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我没法儿不喜欢，”他说，“在议员的宴会上完全把火气发在他头上。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您如果听到他怎样抬高法国贬低俄国，您也会发火的！尤里耶夫对那天日间庆祝大会上发了言的路易·列日致了祝酒词。尤里耶夫在热烈演说之际，在评价路易·列日关于普希金的发言时，确实犯了夸大的毛病。尤里耶夫问道，“创造性的天才，不论他属于什么民族，在科学和文学领域内对于法国人民来说是珍贵的、神圣的。这难道不是法国人民高度文明的证据吗？”（尤里耶夫的演讲见《花环》文集，页53—55）法国人给了伟大的俄国诗人应有的东西，而我们对此感到惊奇，飞快地奔走相告，几乎把法国议员当成了日间的英雄。您知道吗，我在宴会上几乎扭转身子不睬他；我说，我不愿意跟他做朋友。”
“您一直在拉我的后襟。”尤里耶夫插嘴说。
“我想制止您，可是您没有在意。”
“我当时很恼火，宴会后气消了，走到他跟前去，与他和解了。他不知道他做的什么。”说到这里，两人拥抱，亲吻。
长沙发上有一份不知什么报纸。陀思妥耶夫斯基忽然抓起报纸看了一段莫斯科近郊的花园别墅的淫秽事件。究竟是什么事情，我不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可是气愤得浑身发抖。他很愤慨，他们不写这件事，不敲警钟，允许这样的戏在台上演出。
“连中学生也常常到那里去逛逛，过路的父亲带着女儿也会去的。他们的心灵会受到污染，也可能正好在那里落下了未来的邪恶的种子。最主要的是童贞会被玷污，被窃取。青年人，正在成长的孩子，是我们的整个希望所在。我们期望他们会比我们更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有罪的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他开始踱来踱去，全身也颤抖起来了，对社会的冷漠感到奇怪。
钟敲十一点。尤里耶夫站起身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用老年人的变化莫测的声音计算起他动身时要收拾什么东西。尤里耶夫提出要为他效劳，一切由他来收拾，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必费劲了。可是这一番代劳的好意被一个笑容所婉拒，那笑容仿佛在说：“从来没有任何人能替我收拾东西。我一向自己动手。我喜欢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里。我这个习惯还是在服苦役中养成的，那里每一件东西都要交代得清清楚楚，因为都是公家的。”我觉得我也该告辞了，可是我不愿意与尤里耶夫一起走，虽然我也站起身来。尤里耶夫拥抱陀思妥耶夫斯基，道了再见，提到幻想性的短篇小说。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精神为之一振。他像害热病似的，眼睛发亮，开始讲起普希金的《黑桃皇后》。他以细致的分析探讨了赫尔曼的整个心灵活动，他的一切苦恼与希望，最后，探讨了他那可怕的突然降临的失败，好像他本人就是那个赫尔曼。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始终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评价。在《少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主人公之口，评论普希金的赫尔曼，说他是“巨人，非凡的、十足的彼得堡的典型，——彼得堡时期的典型”。描写赫尔曼的半幻想性的荒唐的视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尤其强烈。玛·亚·波利万诺娃的《随记》的可靠性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尤·弗·阿巴兹的信中得到证实，这封信写于1880年6月15日，在《随记》中所述的洛斯库特旅馆的谈话之后六天。（《书信集》，第4卷，页178）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被尤里耶夫握着，可是他一直朝着我说话。我似乎觉得我置身在那个上流社会，站在我面前的是赫尔曼，神经质的热病使我发抖，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我开始亲自体验到赫尔曼的一切感受。他问我是否看过《黑桃皇后》。我说我十七岁时看过，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再看。
“您一回到家马上去看。您会看到，那是一本什么书。把您的感想写信告诉我。九月中旬之前我在旧鲁萨，以后将去彼得堡。我们跟普希金差得远了。我们是侏儒，我们是侏儒。”
尤里耶夫终于告别完毕，走了。接着，我也准备走了。
“请向列夫·伊万诺维奇致意，原谅我不去向他告别了。因为我知道他今天要睡到十一点钟，休息一下。我呢，经过昨天的庆祝活动之后，整夜没有入睡，心一直扑通扑通跳，不让我睡觉，呼吸也不通畅。您来看我，我非常、非常感谢您。”
他说这番话始终是那么亲切，诚恳。我对他说，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有机会不仅看见他，还听他说话，和他谈谈话，我早就在想望能有此机会了。
