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萨耶娃是个年轻妇女，还不满三十岁。她的丈夫受过充分的教育，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有优越的职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搬进去住后不久，便对他抱友好的态度，在自己家里殷勤地接待他。年轻的妻子伊萨耶娃是阿斯特拉罕人，他在阿斯特拉罕任职时娶她做了妻子。伊萨耶娃在阿斯特拉罕女子寄宿中学顺利地完成学业，因此她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社交界是最有教养的知识妇女之一。但是，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看待她，她是个“好人”，是个名副其实的“好人”。他们很快就同居了。她的婚姻是不幸的。她的丈夫为人并不坏，然而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经常出现无责任能力一个人因神经不正常而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叫无责任能力。状态，表现出极其粗野的本能，她无法提高他的精神状态，只是为自己的孩子操心。她每天得保护孩子，免得他受到无责任能力的父亲的伤害，就是这一点牵挂在支撑着她。忽然间有个人出现在她的生活的地平线上，他有那么崇高的精神品质，那么细腻的感情，这就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俩当然很快就互相了解而且同居了，她从他那里得到多么温馨的同情，她和他每日闲谈，从中得到极大的愉快和精神上的提高，她发现了崭新的生活。同时，在他郁郁不乐地滞留在毫无精神乐趣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城期间，她又怎样成了他的快乐的泉源。
1856年8月我初次经过塞米巴拉金斯克时伊萨耶娃已不在那里了，我只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述中才了解她。她搬到托木斯克省的库兹涅茨克去住，因为她的丈夫不能胜任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职位而被调往该地。她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开始了热烈的通信，大大地鼓舞了两人的情绪。可是秋天我路过塞米巴拉金斯克时两人的境况和关系大变了。伊萨耶娃成了寡妇谢苗诺夫搞错了：亚·伊·伊萨耶夫死于1855年8月4日。，但是，尽管她没有能力迁回塞米巴拉金斯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想和她结婚。主要的障碍在于他们两人都近乎贫穷，物质生活上完全没有保障。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可以从事文学写作，但他那时还远远没有充分相信自己的强大的才能的力量。她则由于丈夫去世而完全为贫困所压倒。
无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了我。我们约定，等冬天一到，我在巴尔纳乌安顿好以后，他到我处来做客，彻底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果与她的通信有了预期的结果，而经济情况又容许的话，他到库兹涅茨克去找她，和她结婚，他将带着她和孩子到巴尔纳乌来，在我处做客小住几天后，回塞米巴拉金斯克去住，一直逗留到他完全获得大赦。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会面以及1856年的旅行便是以这样的打算结束的，1856年11月初我回到巴尔纳乌的冬季寓所。
1857年1月，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我处，我感到很高兴。他事先与玛丽娅在信中商量定当，玛丽娅已打定主意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永远联系在一起，他到库兹涅茨克去，以便在大斋期来临之前举行婚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处逗留了两星期左右为自己的婚礼作些必要的准备。一天总有几个小时我们进行有趣的谈话，逐章朗读当时尚未完成的《死屋手记》，用口头的叙述加以补充。
