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葬礼伊·伊·波波夫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我们青年人承认作家的才能甚至天才，我们对他与其说持肯定的态度，毋宁说是持否定的态度。抱这样态度的原因在于他的长篇小说《群魔》，——我们认为这是对革命者的讽刺画；主要在于《作家日记》，那上面常常表现一些思想，按照我们的理解是反动的、保守性质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会上作了著名的演说之后，西欧派、斯拉夫派、青年人都欢迎这一发言，在公众情绪的感染之下，连我们对他的态度也改变了，尽管我们没有听到他的演说。这篇著名演说所产生的影响，与其说是由于内容，倒不如说是在于形式方面。演说所发挥的思想是西欧派、尤其是具有造反情绪的青年人所接受不了的，青年人无法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号召：“顺从吧，骄傲的人！”他的演说为我们大学里连教师也参加的喝晚茶时的争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我是属于驳斥演说的左翼的少数派。然而，归根到底，我们也被公众的热情迷住了，甚至也开始发现《作家日记》中不仅有可以接受的见解，而且还有我们乐于听到的见解，我们按自己的意思对它们加以评述。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议论“农民的俄罗斯”说，俄罗斯，如果号召它，它会把生活安排得很好，如同它所需要的那样好。我们发现他的议论中有民粹派的趋向，民主的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赢得了我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好感，他在各个文学晚会上露面时，我们热烈地欢迎他。青年人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的这一骤然变化，发生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年。他住在库兹涅茨巷，靠近弗拉基米尔教堂。1879年，我兄弟帕维尔从罗日捷斯特文斯基学院调到弗拉基米尔学院，就在这个弗拉基米尔教堂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上这个教堂去。夏天以及春天和秋天的暖和的日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坐在教堂的院墙里看孩子们游戏。我有时候去教堂的院墙里，总是向他点头行礼。偻背，消瘦，脸带土色，面颊瘪陷，眼睛朝里凹陷，俄国式的胡子，头发长而直，夹杂着相当浓的白头发，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人一种重病在身的印象。栗色的大衣穿在他身上像只麻袋，又肥又大；脖子上缠着围巾。有一次我坐到他的长椅上去。孩子们在我们前面玩耍，一个小孩子把木杯子里的沙子倒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拖在长椅上的大衣后襟上。
“现在我怎么办呢？烤好了面包。放在我的大衣上。现在我连站起来也不能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孩说“坐着，我还要去拿来，”孩子回答。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意坐着，小孩子又从各式各样的木杯子里倒了好几个沙子面包在他的后襟上。这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猛烈咳嗽起来，咳得很重浊，很不祥；随后他从袋里掏出有颜色的手帕，往手帕上吐了唾沫，而没有吐在地上。大衣的后襟从长椅上滑了下来，“面包”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咳嗽孩子跑了过来。
“面包哪里去了？”
“我吃掉了，很好吃”
孩子笑了，又跑去拿沙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说：“快乐的年龄没有怨恨，不知道痛苦哭了就笑”
我不记得我是拿什么话去回答他的。
“您是大学生，在上大学？”
“不，我在师范学院。”
“怪不得戴这种镶天鹅绒帽圈的制帽（我戴着制帽）。我以为您是中专学生哩，他们也穿这样的上衣，连制帽也好像是一模一样的。您说师范学院大概是师范中专吧？”
“不，师范中专毕业才可以升到我们师范学院。我们那里有许多民众学校的教师在进修。”
“那么您是念过师专又当过教师的了。可您还完全是个孩子。您多大年纪？”
我告诉了他，给他解释什么叫师范学院，并且指出，大多数学生的年龄比我大得多，也有结过婚的，比如德莫霍夫斯基。
“他住在学校里吗？那他的妻子怎么办？”
“按规定我们不应该有已婚的学生。学院领导知道德莫霍夫斯基已婚，但是装作不看见。他妻子在家乡”
“是呀，收已婚的入学是不合适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笑着说，“否则的话，还得给每个家庭备房子，也许还得给孩子们办小学”
“那好吧，就让学生的孩子这一代人待在学院附属的模范市立学校里吧，”我开玩笑搪塞说。
“那时候大学里可得要设一个个的营房了，还要有一整套妈妈、保姆、家庭教师的编制。那时候可顾不上教学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笑着说，随后正色道：“我竟不知道什么是师范学院。我只听说过，但我以为那是师范中等专科学校，现在您使我茅塞顿开。与人交往总是有益的，常常能了解到你原先不懂的东西。”
到了院墙的大门外，我们告别时已经很亲切了，我并且指着我家所在的弗拉基米尔学院。
“我们还是近邻，”他一边和我告别，一边说。
