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穷人和没有自卫能力的人的同情，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上大概很早就产生了，至少是在童年时代，他生活在莫斯科的父亲的家里时就有了。他父亲当时在彼得与保罗教堂附设的贫民医院里做医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天可以在父亲的窗口前看到许多穷人、乞丐和衣衫褴褛的贫民，聚集在医院的院子里、楼梯上，或坐或躺，等候施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工程学校里也保持着对人的同情心。作为该校学生（学员），夏天，学员连步行到彼得果夫营地去，在老基肯卡村宿夜，他势必会看到另一种穷人——近郊农村的农民。这里呈现出一片赤贫景象，穷困到了惊人的地步，缺乏谋生的手艺，土地贫瘠，失业。主要原因全在于附近有奥尔洛夫伯爵的富裕的庄园，伯爵需要的或他的管事需要的一切东西，都由他们自己人就地制作。惊人的贫穷，破烂的小屋，大群的孩子，缺吃少喝，更增加了年轻人对老基肯卡村农民的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别烈谢茨基以及许多其他同学攒钱，凑在一起，分给最穷苦的农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青年时代目睹的穷困现象是一种底布，高明的艺术家日后在这块底布上创作了他的《穷人》，这是丝毫不难理解的。青年学员们对获得战功的人怀有崇敬的心情，看到获得圣乔治勋章的人，崇拜战功的情绪更形强烈。这些得勋章的人为学员而工作，每天待在他们身边。11月26日，圣乔治勋章获得者谢尔科夫奉皇上之命，与学员们共进午餐，这一情况尤为显著。他讲的一八二八年战争的故事特别有趣。当时谢尔科夫以工兵的职务参加向白拉依洛伏与舒姆拉的进攻，挂彩之后还把一名受了重伤而躺在要塞壕里的军官背了出来。
根据职务，我每天到工程学校的学员连去，因为我比那些在学的青年稍长几岁，故而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他们常常坦率地把片刻间的感想、他们的欢乐和痛苦告诉我。我有时不得不制止那些调皮捣蛋的事情，或者亲自出马，或者在年纪大的学员的协助下，把他们所策划的调皮捣蛋活动（即所谓拒绝回答所布置的功课，把它挡回去等等）加以制止。我值班时比较有趣的是格里戈罗维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和我聊天。他们两人都是极有修养的青年，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造诣很深；这两个青年，每人都以其独特的个性引起我的强烈兴趣。很难说他们的谈论谁比谁更出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谈吐中显出一种平心静气的、深思熟虑的气度；格里戈罗维奇则相反，说话有一种快乐生动的格调。他们两人都是搞文学的时间多，钻研学科的时间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图鲁诺夫与普拉克辛讲授的历史课和语文课[比较］感兴趣，对杰尔斯切潘诺夫与车尔涅夫斯基的微积分课则不大感兴趣。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还担任过石印的校报《雷维尔胡瓜鱼》的编辑。格里戈罗维奇从踏进工程学校的头一天起就不喜欢数学，用他的话说是“consideration calcul”法语：计算。，而且害怕数学教师；他感兴趣的是维克多·雨果、斯达尔夫人、薄伽丘、杜德万即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杜德万（Dudevant）系其丈夫的姓。等人的作品。格里戈罗维奇精通法文，有语言天才，博闻强识，常常口头引用翻译的拜伦及其他人的诗歌。
工程学校里的日常生活按规定的制度进行：课堂作业一天两堂，上午从八时到十二时，下午从三时到六时。晚上七时到八时学员们复习功课，八时至九时，或体操，击剑，或跳舞。这些相对比较灵活的课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是参加的，但某些课程却不见他的影踪。当学员们，他的同学们坐在小桌旁准备第二天的功课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跟一个同学（别烈谢茨基或格里戈罗维奇）在大休息厅里踱步，或者和值班军官闲谈。有时可以看到他待在某个同学处，给那个同学解释某个公式或投影几何的某个图形，像西特洛夫斯基西特洛夫斯基*十分迟钝，与记性好的同学截然不同。他在两个学校毕业，当了国家的大官（省长，内务部部长助理），可是由于自己的举止行为，被人称作脑袋瓜里装满馅子的人（谢德林），或者简单点，叫作鼓手。——亚·伊·萨维里耶夫注*这里是指米哈伊尔·罗曼诺维奇·西特洛夫斯基（1828—1880），后来做到议员，陆军中将。确实，他除了工程学校之外，还毕业于帝国陆军学院。他做过图拉省省长（从1859年起），出版总署主任（1870—1871），内务部部长助理（1871—1874）。等人对这种图真所谓一窍不通。更多的是看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替同学做作文。吹夜间休息号之前，所有学员，包括仆役在内，常常聚集在大休息厅里，听老文书依古姆诺夫讲故事。
