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所有来我们家的人几乎都是他已经认识的，可是他分明很难为情，没有参加大家的谈话。大家竭力关心他，以便消除他的拘束，让他知道，他是人群中的一员。从那天晚上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晚上到我们家来。他的拘束不见了，他甚至发表一些激奋的话，和所有的人争论，显然是出于一种固执才去反驳其他人的。由于年轻与神经质，他不善于控制自己，过分露骨地表现了作者的自尊心，过高估计了自己的作家的才能。他为文学生涯中意想不到的初次成功和文学界的权威人士们的赞扬所震动，作为一个敏感的人，他在其他文学青年面前掩饰不住他的得意之感，而青年们带着自己的作品谦逊地开始这种生涯。随着小组中年轻文学家的出现，成为他们的笑柄是够倒霉的事情，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像故意似的，以他的容易激动的和高傲的口气声称，论才能他比他们无可比拟地高得多，这就授人以把柄。大家都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在讲话中刺伤他的自尊心；这事情，屠格涅夫特别是一把好手，——他故意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拖入争论，激得他极度恼怒。陀思妥耶夫斯基气得快要发疯，有时候便狂热地坚持在急躁中随口说出的对事物的荒唐看法，而屠格涅夫便把话头接过来，嘲笑一番。
一个朋友大概是格里戈罗维奇。把圈子里的人所说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穷人》的那些话告诉了他，因此他产生极大的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据说是出于爱好艺术，把谁说了谁，说了什么话统统告诉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疑大家妒忌他的才能，他在每一句丝毫没有一点用意的话里发现他们想要贬低他的作品，要侮辱他。
他到我们家来已经带着一肚子怨气，在人家的话里找岔子，以便向妒忌他的人发泄他闷在肚里的怒火。大家不仅没有宽厚地对待一个有病的神经质的人，反而变本加厉地用嘲笑去激怒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别林斯基不满，因为后者要玩朴烈弗伦斯，而不跟他谈他的《穷人》。
“一个聪明人怎么可能去做打牌这样白痴做的事情呢，哪怕打十分钟也不行啊！可他却会坐上两三个小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愤恨地说，“真的，官吏和文学家丝毫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糊里糊涂地打发时光！”
别林斯基避免任何认真的谈话，免得激动。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是别林斯基冷落他。别林斯基有时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火，和屠格涅夫在争论，便悄悄对跟他打牌的涅克拉索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啦！尽说没有意义的话，还那么狂热。”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去，屠格涅夫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某个俄国作家的苛刻而又不公正的看法告诉别林斯基，这时别林斯基向他指出：“嗯，您真好，跟有病的人去争吵，故意刺激他，好像您没有看见他在发火，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人家告诉别林斯基，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自以为是个天才，这时别林斯基耸耸肩膀，忧愁地说：“真不幸，要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有才能的，然而，要是他不去发展他的才能，却自以为已经是个天才的话，那他就不会前进了。他一定得去治病，这一切完全是因为神经受到强烈刺激。一定是生活把他这个病人的身体搞垮了！艰难的时期来临，得有非常坚强的神经才能忍受现代生活的一切条件。如果没有一线光明，那么恐怕人人心理上都会出毛病！”有一次屠格涅夫当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面描述他在外省遇见一个人的全部情况。这个人自以为是天才，屠格涅夫很出色地模仿了这个人的可笑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听完屠格涅夫的故事，便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地走了。我向大家指出：干什么要这样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呢？然而屠格涅夫情绪极其高兴，也吸引了其他人，因而谁也没有去重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匆匆离去。屠格涅夫拿《穷人》的主人公杰武什金来编打油诗，好像该主人公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一首诗，感谢他向整个俄国宣告主人公的存在，诗中屡次重复出现“妈咪”一词。未查到屠格涅夫有这样的诗。这一天晚上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再来我们家，甚至在街上也避免和我们圈子里的人照面。有一次帕纳耶夫在街上遇见他，本想停下来问问他，为什么许久见不到他的面，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迅速跑到街对面去了。他只跟过去他自己的朋友[格里戈罗维奇］见面。格里戈罗维奇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痛骂大家，不想和圈子里的任何人再有来往，他对大家都很失望，认为他们都是好妒忌的人，没有心肝，渺小的人物。
1848年，我们在巴尔果洛伏过夏；彼得拉舍夫斯基也住在那边别墅里，许多青年人从城里来到他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谢耶夫与托尔有时候在他那里做客。1848年夏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住在巴尔果洛伏。自从别林斯基在《现代人》上发表文章批评他的《两重人格》与《普罗哈尔钦》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已不上我们这里来。他甚至认为这篇分析批评文章侮辱了他。别林斯基在《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一文（《现代人》，1847年，第1期）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穷人》之后写的作品中的重大不足：“在《穷人》中对于初次练笔是可以原谅的一切缺点，在《两重人格》中却是骇人听闻的缺点，这一切都归结为一点：不善于用过分丰富的天才的力量为自己所酝酿的思想的艺术发展定出一个合理的程度和界限。在《祖国纪事》第10期上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第三部作品、中篇小说《普罗哈尔钦先生》，这部小说给所有景仰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华的人一个不愉快的惊讶。小说中闪耀着巨大的天才的火花，然而这火花在那么浓重的黑暗中闪耀，它的光华使读者毫无所见”（《别林斯基》，第10卷，页40—41）他甚至不再向涅克拉索夫与帕纳耶夫点头致意，而高傲地、讥讽地对待他们，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样的乖常行为感到惊讶。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来编辑部，希望与涅克拉索夫交换一下意见。他很气愤。我离开了涅克拉索夫的书房，在餐室里听到两个人都火气很大；等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书房里奔到前室，他脸色煞白，仆人拿外套给他，他怎么也伸不进外套的袖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仆人手中夺过大衣，一下子跳到楼梯上。我走到涅克拉索夫那里，发现他也处于激动状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发疯了！”涅克拉索夫激动得声音发抖地对我说，“他来威胁我，让我下一期不敢刊登我的分析评论他的作品的文章。是谁跟他胡说八道了，好像我到处在念我写的毁谤他的诗！真是发疯了。”涅克拉索夫没有发表过任何亲自“论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文章。这里显然是指别林斯基的《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暼》一文，原拟在1847年第1期的《现代人》上发表。
