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孝文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
颍阴侯骑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曰：“……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节用爱民，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上嘉纳其言。
上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
……
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上感谊言，春，正月，丁亥，诏开藉田，上亲耕以率天下之民。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诏先立赵幽王少子辟疆为河间王，硃虚侯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然后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揖为梁王。
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九月，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先说几句题外话，《资治通鉴》读到此处，有一变。何变？由此往前，从三家分晋到刘汉甫立，动乱之季也，如功夫片，打得热闹，说起来也逸兴湍飞。至此而后，天下大一统，治于一也，虽有内斗，亦文斗矣，打开《资治通鉴》，动辄连篇累牍，概前贤之宏论也，这就像政论片，虽然不乏精彩，但终究沉闷，是为变也。锐圆也只能以己之昏昏胡说八道了。
“啪！”（惊堂木的拟音效果）咱们接着说那稀缺如大熊猫的文景之治。
天下既定，知识分子就不安分起来了。
从司马光精心挑选的奏章里面，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政治社会形态。
文臣们的奏章谏议归纳一下，透出了文帝时代的很多信息。
一、文帝确有许多善政，如节用爱民，平狱缓刑，这是对秦帝国彻底的拨乱反正。还有就是鼓励言论自由，当然是在体制内的自由，何况那时也没有媒体。文帝二年，再除妖言令，吕后时，已经废除过一次，不知为什么，到了文帝，还要再来一次。可见好的政策需要三令五申才能落实。
挟书令、妖言令是秦苛法，读书说话都有罪，把老百姓当成驴子和猪猡，干活的时候是驴，不干活的时候是猪，要知道，人追求自由是天性，即使把人当猪来对待，想尽一切办法让人异化成猪，但也会出现特立独行的猪。
二、文帝继续刘邦、吕后的一贯政策，发展经济，鼓励农桑。
贾谊一不小心暴露了大汉帝国建国四十年的“伟大成就”：“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
《汉书·食货志》里这样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予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
刘邦允许老百姓卖儿卖女，都被当成善举载入史册，民穷如此，国家也够戗，天子的专车配不齐一色的四匹马，萧何、张良之属，上朝得坐牛车，舒适度肯定连“麻木”（一种三轮摩托）都比不上。
轻税负是最最可以称道的仁政。刘邦时期，十五税一，到了文帝二年，税率再减半，那就是三十税一，3.33%的税率。
最近，年收入过十二万报税是个热闹话题，《南方都市报》刊登一篇评论《无代表不纳税》，说是没有议员的选举权，就可以不纳税，因为税款是用来让政府提供公共福利的，没有监督的权利就没有纳税的义务。还有一篇文章《纳税人为何无权决定公务员的福利》，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无代表不纳税，是英国光荣革命时期确立的一条基本国策，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基本国策，不是咱的。《南方都市报》的评论都是拿洋人的规矩说事，那是公民社会的事，这个咱不能接受他们的蛊惑。
咱们讲述的是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三十税一，即使没有什么权利，全部是义务，义务这么少，老百姓也是千年一遇。
文帝二年，分封诸子及诛吕党有功的刘章、刘兴居为王。诸王中，应该是赵王、梁王最肥，本来是要把这两个地方封给齐王的儿子硃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哥俩儿，“始大臣诛吕氏时，硃虚侯功尤大，许尽以赵地王硃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孝文帝立，闻硃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文帝大算盘打得好，小算盘也打得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