这个老文书是学员连的文书，长期置身行伍，在团里服务。为人非常正直，善良，很得学员们的爱戴，酷爱文学，记忆力极好。他对青年们有巨大的精神影响。他讲的俄国古代历史故事十分引人入胜，尤其是关于英热涅尔城堡，二十年代“神人教派”“神人教派”，或称“基督派”，是俄国第一个神秘教派，出现在十七世纪后半期，有各种不同的支派，整个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的前三十年间存在。在该城堡中所过的生活，他们的稀奇古怪的宗教仪式（跳舞、旋转及唱歌），关于城堡看守人勃雷兹加洛夫勃雷兹加洛夫四十年代还活着。——亚·伊·萨维里耶夫注的故事，这个人身穿大红背心，缀着金色大纽扣，头上戴敷粉的假发和三角帽。冬天的夜晚，依古姆诺夫往往应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邀请，来到大休息厅，站在中央。所有的学员立即挤满了大休息厅，搬来长椅和凳子，寂静下来。依古姆诺夫记忆力甚好，完整地背诵茹科夫斯基的一首一首叙事诗，普希金的诗歌，果戈理的中篇小说等等。在场的人听了依古姆诺夫的背诵，欣喜异常，不仅鼓掌，每次还凑一大笔钱给他作为酬谢。
不应忘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待在工程学校期间，校内外的事件和他周围的人对他的精神上是有影响的。他的内心蕴藏着高尚的正直的感情，向我详尽倾诉了他对某些长官的深刻的不满。这些长官掠夺当时长期服役的士兵，激起他们的愤懑，比如巴土林将军，特利沙特纳伊将军（后被降为士兵），达基扬公爵，他是在高加索率领过部队的罗静男爵的女婿。达基扬公爵后来被降为普通士兵，关在鲍勃鲁伊斯克要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俄国人普氏兄弟的恶劣行径感到愤慨。普氏兄弟之一是北美公司的经理，将阿留申群岛卖给了美国。另一兄弟侵吞残废军人的经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知道一批名单，这些人都是军界与官场上的头目，他们不是根据功绩得奖，而是凭家庭出身以及与军界有势力人物的关系。他知道工程学校某年级前任学监的恶劣行径：学生的家长给他送过钱或送过礼的，他就给那些学生行方便，作安排。除了我所提到的和不曾说过的情况之外，工程学校的一个教师托尔先生（著名的百科全书式人物）费里克斯·古斯塔伏维奇·托尔（1823—1867），傅立叶学说的拥护者。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上讲授宗教史。他和其他最积极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一起被判处死刑，后经批准流放到西伯利亚柯列夫厂服苦役。1855年准许他住在鄂木斯克，他在那里与巴枯宁过从甚密，巴枯宁对他作了这样的性格描绘：“头脑清醒，金子一般的心，纯洁，高尚，和自私自利、虚荣完全格格不入。好冲动的骑士性格”（《巴枯宁给赫尔岑与奥加辽夫的信》，圣彼得堡，1906年，页155—161）托尔是个出色的教师、批评家，也写过文艺作品。最有价值的是他的《常用辞典》，连附录三大卷的著作（1863—1866）。
对学生中一切情况了解得都比我清楚。后来，他被辞退以后，学员们公开议论他的许多有趣的事情。他是三年级学员班的俄语教师，文学教师。他讲课时连高年级的学员也设法挤进去听课。谈到他时，无论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是其他学生，都讲不出他的哲学是什么体系，他跟随的是哪一个社会主义学者。只要知道他向青年们讲些什么东西就够了，他讲的东西他们既未听说过，也未看过，比如讲现今的真正的宗教，佛教和道教，共产主义和平均主义等等。他讲课时，学员在教室里爱坐哪儿就坐哪儿，所有的纽扣和风纪扣可以不扣，最主要的是可以抽烟。为了防备值班军官突然闯进三年级的教室里来，学员或者托尔教师本人不时在锁孔里张望。
