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他的信念“蜕化”开始明显地暴露出来，那么，最清楚的是表现在他对别林斯基的态度上。早在写《群魔》之前，他义愤填膺、怒火万丈地试图连根拔除自己的过去，彻底背弃自己年轻时的思想。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开始与别林斯基进行斗争。在写作《群魔》时期，斗争达到顶点，别林斯基的身价降低了。但是，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最后一个时期，即第三个时期（1874年底）来临时，他又满怀爱戴去靠近别林斯基的影子指别林斯基已于1848年去世。，起先胆怯地靠上去（借口是别林斯基的提法中肯，才智卓越）；稍后，在与自由主义者们的斗争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拿“纯洁的、真诚的”别林斯基与他们作对比；最后，在他的社会主义，他的革命性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俄国历来的特点——彻底否定欧洲文明。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演变中的别林斯基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形象，好比是一种象征，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政治信仰和宗教—哲学信仰的这样或那样变化而每次改变其思想和轮廓。
这里按1877年一月号《作家日记》第二章刊印。
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德·亚诺夫斯基
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是在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德·亚诺夫斯基的相识在1846年5月底。，其时我在内务部医药采购局任职。我住在干草广场与奥布霍夫桥之间，当时有名的产科医生肖尔茨的宅子里。我原在森林与测量学院任校医，还担任自然史的几门课的教师，从学校辞职后立即搬到这个住所，因而我在彼得堡的行医业务还不多。我的病人中有瓦·尼·迈科夫瓦列里扬·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1823—1847），文学评论家。，我喜欢跟他聊天，他讲的些知识界与戏剧界人士的小掌故使我颇感兴趣，这些人士当时都在他父母家聚会。那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处女作《穷人》的巨大成功，他的名字传诵一时，我们也常常谈到他，而且我经常表示我对这部小说的喜爱。有一天，迈科夫忽然对我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我允许他来向我求教，因为他也病了。我自然十分乐于从命。次日上午十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此处似系笔误，应为瓦·尼·迈科夫。来我处，并把一个人介绍给我，这个人后来我天天与他见面，直到他被捕。
1846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貌的真实写照是这样：身材中等以下，骨骼粗大，肩膀与胸廓尤其宽阔；头部比例相称，但前额极饱满，分外开阔突出；眼睛不大，淡灰色，非常灵活；薄嘴唇，常常抿紧，赋予整个脸容以一种专心向善、专心向爱的神情；头发比浅色的还要淡，几乎是淡白色，异常细，或者说柔软；手腕和脚掌大得引人注目。他衣着清洁，甚至可以说雅致；身穿优质黑色呢料的常礼服，做工讲究，黑色细呢背心，洁白得无可挑剔的荷兰布衬衫，头戴圆顶高筒大礼帽；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破坏他的全身打扮的和谐的话，那就是不太漂亮的皮靴，以及他那有点儿笨拙的动作。他的举止不像军事院校的学生，倒像神学院的毕业生。他的肺部经过极仔细的检查与听诊证明是完全健康的，但心跳不太均匀，脉搏也不齐而且非常细微，像女人与神经质的人的脉息。
第一次来访过后，接着又来了三四次，我们之间是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不过随后我请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早些来，以便有机会尽可能与他多谈谈与疾病无关的事情，因为在这几次短促的会面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以他的智慧，十分深刻细致的分析以及非凡的人道精神使我倾倒。他尊重我的要求，改在每天八点半钟来，不是十点钟。我们一块儿喝茶。几个月以后，他开始晚上九点钟再来一次，我和他闲聊，直到十一点，有时甚至在我处过夜。这样的晨昏于我是难以忘怀的，因为在我的一生中，我没有经历过比这更愉快、更有教益的时光。亚诺夫斯基的每天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的说法似乎有些夸大，尽管他们确实常常在亚诺夫斯基处和共同的朋友处见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治疗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等局部的病完全治好后，他又继续服用修改处方的齐特曼汤药三个星期光景，以消除病人身上极其明显地存在的瘰疬症——
坏血症型的恶病体质。整个治病期，从五月底开始，继续到七月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天来我处，除非是阴雨天气他不能出门，或者是我去看望他。那时他住在大滨海街与小滨海街之间的一条什么胡同里，在一个招收房客的女房东那里租了一个小房间。即现今的赫尔岑大街与果戈理大街之间的砖瓦胡同。1846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居住于此。每天上午，起先是十点钟光景，后来是恰好八点半，前厅的门铃响过，我看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快步走进会客室。他把礼帽放在第一张椅子上，迅速瞥了一下镜子（同时迅速用手掠一掠淡黄色的柔软的梳成俄国式的头发），直接对着我说：“嗯，好像没什么，今天气色还好，喂，你看怎么样，老兄？（这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用的称呼，确实有点儿亲热味道，他说出来非常讨人喜欢。）嗯，我看得出，看得出，没什么。你看舌苔怎么样？我好像觉得有点儿白，神经过敏。睡眠倒是还好，老兄，就是各种幻觉多，搅得脑袋好难受。”
往往是等他这一番开场白说过，我才仔细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进行检查，摸他的脉息，听心跳，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之处，就安慰他，一切正常，幻觉是因为神经的缘故。他很满意，于是又补充说：“嗯，当然，是因为神经的缘故。那么，不会中风？很好！只要不中风，其他的病好对付！”
他放心了，迅速改变他的面孔的表情和诙谐的口气：眼睛里专心致志的、似乎是惊骇的神色消失，紧紧地抿成一条线的嘴唇张开了，露出一口结实的好牙齿；他走到镜子前，但已经像个完全健康的人那样观看自己，又打量一下他的舌苔，这时已经这样说道：“嗯，对，当然是神经质，普通的白色，没有黄斑，那就是——好的！”
