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后，初步拟定铁道兵“减人、改体制、不吃军费”。即，拟定员额十四万人，不超编；指挥体制改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人员编制不计入军事实力；部队经费由国家铁路建设工程费拨付，不占用国防费。铁道兵党委在讨论这一方案时，绝大多数同志对工程技术业务受铁道部指导，工程计划、机械设备、材料供应、财务管理由铁道部统一归口管理等问题，提出不同意见。1976年初“四人帮”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落实受到严重干扰，致使铁道兵调整改革方案没有确定。部队的精简仅仅是在1976年1月将铁道兵12师和15师转隶基建工程兵建制。铁道兵减少两个师，基建工程兵增加两个师，全军总量未减少。
第二次，1978年10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铁道兵仍属军队建制，但不占用军费。铁道兵的军需费用实行计划单列，由国家铁路建设工程费核销。从第二年起铁道兵所需经费由国家计划内铁路建设工程费拨付，不足时“找米下锅”，参与计划外铁路建设“挣钱”。仍然不足时，由军费“差额拨款”。担负作战任务时，所需经费从国家补充军队的“作战费”中列支。到1981年，铁道兵实现经费全部自给并略有节余，“自负盈亏”的目标基本实现。此后，全军军费不再包括铁道兵开支。铁道兵这种“管人（算军事实力）、不管事、不管钱”的军民结合体制模式只对1975年方案进行了个别调整，还是存在许多不足和无奈。部队的精简是在1979年撤销了铁道兵第13师。
第三次，1980年8月后，全军进行新一轮精简整编。铁道兵实施了“减庙减和尚”的方案，压缩编制、减少员额、精简机关。到1981年上半年，撤销三个军级规格的“方向指挥部”（即第一、二、三铁路建设工程指挥部），撤销铁道兵6师和14师，十个建制师由五团制改为四团制（撤销九个建制团，一个团转隶铁道兵司令部直属）。
第四次，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新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对军队精简工作提出新的要求。10月30日，杨尚昆在驻京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军队精简的指示，要求各大单位认真组织讨论，统一思想认识，拟出各大单位的精简计划。铁道兵在组织讨论中一致认为，根据铁道兵战时和平时担负的任务，这个兵种应予以保留，不宜撤销。但是要减人，队伍要精干，编制要合理；同时，也提出了铁道兵与铁道工程局合并的方案。建议合并的队伍仍称铁道兵，属军队序列，不占军队编制，按“不计军队员额的编外单位”对待。不吃军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是，牵涉到一系列具体问题如何解决和协调，双方怎么合并，是一方工改兵，还是另一方兵改工，未能拿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最后暂时搁置。
第五次，1982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继续对军队编制体制进行调整改革。根据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技能的精简整编原则，决定撤销铁道兵建制。4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通知：“决定撤销铁道兵建制，把铁道兵并入铁道部。”9月15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确定将铁道兵改归地方建制，并入铁道部。为铁道兵寿终正寝定出了最后时间表。
三十五岁是人生的而立之年，血气方刚，神智丰满，可成就事业的辉煌，可凝结人生的菁华；三十五年是铁道兵成熟的花季，指战员充满志在四方的豪情壮志、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愚公移山的英雄气概，可以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而高原铁道兵还期待着把铁路修过唐古拉山、修到拉萨，跨过喜马拉雅山，修到尼泊尔；期待着把铁路修过天山、修过阿拉山口，连通欧亚大陆桥；期待着铁道兵更加辉煌的明天，然而，埋头苦干、流血流汗、无私奉献的赤诚铁军官兵已经被推上了末班车。
可以有想法，撤编没余地！
6.“末班车”上
我所理解的“末班车”既有时间的概念、时限的要求，也有品质的元素、层次的因素。甘心情愿乘坐“末班车”的人多数是一种机缘的巧合或时限的无奈。而铁道兵官兵乘坐的“末班车”是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发展中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被编排上车，就这班车的运行使命而言并非最后一趟，而佩戴着这个机车标牌序号、享受这种支撑系统运行的则是最后一个区间。
第一次传达铁道兵撤编并部的决定是在1982年5月25日至6月2日的铁道兵党委扩大会议上。师政委徐志超、师长姜培敏参加了会议。铁道兵党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制定措施，细化方案，及早做好善后工作，确保部队稳定。6月下旬师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全师营以上干部参加，徐志超政委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以后，不少同志当即伤心落泪。中央军委的《决定》精神在全体指战员中公开，撤编并部（并入铁道部）工作进入倒计时。
部队撤编并部工作是在集中精力抓好青藏线移交、积极上好罕（井）东（坡）线的情况下进行的。部队施工、移防和稳定的任务更加繁重。而就在这特殊时期，我们团又出现了非常特殊的情况：姜世禄团长1981年9月初调离，空了半年没有任命新的团长。1982年3月初冯国兴团长上任，9月中旬就调到师里任副参谋长。接着是丁明德副团长转正，可是第二年的4月份就提拔到师里当了副师长。团里行政长官像走马灯一样，部队的施工、移防、撤编、稳定任务又是那样地容不得丝毫马虎。
我的老乡邵青海，时任团司令部总工程师。人瘦得像没吃过饱饭似的，烟瘾大得好像从来没有吸够一样，人黑得与藏族同胞在一起不分伯仲。那是十几年来常年跑工地，风刮日头晒给他留下的健康印记。有天晚上快熄灯时他来到我的住室，看他满脸的忧愁，我也不知说啥是好。他是技术干部，我是干政工的，虽是老乡却很少在一起闲聊。吸几口烟后他说：哈格段年底移交，很多细活关键活需要认真组织落实，可眼下正赶上部队撤编，军心不稳，人心惶惶，真是担心技术上出事。我不懂技术，不好应答，只能劝他多给团长政委报告，发挥好各营连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作用。最后他不无担心地说：
“从学校出来抓十几年技术，干了几条铁路，每一条交的都是优良优质工程。青藏线是铁道兵的最后一项成果，环境条件特殊，又遇上特殊时期，如果不能按时移交或交一条技术质量不达标的铁路就无法向领导交代，我这个总工程师也就丢人啦！”知识分子最讲面子，他把质量技术上的失误看成一种耻辱。他的心态代表了当时青藏铁路工程技术人员的共同愿望——交一条让党和人民满意的铁路。
1982年12月份，邵青海升任技术副团长，他的失眠症更加严重。当时我们几个老乡跟他开玩笑：你一直提拔不起来可能与你太认真、胆子小有关。
部队移防陕西渭南之前，邵青海当上了47团最后一任团长。由于青藏铁路尚未最后交接，他表示留下来继续抓线路整道维护。由于是大部队调离，按师党委要求他必须随队移防。临走的前两天，他带领司令部队管施工的领导和拟定留守的技术人员，又从47团负责的天棚车站向西沿线路走了一遍。几个关键部位他下车徒步查验。到关角隧道后已是11点。他带队从进口一直走到出口，直走到下午1点多。沿铁路线走路是跳轨枕，一步一根轨枕，既要目不转睛地看好每一步，还要承受脚踩水泥轨枕的肢体震动。四公里的隧道让几个人走得头昏脑涨，两腿发硬。他好像是完成了自己揪心的大事一样，微笑着向随行人员表示歉意：“让你们辛苦啦！不过有了这一趟辛苦，我就可以放心地离开高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