可想而知，这部作品的朗读给了我多么强烈的、震撼心灵的印象，我活龙活现地想象着受尽苦难的人可怕的生活条件，他们从艰苦的斗争中表现出比任何时候都更纯洁的灵魂，更清醒的智慧，这场斗争“沉重的大锤，锻打利剑，震动窗上的玻璃”引自普希金的诗《波尔塔瓦》…当然，从来没有哪一个这样规模的作家曾经被安置在比这更有利的环境中去对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进行观察和心理分析，他却有机会和这些人过同样的生活，而且为时很长。可以说，在“死屋”里的生活经历使天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心理学家。
可是以这样的方法发展自己的天赋才能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落得一辈子的病痛。癫痫发作时看到他真难受，那时候他不但周期性地发病，而且次数相当频繁。再说他的物质状况也极为艰难，开始过家庭生活时，他得准备好应付种种匮乏，可以说是为了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
我感到幸福的是我首先有机会用生动的语言，以自己的深刻的信心去鼓舞他，说是《死屋手记》中他已经有了那样一笔财富，可以保证他摆脱艰难的贫困，其他一切即将滚滚而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美好未来的希望的鼓舞，去到库兹涅茨克，一星期后，带着年轻的妻子与继子，心情极为舒畅地回到我处，在我家又客居了两个星期后，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去了。
我于[1857年］4月21日晚乘驿车离开鄂木斯克。
4月26日傍晚，我已乘车抵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在那里我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心情极其舒畅：期望得到大赦和恢复他的公民权利已经没有疑问；唯有物质状况没有保障仍旧使他苦恼。
题解：
彼得·彼得罗维奇·谢苗诺夫伯爵（1827—1914），为了纪念他的1856至1857年间著名的赴天山的旅行（当时的天山还是欧洲人难于到达的荒僻之地），被人称为天山斯基。他是著名的学者、地理学家、植物学家与昆虫学家，重要的国务活动家（密切参与1861年农村改革的准备工作）；他又是人数众多的探险活动的组织者与思想领导人（普尔日瓦尔斯基、波捷欣、克鲁鲍特金、柯马罗夫等等）；对俄国统计学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列宁用过他的统计学著作）。收藏、搜集了极其丰富的十六与十七世纪佛来米人佛来米人是居住在法国、比利时、荷兰的日耳曼语系民族。与荷兰画家的画，齐全的程度居欧洲第二位（1910年转赠给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出版过内容丰富的著作：《尼德兰绘画史探讨》（1885—1890）。
彼·彼·谢苗诺夫著有内容充实的《回忆录》四卷。这是一个博闻强识的学者根据个人回忆写成的一种“家庭纪事”。他始终竭力设法准确传达事实，在这里是传达他那个时代的俄国历史与生活中的现象和事件。其中，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论在私人生活方面还是思想方面，彼·彼·谢苗诺夫尤其表现出他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对于围绕着作家和他的创作进行的长达十年之久不曾平息的那场斗争，他置身事外。他是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达尼列夫斯基（1822—1885），自然科学家，评论家，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六十年代是斯拉夫主义者。的亲密朋友；达尼列夫斯基在四十年代极其向往傅立叶主义，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团体中看过许多论述社会主义的文摘，谢苗诺夫和这个团体也有过接触，不仅把“某些青年学者，也把已开始创作活动的青年文学家”如米·叶·萨尔蒂科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亚·尼·普列谢耶夫、阿波隆·迈科夫及瓦列里扬·迈科夫当作自己的亲密朋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从西伯利亚写给某些亲密友人的信中，以很亲切的口吻提到谢苗诺夫，好像在彼得堡时就与他很相知。例如1859年10月给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朋友弗兰格尔的信中，他这样问道：“您认识彼得·彼得罗维奇·谢苗诺夫吗？他在您之后到西伯利亚来看过我们，他是我的出色的朋友。这是个优秀人物，而优秀人物是应该去寻找的。如果您认识他，请代我向他致意并告诉他我的情况。”（《书信集》，第1卷，页262）1856年12月14日给瓦利哈诺夫乔坎·钦根索维奇·瓦利哈诺夫（1835—1865），哈萨克启蒙民主主义者，人种学家，旅行家，民俗学者。在鄂木斯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的信中也提到他。（同上，页202）