“上帝保佑您一切顺利。再见。”他说。我很幸福，走了，我坚信我会再看见他的。
我激动得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我记不得我怎样出来，怎样坐上马车，怎样顺便带尤里耶夫走，他站在便道上，要求我把他带到齐梁洛夫普拉东诺夫街。
题解：
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波利万诺娃是著名教育家和作家列夫·伊万诺维奇·波利万诺夫的妻子。1877年起列·伊·波利万诺夫是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的积极的成员，1879至1880年，是该协会临时书记和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委员会的主席。所有的筹备工作，其后的普希金纪念活动本身都是在他的直接领导、参与下进行的，《普希金陈列馆纪念册》是由他编辑出版的（莫斯科，1882年，第1版；1887年，第2版）。
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波利万诺娃，据她的儿子伊·列·波利万诺夫证实，她“协助丈夫列·伊·波利万诺夫直接参加许多繁忙的事务，——对她来说，这是伟大的事业，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是‘自己的’事业”。（《往日之声》，1923年，第3期，页34）
1880年5月底至6月初，玛·亚·波利万诺娃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见陀思妥耶夫斯基1880年5月30—31日自莫斯科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书信集》，第4卷，页160）用伊·列·波利万诺夫的话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是“她的精神需要上的主宰”。（《往日之声》，1923年，第3期，页34）在普希金纪念活动中短促的相识以及波利万诺娃所写的那次在洛斯库特旅馆房间里的见面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之间开始友好的通信。在书信往还之前，玛·亚·波利万诺娃还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不寻常的会面，瞒过了人们，但是他们的书信说明了这次会面。玛·亚·波利万诺娃在1880年7月22日的第一封信（保存在中央文艺档案馆）中，把她读普希金的《黑桃皇后》的感想告诉他，从她的访问陀氏随记中可以看出她是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坚决要求才读这篇东西的。除去这封信之外，在（苏联国家列宁图书馆）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档案中还保存着玛·亚·波利万诺娃的三封信。波利万诺娃在信中极其坦率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倾吐内心的痛苦的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复玛·亚·波利万诺娃的信有两封保存下来，一封是1880年8月16日，另一封是1880年10月18日。（《书信集》，第4卷，页193—194，205—206）
在《往日之声》上发表《随记》时附有伊·列·波利万诺夫的后记。“我母亲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波利万诺娃的这份拜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随记》是在事情的印象尚鲜明的时候写下的，所以不是回忆录，倒像是《日记》片断；这纯粹是为了自己而作的笔记，目的是详尽无遗地保存她所感受到的崇高印象。写下的文字甚至没有作表面的润色；这份两大张信纸的草稿没有任何标题。不管这份《随记》就来源和写作来说是个人性质的东西，甚至是不宜公开的，但是它的内容却可能有普遍意义，因为其中描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反映了在意义重大的纪念普希金活动日里的思潮，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论述普希金的感人的演说而注定要在那几天纪念日中占据首要地位。”（《往日之声》，1923年，第3期，页33）确实，《随记》没有经过加工润色，很像是朴实的、为自己而作的日记，然而它的可靠性也因此而更无可争辩。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看，它好像是亚·米·斯利维茨基的回忆录的续编。
回忆录选（1880年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纪念普希金大会上的演说）德·尼·柳比莫夫正好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在同一个大厅里，几乎就在圆柱后面的同一个地方，我体验到一种心情，这种心情我一辈子记得。那是1880年的6月8日，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在莫斯科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的大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给大会增添了光彩。从我听到和看到的所有演说和一般的公开发言中，没有什么东西像这鼓舞人心的演说那样给我以如此强烈的印象。