现在很难说这种讲课对听讲的年轻人，其中包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很可能是军事法庭的旧制度以及惩治严厉的旧规章激怒了当时的年轻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担任军职没有好感，尽管学校当局（有一位阿·契·费列）对他十分器重，准备让他当“传令官”。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担任传令官，去见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爵，走到他身边，做他的警卫，费奥多尔胆怯了，本来应当高声说：“向大公爵殿下”，结果他说成“向大人阁下”，弄得长官和传令官本人都尴尬得够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喀琅施塔特担任工程技术军官的时候，公务中的许多事情以及家里的迫害和法庭的惩处使他愤慨。他不能眼看着农奴囚犯戴着脚镣手铐在他的管区里劳动，也不能看着在喀琅施塔特担任警卫的部队中进行的惩罚而无动于衷。这些情况破坏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技术工作的好感。他作的图（建筑物的平面图和立体图，哨所及其平台图等等）往往不准确，比例不对，受到申斥或讽刺性的评语退回工程队还给作者。凡此种种使年轻的工程师惴惴不安，无论我与同学们怎样安慰他，要他忍受失败的考验，他对担任军职已经心冷了。这时再加上使他苦恼的疾病，把他彻底压垮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退学了。
题解：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萨维里耶夫（1816—1907），据马克西莫夫斯基的《工程总校史抄》一书称，1869年，即该书出版那年，他“是尼古拉耶夫工程学校士官生连上校连长。1837年开始服役时在校任连级军官，1857年继斯卡隆上校之后被任命为连长，故而在校任职达三十有二年”。1884年晋升为中将。
萨维里耶夫是《军事百科辞典》的撰稿人，著有《俄国工程学史料》（《工程学论丛》，1853年），《军事工程学新旧技术语汇汇编》（1869），《俄国工程管理史大纲》（第一部，1879；第二部，1887）等书，还写过许多历史与考古学方面的文章，发表在《古俄罗斯与新俄罗斯》、《俄国旧事》及《历史通报》上（见《历史通报》，1884年，第3期，页691—692）。几篇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以及其他工程学校学生的文章也出自他的手笔。（见《传记》，第一种页码，页35—38；《俄国旧事》，1900年，第8期；《新时代》，1896年，第7150号）
本文根据《俄国旧事》1918年第1—2期刊印。
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康·亚·特鲁托夫斯基1839年我进入工程总校（即如今的尼古拉耶夫工程学校）的第四班（初级班），当时我十三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时在二班。我们低年级学生和高年级学生（当时称为“学员”）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入学的头一年对新生来说是毫无权利的一年，要受高年级学生的摆布。学校里存在着这样的风气：所有的高年级学生有全权对新生下命令，而新生则必须绝对地执行他们的命令。对他们的命令稍有违抗或表现出独立不羁，立即就会遭到他们极其残酷的惩罚。谢天谢地，这种野蛮的风气如今已经不存在了。
我本人则是以一种特殊情况处于受摆布的境地：由于我绘画比别人好，我常常应高年级学生的要求，大多数是遵照他们的命令，不得不替他们画图。或者画建筑设计图上的装饰，作建筑设计图，或者干脆画普通的画。“军官班”（如今的学院班工程总校是一所中等专科学校，“学员”相当于技术员水平。后来开设“学院班”，大致相当于大专水平，培养技术军官，故而又称“军官班”。）的军官们有时竟将建筑设计图拿来交给我画，我只得给图中的建筑物添上柱头及装饰。
有一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请我替他做同一类的作业，我按他的要求做了之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的才能产生了兴趣，他成了我的保护人，以对付高年级学生中那些粗暴的统治者。
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瘦，脸色苍白泛青，浅色头发，稀稀朗朗，眼睛凹陷，然而目光深邃，炯炯有神。
整个学校里，没有一个学生像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跟军人的姿式不相称的。他的举止有点儿笨拙，而且还抖抖嗦嗦。制服穿在他身上挺别扭，临时不得不披挂在身上的背囊、圆筒军帽和枪，于他无异是一种铁锁链，他简直不堪其苦。
在思想气质方面，他也与那些多少有点轻率的同学们迥然不同。他总是独自凝神思索，空闲时常常在旁边的某个地方沉思地踱步，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