这里是根据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所著《回忆录》第一卷《童年时代与青年时代（1827—1855）》，彼得格勒，1917年，页194—207，212—215；第二卷《天山之行》，莫斯科，1946年（第二卷的初版），页69—70，123—124，127—128，130刊印的。
《我的回忆（1849—1851）》一书节选德·德·阿赫沙鲁莫夫十二月份非常乏味，没有任何使人精神爽朗的新鲜印象或者令人难受的感想来冲破岁月的平淡。从我所待的新地方可以得到的好处都已为我享用殆尽，别的也想不出什么了，只好等待外面有什么事情降临到我的坟墓似的监狱里，我苦闷地落在监狱里，我似乎觉得我连生活下去的最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即便是现在，当我回想起我那可怕的处境，即便是过了那么些年之后的现在，我仍觉得，要不是我的脑器官一辈子受到严重的损坏或伤残，我可能再也忍受不了单独的监禁，虽然我明知道在我之前或之后，有许多人忍受过为时更久的单独监禁。人的忍受力自然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健康的人生命力强，生活常常使我们相信，我们所能忍受的实际上远比我们所认为的要大得多。我蹲监狱已经七个多月了，心情苦闷，精神沮丧，达于极点，事情根本没有，无论怎么样，我再也不能使自己精神振作起来；我不再自言自语，机械地在牢房里走动，或者漠然地躺在床上。难以忍受的苦闷心情不时袭来，我坐在地板上的次数比从前更多，时间也比以前更长。做的梦惊悸不安，梦里见到的总是那些可怜的人，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样一直生活到1849年12月22日。这一天，和平日一样，夜里过得惊恐不安，天亮以前，六点钟左右，我从床上起来，按照早已养成的合理的习惯，本能地走到窗口边，站到窗台上，打开气窗，呼吸新鲜空气，同时领略一下新的一天的天气的印象。这一天我和往日一样心情沮丧。
天色还暗，彼得保罗大教堂的钟楼上响起悠扬的钟声，接着大钟响了，报告时间已是六点半。不久，我看清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刚下的新雪。传来不知什么说话声，看守们似乎担心着什么。我发现新的情况，继续留在窗口旁，这样更加发现这里那里有某种异常的动静，听到急匆匆的要塞职员们的谈话声。这时，天色渐渐亮了，要塞的长官来来去去地走动，心事重重的样子流露得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继续了一个钟头左右。看到要塞里从来不曾出现过的这种异常迹象，尽管我心绪不好，精神却一下子提起来了。对于所发生的情况的好奇与关注，每时每刻在增长。忽然，我看见一队马车从大教堂后面驰骋而来，一辆，二辆，三辆滚滚而来，滚滚而来，不见尽头，纷纷在白房子附近和大教堂后面停下。接着，我的眼前又出现新的景象：一队人数众多的骑兵和许多宪兵连队，一队接一队驰来，在马车旁边站停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又要埋葬什么人？那些空马车又是干什么的呢？莫非我们的案子要结案了？心怦怦直跳对了，这些马车一定是为我们而来的！难道完蛋了？那么我终于等到末日了！从4月22日到12月22日，我蹲了八个月监牢。现在又将如何呢？！
瞧，这些穿灰色军大衣的勤杂们在搬不知什么衣服，搭在肩膀上，跟在军官后面快步朝我们的走廊走来；听见他们进了走廊；钥匙串叮当作响，开始打开锁着的单人牢房。轮到我了：一个面熟的军官带着一个勤杂走了进来；给我拿来被捕时穿的衣服，此外还有暖和的厚袜子。他们对我说，要我穿好衣服，穿上厚袜，因为天气寒冷。“这是干什么？要把我们弄到哪里去？我们的案子结案了？”我问他。他匆匆离开，给了我一个简短又模棱两可的回答。我迅速穿好衣服，袜子挺厚，我好容易才套上靴子。我面前的牢门随即打开，我走出牢房。我从走廊上被带到台阶上，一辆马车立刻驶到台阶旁，命我上车。我跨进马车，一个穿灰色军大衣的士兵陪着我同时爬上马车，坐在我的旁边——马车是双座的。我们的马车开动了，车轮吱吱咯咯地响，滚过冻得结结实实的深深的雪地。马车上的玻璃窗是拉上的，结了厚厚的冰花，从玻璃窗里什么也看不见。到了一个什么停车站：大概是在等其他的马车赶上来吧。随后又开始一齐快速行驶。我们在行进，我用手指甲刨去结在玻璃上的冰花，张望了片刻，玻璃又模糊了。
“我们往哪儿去，你知道吗？”我问。
“我不可能知道，”我的邻座回答。
“我们此刻到什么地方去？好像是到维堡？”
他嘟哝了一句。我使劲往玻璃上哈气，从而片刻间总算从窗子里看到了一些什么。我们这样行驶了几分钟，越过涅瓦河；我不停地用指甲刨玻璃，或者往玻璃上哈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