这次见面之后，到深秋，彼得堡的空中弥漫着潮湿的寒雾，我又在弗拉基米尔街遇到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和德·瓦·格里戈罗维奇在一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亲切地回答我的鞠躬致意。两个作家之间的对比是鲜明的：格里戈罗维奇个儿高大，一头白发，脸色显得年轻，服饰雅致，步伐坚定，美丽的头颅，戴着软帽，挺得直直的，抬得高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偻着背走路，竖起大衣的领子，戴一顶圆的呢子便帽，脚上穿高帮套靴，拖着腿，吃力地撑着伞走路我望着他们的后影，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格里戈罗维奇会活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长。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陀思妥耶夫斯基。
1881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我们在报上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病了的消息。晚上我去兄弟处，顺路到库兹涅茨巷，以便按学生们的委托，打听一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健康状况。
“很不好；什么人也不接待；出血很多。派人去请神甫了，他想做忏悔，接受圣餐，”看门人对我说。
大家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得了脑溢血，鼻子出血，又一次脑溢血。陀思妥耶夫斯基病了几天，于1月28日晚间去世。
第二天晚上我去参加祭祷。寓所不大，在三楼或四楼，大概有四个房间，外加小小的过道间和一个书房，书房里摆着朴素的漆布面子的家具，家里挤满了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躺在书房中央，身上遮着布。旁边摆着橡木棺材，盖子开着。一个修女在念圣诗。桌子旁，墙壁旁边，遮布上都放着花圈和鲜花。格里戈罗维奇在主持丧事。祭祷后我向他问起葬礼的日期。
“1月30日我们将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举行安魂祈祷和埋葬。请把代表团的成员告诉我：需要排次序。送殡的队伍行进时和墓地的秩序由大学生们来协助维持。把这张讣告交给您的同学们。”
发给参加葬礼的亲友的请柬（最上面为作家常用的签名）
学院in corpore拉丁文：全体人员。——教师们和学生们——出席葬礼。停止上课。队伍拉得很长，比给涅克拉索夫送葬的队伍长四五倍。有将近二十个合唱队唱歌——大学生的合唱队，演员的合唱队，音乐学院的，歌唱家的，等等。人行道上站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普通老百姓惊讶地看着送殡的队伍。人家转告我，有个老妪问格里戈罗维奇：“给哪个将军送丧呀？”格里戈罗维奇问答：“不是将军，是教师，作家。”
“怪不得啊，我看见许多中学生和大学生。这么说，死者是个很好的伟大的教书先生喽。上帝保佑他天国平安。”列·尼·托尔斯泰以下述的著名的话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作出反应：“我似乎希望能把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感觉到的一切说出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从来没有与他有过直接的交往，等他去世了，我忽然明白了，他就是我所需要的人，就是我的最亲密、最亲爱的人。某种支撑物从我身边掉落了。我惊惶失措，后来开始明白，他对于我是多么宝贵，于是我哭了，现在还在哭。”（见1881年2月初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托尔斯泰》，第63卷，页43）
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做祭祷的圣灵教堂无法进去。坟墓旁边也是人山人海：墓碑上，树上，与老墓地相隔的石头围墙上——到处是来参加作家葬仪的人。格里戈罗维奇请大学生们清出通往墓地的路，让墓地附近的人腾出地方来。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办妥此事，把花圈和教会的旗旛排列在通道的两侧。祈祷和祭祷亡魂持续了很长时间。有几个人在教堂里作了演说。无数宗教界人士，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的唱歌班和修士们跟着来到墓地，我们已经无法挤到那里去了。演说我听不见，但是爬到树上之后，我看到了演说的人，弗·谢·索洛维约夫的圣徒般的身影，他那披在脑门上的鬈发，给我留下了印象。他说话时做着有力的表情，很有感染力。从墓地出来，街灯已经亮了。一群一群的人朝着我们迎面走来，他们是下班后来向作家吊唁的。文学界为追悼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举行葬后宴会一直持续到3月1日，那天的事件使得追悼作家的活动停止了。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格里涅维茨基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
题解：
伊万·伊万诺维奇·波波夫（1862—1942），著名的俄国民意党革命家。1882年毕业于彼得堡师范学院，同年成为“民意”核心小组成员。曾因洛巴金、雅库鲍维奇梅尔辛及其他人的案件而被捕，按行政程序被流放到外贝加尔区的恰克图。他在西伯利亚当过《东方评论》报和《西伯利亚文集》杂志的编辑。1906年起在莫斯科定居，积极参加首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活动：曾继勃留索夫之后当过文学家协会主席，《处女地》报的撰稿人，在莫斯科地志博物馆工作过。
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后，作为前政治苦役犯和流放移民协会的成员，波波夫在给民意党人树碑立传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写过传记性文章：《科瓦里克》（莫斯科，1926年），《洛巴金君》（莫斯科，1930年），《过去的和经历过的》（列宁格勒，1924年，1933年再版），以及其他等等。
现今的这个片断选自《过去的和经历过的》一书，是表明未来的民意党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的唯一的刊印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