“毁谤诗”指《可悲的辞藻勇士》一诗，1846年底由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合作写成。
题解：
阿芙多蒂娅·雅科夫列夫娜·帕纳耶娃（戈洛瓦乔娃；1819—1893），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间很有才华的小说家，所作《回忆录》详尽叙述了创办《现代人》的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及屠格涅夫等人的故事，是俄国文学回忆录著作中最生动的篇章之一。出现在她的回忆录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对自己的才能过分自信的作家，因而成了编辑部同人的嘲笑对象。
这里是根据阿·雅·帕纳耶娃的《回忆录》（莫斯科，1956年）页143—
146、175、177—178原文刊印。
《回忆录》选弗·亚·索洛古勃
一次，总共只有一次，我总算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拖到自己的住处。我就是这样与他相识的。
1845年或1846年，我看了当时月刊上的中篇小说，题目叫《穷人》。《穷人》不是刊登在“当时出版的月刊”上，而是刊载在涅克拉索夫编的《彼得堡文集》上，出版于1846年1月25日。小说显示了那样独特的才能，那样淳朴和有力，使我欣喜万分。1845年11月16日，陀思妥耶去斯基写信给兄弟谈到自己的成就：“奥陀耶夫斯基公爵请求我给他以拜访他的荣幸，索洛古勃伯爵懊恼得直揪头发。帕纳耶夫向他宣布，有个天才将使他们所有的人都丢尽面子。索洛古勃跑遍所有的朋友家，拐到克拉耶夫斯基处，突然问道：‘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什么人？我到哪里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克拉耶夫斯基这个人是对谁都满不在乎的，对所有的人说话都毫无顾忌，回答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想给他这个面子，不会去拜访他。果然如此：小贵族如今踩在高跷上，心里以为他们的爱惜人才的高贵感情会使我无地自容哩。”
（《书信集》，第1卷，页84）看完小说，我立即去找杂志的出版者，好像是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克拉耶夫斯基，向他打听作者的情况。他告诉我，作者叫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且给了我地址。
我立即乘车前去，在彼得堡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好像是毕斯克街，一座小公寓里找到一个面色苍白、带病容的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不住在毕斯克街，而是住在弗拉基米尔胡同与伯爵胡同的拐角上。（见《列宁格勒的古代文献》，页401—402）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相当旧的常礼服，袖子短得异乎寻常，好像不是为他缝制的。我报了自己的姓名，以热情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小说所给予我的深刻又惊人的印象，说他的小说不落窠臼，和时下的一般作品绝少相似之处。他听了很窘，怪难为情的，只是把屋里唯一的一张老式的旧安乐椅端给我坐。我坐下，我们谈了起来。说老实话，还是我讲的话多——我老是犯这个毛病。陀思妥耶夫斯基谦虚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得很谦虚，甚至躲躲闪闪。我立即看出这是一种腼腆的、拘谨的性格，自尊心很强，但是极其富有才华，讨人喜欢。在他那里坐了二十来分钟我便起身告辞，邀请他到我处便饭。
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害怕了。
“不，伯爵，请原谅我，”他搓着两手，不知所措地说，“说实话，我生平从来不涉足社交界，因而我怎么也不敢”
“谁跟您说社交界啦，最亲爱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和妻子确实属于社交界，我们也经常出入于社交界，可是我们不让社交界人士到我们家里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声大笑了，但依然不为所动，只是过了两个月光景，他才到我家的兽苑来了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到索洛古勃家去过。1859年，他在特维尔遇到伯爵夫人巴兰诺娃后回想起此事，他写信给亚·叶·弗兰格尔说：“伯爵夫人是个漂亮的女人她还是个姑娘的时候，我在彼得堡她的亲戚索洛古勃家里见过她。”（《书信集》，第1卷，页261）但不久便到了1848年，他因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案有关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捕是在1849年4月22日夜里，被流放是在12月24日夜里。
题解：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索洛古勃（1814—1882），伯爵，三四十年代自然派很受人欢迎的小说家，著有好几部中篇小说（《两双套鞋的故事》、《药房老板娘》、《半篷马车》），甚得别林斯基好评；五十年代，以有才能的轻松喜剧作家著名，又以“暴露性”喜剧《官僚》（1857）的作者而驰名。索洛古勃的《回忆录》写于暮年，主要写三四十年代的事。索洛古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说来与别林斯基周围的青年文学家们以及未来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们一样，并不接近。
伊·伊·帕纳耶夫回忆道：“他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所吸引，缠住我们大家问：‘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谁？看在上帝分上，指给我看，把我介绍给他！’”（伊·伊·帕纳耶夫，《文学回忆录》，页132）索洛古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往不深，只有很短一个时期。关于这一交往的记述在他的回忆录中相应地也只占很少的篇幅。
本文按《历史通报》1886年六月号页561—562原文刊印。
1877年《作家日记》选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看了《祖国纪事》一月号上的涅克拉索夫的《最后之歌》。《祖国纪事》（1877年，第1期，页277—282）上刊登了《最后之歌》，包括：《序曲》、《致播种者》、《祈祷》、《致齐娜》、《判决》、《时光在消逝空气依旧那么沉闷》、《我即将成为腐朽之物》以及《致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