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非洲的船上，吃饭时，我的一边坐着一个要去刚果的比利时人，另一边是一个去过墨西哥十一次、专打一种特别的山地野绵羊的英国人，这个人此行要去打小羚羊。由于和两边同时对话，我的语言都混乱了，我打算问比利时人他这一生的游历多不多时，问成了：你这一生工作努力吗？他倒没觉得被冒犯，但抽出牙签后，他严肃地回答道：夫人，非常努力。从此之后，他和我谈话的主题就变成了历数他这一生的辛劳。他讨论的每件事都回到同一个表述：我们的使命，我们在刚果的伟大使命。
一晚我们准备玩牌的时候，英国旅行者跟我们讲墨西哥的轶事。一个住在深山偏僻农场上的西班牙老太太在听说有陌生人到来后，派人来叫他过去，命令他告诉她外面世界的新闻。“好吧，夫人，人类现在能飞了。”他对她说。
“是啊，我听说了，”她说，“因为这件事我和神父起了很多争执。现在，这位先生，你终于可以让真相大白了。人类飞的时候，到底是把脚收到身下，像麻雀那样，还是把脚伸直到身后，像鹳鸟那样？”
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也对墨西哥土著的无知和那里的学校发表了见解。比利时人在发牌，发到手上只剩最后一张牌的时候停下了，他尖锐地看着英国人，说：“我们必须教会黑人做人要诚实，工作要本分，没有其他。”他“砰”的一声把牌甩在桌上，果断地又重复一遍：“没有其他。没有。没有。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