雨，地板坍陷，不过屋子相当宽敞，我们的地方是够大的。当然，室内家具是一件也没有——空空如也，像个大木棚。大厅朝着凉台，屋子前面我们修了花圃。
我们的庄院坐落在额尔齐斯河的高峻的右岸，一片平缓的绿茵草地直达河边。我们在河边搭了个洗澡用的棚子；浴棚四周是各种灌木丛、浓密的柳树林和大片的芦苇。绿叶丛中这儿那儿露出春汛泛滥所形成的小湖和水塘，有许多鱼和水禽。五月间我们开始洗澡。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热心种植花圃，很快就把它侍弄得一片花团锦簇。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形象十分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他热心地帮我浇秧苗，满面流汗，脱去士兵的军大衣，穿一件洗得褪了色的玫瑰红的布背心；脖子上经常晃荡着一圈长长的、天蓝色的细小的玻璃珠串，那是手工制品，不知是谁送给他的，珠子串上挂着一只很大的胖壳儿银怀表。他常常全神贯注地干活，分明在这消磨时光的活儿中找到极大的乐趣。
有一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皱着眉头、怏怏不乐地回家来，难过地对我说，伊萨耶夫要调到离塞米巴拉金斯克五十俄里的库兹涅茨克去了。“可恨的是她已经同意了，没有表示反对！”他痛苦地一再说道。
不久，伊萨耶夫果然调到库兹涅茨克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绝望至极；想到他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要分别，他像发疯似的直打转；他似乎觉得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失去了。这时伊萨耶夫家出现亏空，只得把所有的家产变卖了，待到动身时已经所剩无几。我救了他们急，他们才终于上路。
分别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哽咽着失声痛哭，像个孩子。过了许多年之后，他在1865年3月31日给我的信中还提起此事。是啊！这一天是刻骨铭心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