然后我们在小茶桌旁坐下喝茶，我通常听到这样的话：“喂，我要半杯，别放糖，我先嚼着糖喝茶，第二杯放糖，就着面包干吃。”天天如此。我们一面喝茶，一面天南地北地随便扯，但是谈得最多的是医药、社会问题、文学艺术问题，关于宗教也谈得很多。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所有见解，尤其是他的观点的正确，知识的渊博，令我吃惊，也使当时我们的其他友人吃惊。和我们比较起来（尽管我们都有大学的知识水平，而且都是读过一些书的人），他知识广博，分析深刻，使我们不由得不信服他的论据，像是某种具体的、可以触摸到的东西似的。
1846年底，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交往进而成为亲密的友谊，我们的闲聊具有最诚挚的、推心置腹的性质。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有了深厚的交情之后，他才把情况告诉我。他对我说，他是个相当贫穷的人，靠写作为生的作家。这时他告诉我许多他童年时代的艰难又凄凉的景况，尽管他谈到母亲、姐妹和大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时总是怀着崇敬的感情。关于父亲，他绝不愿意提起，也要求我不要问起他。这可能是他回想起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怪僻的性格，不愿意泄露家庭的悲剧：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在切列莫什尼亚村被自己的农奴打死的悲惨结局。（见本书页43—45）
对弟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也很少提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弟弟安德烈向来是不亲的。有一回，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服役，为什么放弃自己的专业生涯，他给我的答复我在给奥列斯特·费奥多罗维奇·米勒的信中已经写了，其可靠性我到现在依旧肯定，尽管与米勒先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中所述有出入。亚诺夫斯基是指奥·费·米勒的下述说法：“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根据他的话记下了派他去给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爵当传令官的事，这也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工程学校所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之一。当时他把报告的话‘向大公爵殿下’忘记了。大公爵说：‘派了这么个傻瓜来。’”（《传记》，第一种页码，页45）又见本书页58亚·伊·萨维里耶夫的回忆录。
亚诺夫斯基这里说的信，米勒没有公开发表。这封信（文研所手稿部，29916/CCXI614）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亚诺夫斯基提出的问题的答复：“为什么不愿放弃文学去担任公职？为什么他恰恰要抛弃工程师的前程？”对第一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回答说：“巴结讨好令人恶心，再说我也不会。”对第二个问题他回答说：“不行，我不能，皇上给了我很难听的雅号，大家知道，有些雅号会一直背到死的”接下去，亚诺夫斯基讲到工程学校毕业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交出的实习作业完成得不好，沙皇对他的设计图批示道：“何来笨伯作此图。”从那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决意离开工程部门。米勒以论战性的注释答复亚诺夫斯基信中引自《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材料》的上述地方。米勒在注释中简括地复述亚诺夫斯基的说法，然后声明，根本无法找到尼古拉一世的这条“批示”。为什么我这样有把握地坚持认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退学的原因就是我信中所说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皇帝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设计图不称心，作了不满的评语，而不是因为在大公爵那里当传令官呢？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所说的一切都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亲口对我讲的，我当时立即记入我的《日记》中。亚诺夫斯基的日记不详，大概未保存下来。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找我来治的第一种病，纯粹是一种局部性的病，但他在治疗期间经常抱怨头晕得厉害，认为是一般所说的中风。我呢，仔细观察他的症状，知道他所诉说的许多神经方面的现象，是在童年时就有了的，同时我观察他的气质与身体，常认为他可能是某种神经性的疾病。他的头晕病发作有时候到了很外露的程度，下面所述的情况是最好的说明，我不能略而不提，因为其中有些地方可以证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相信的预感。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相识的第二年夏天，我住在巴甫洛夫斯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住在巴尔果洛伏的一所别墅里。那时我们有君子协定，我因为料理公务每星期必定要到彼得堡去三次，那几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可以在下午三时到六时之间在我的寓所与我见面。有几次我们就是这样见了面。
可是有一回，星期一的晚上我过得十分忐忑不安，总觉得有一种按捺不下的、尽管也是没来由的欲望，要到彼得堡去。我无论怎样努力让自己安下心来，把行期拖到明天，就是我平常到彼得堡去料理公务的日子，可是我却控制不住自己。我一早喝了茶，动身去彼得堡。到了城里，无事可干，我顺便到局里去了一下。
午后三时我到小滨海街的Hêtel de France（法兰西饭店）去，我的一些朋友请我去吃饭。吃饭也没有什么胃口，总还是急于要到什么地方去。四点钟光景，我来到街上，我本该从滨海街往左拐，回奥布霍夫大街的家里去，或者往皇村铁道去，可我在一种怔忡不安的感觉的影响之下，完全不知不觉地、本能地往右拐，向枢密院广场走去。刚走到广场，便看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广场中央，没戴帽子，常礼服和背心的纽扣敞开，领结松散，在一个军队里的文书模样的人搀扶下走着，扯开嗓门在大喊大叫：“瞧，就是这个人，这个人救了我”，等等。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病这件事，我在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作了描绘，而且发表在《新时代》上。《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新时代》，1881年2月24日至3月8日，第179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