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是莫斯科高等政法学校低级班的一个学生，在大会开幕之前，很早就溜进会场，和替我补习功课的家庭教师——一个大学生一起站在圆柱之间。这个大学生住在我家，因为他经常是兴高采烈的，我们叫他“狂热者”。普希金的最重要诗作他读得滚瓜烂熟，经常朗诵，并以诗人自居。
宏伟宽敞的大厅，摆着无数排的椅子，构成罕见的场面：所有的座位上坐着盛装华服的听众；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大厅周围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宛如活动的花边，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占据了圆柱之间的空处，连宽阔的敞廊上也挤满了学生。凭分发的票子进场；文学界、科学界、艺术界的代表人物，所有在莫斯科的著名人士，所谓“整个莫斯科”，凭分发的特别请柬到大厅里面入座。
坐在第一排主要位子上的是普希金的家属。长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纳尔瓦骠骑兵团团长，刚被任命为皇帝侍从武官，白胡子，穿军服，戴眼镜；次子格里高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在司法部门供职，显得比较年轻，身穿燕尾服；两个女儿，一个长期住在莫斯科，是加尔东将军的遗孀，另一个是梅伦堡伯爵夫人——皇族吉辛纳沙乌斯基公爵与非皇族结亲的夫人，是个绝色美人，像她的母亲。
和普希金家属并排坐的是莫斯科总督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陀尔戈鲁科夫公爵，仿佛是古老宗法制莫斯科整个时代的代表，他治理莫斯科二十五年以上。坐在他旁边的是不久前刚接替德·亚·托尔斯泰伯爵的国民教育部部长职务的御前大臣阿·阿·沙布罗夫，他“奉最高当局命令”作为政府的代表来参加纪念活动，给庆祝活动增加特殊的意义，是大厅中唯一穿文官礼服的，佩两颗星形勋章，背心上佩绶带，个子又高又瘦，干瘪的脸剃得光光的，戴着浆洗得很挺括的硬领，在莫斯科的经商贵族、学者、文学界人士和贵族中间，他好像是官僚的彼得堡的化身和贵族一起坐的是莫斯科的有名望的商人特列佳科夫兄弟：市长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美术馆的兄弟”和“美术馆自己”，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莫斯科是这样称呼著名的莫斯科美术馆的创建人的；这里还坐着一些规模极大的纺织厂的厂主在旁边并排坐着的一群人引起大家对他们的注意。这是当时俄罗斯乐坛尊之为神的人物。鲁宾斯坦两兄弟：安东是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创建人和院长，尼古拉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创建人和院长。彼·伊·柴科夫斯基也坐在这里，他当时居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克林，不久前他刚在莫斯科上演过他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两天之前，在议会的晚宴上，他指挥他那部已获得巨大成功的《新交响乐》。记错了：1880年6月6日“议会的宴会”之后，在贵族会议大厅里举行的音乐文学晚会上，演出的不是柴科夫斯基的《新交响乐》，而是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达吉雅娜写信那一场。尼·格·鲁宾斯坦主持晚会的音乐部分。柴科夫斯基没有出席晚会，因为他当时在卡明克。和他并排坐的是彼得堡著名大提琴家卡·尤·达维多夫，当时待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消夏。他演奏的抒情曲在莫斯科获得巨大成功，我记得他也是在这个大厅里异乎寻常地演奏过格林卡的《怀疑》，那次非凡的演出使整个莫斯科为之着迷。
当时在莫斯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律师界，以亚·弗·洛赫维茨基亚·弗·洛赫维茨基从1866年起和阿·普·契贝谢夫教授编辑《司法导报》，1869年在该报（第4、14、83期）上发表他的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而写的文章《刑事长篇小说》。和费·尼·普列万科为首，几乎全体出席了。
舞台设在大厅的尽头，和整个大厅一样宽，那里有几道门通往叶卡捷琳娜圆厅，圆厅里兀立着一座叶卡捷琳娜女皇的青铜像。舞台上铺着绿呢，摆着一张和舞台一样宽的大桌子；右边设置讲台；讲台后面是石膏制的普希金纪念像，装饰着月桂花冠和鲜花。桌子周围摆着无数把椅子，上面坐的是协会的成员，全都穿燕尾服，系白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