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打响时，我丈夫和农场上的两名瑞典助手自愿去了德国人的边界，加入德拉米尔爵士在那里组织的一个临时情报部门。于是我独自一人留在农场。很快我就听到传言，说这个国家要给白人女性设立集中营，理由是她们面临着土著的威胁。我那时十分害怕，心想：谁知道战争要持续多久？如果要我去这个国家的妇女集中营里待上几个月，我会死的。几天后，我有个机会跟着我们一个邻居—一个年轻的瑞典农夫—去了基贾贝，这是铁路沿线上比较靠北的一个车站，我在那里负责一个营地，所有边界的通讯员都把消息带来这里，然后消息从这里被编成电报再发去内罗毕的指挥部。
我在基贾贝的帐篷就设在车站附近，搭在火车引擎需要的柴火堆燃料之间，通讯员不分日夜地随时可能进来。大多数时间，我和一个果阿的火车站长一起工作。他是个矮小、温和的人，对知识有着燃烧的渴望，不为身边的战事所影响。他问我很多关于我的祖国的问题，还让我教他一点丹麦语，他觉得未来有一天会用得上。他有个十岁的小儿子，名叫维克多。一天我走路去火车站，透过游廊的栅格，我听到他一直在教维克多语法：“维克多，什么是代词？—到底什么是代词，维克多？—你不知道？—我跟你讲过五百遍了！”
边界的人一直需要人给他们运送补给和弹药。我丈夫写信来，指挥我装满四辆牛车的补给弹药，尽快给他们送过去。但他写道，我必须让一个白人负责这件事，才能让队伍出发，因为德国人神出鬼没，马赛人又是一想起战争就高度兴奋，并且在整个保留地里四处活动。在那些日子里，德国人被认为无所不在，我们在基贾贝的大铁路桥旁安插了哨兵，以防他们把它炸掉。
我安排好了一个名叫克拉普罗特的年轻南非人去跟着牛车，但车都装好了，就在出发远征的前一天晚上，他被当成德国人逮捕了。他不是德国人，也有证据，后来很快就被释放了，还改了名字。当时，我把他的被捕看作上帝的旨意，因为除了我，没有别的白人可以带领牛车穿越乡野了。一大早，古老的星宿还挂在空中，我们出发走下漫无尽头的基贾贝山，脚下横亘的是马赛保留地的广阔平原，在黎明的微光中闪着铁灰色。灯绑在牛车下面，晃里晃荡，喊叫声和抽鞭声络绎不绝。我有四辆牛车，每辆配有一整队共十六头公牛，还有五头备用公牛，带了二十个基库尤年轻人和三个索马里人：法拉、扛枪手伊斯梅尔，还有一个老厨师也叫伊斯梅尔—一个很有威严的老人。我的狗“黄昏”走在我身边。
遗憾的是警察在逮捕克拉普罗特的同时，也逮走了他的骡子。我找遍整个基贾贝都没法找回它，于是开头几天，我不得不跟着牛车走在灰尘里。后来我在保留地遇到一个人，从他那里买下一头骡子和一副骡鞍，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给法拉也买了一头骡子。
我出门在外三个月。我们最终抵达目的地后，马上又出发去搜集一支美国游猎队伍落下的备用物资，他们本在边界处宿营，听到战争的消息后匆忙逃离。从那里，我们的牛车又去了新的地方。我开始渐渐摸清马赛保留地的浅滩和水源地，也能说一点马赛语了。哪里的路都糟得要命，灰土深陷，还有比牛车还高的巨石挡路。后来我们穿越的主要是平原。非洲高地的空气像酒一样涌进我的脑袋，我一直都为之微醺，那几个月的喜悦难以名状。我以前也去过游猎，但直到那时，我才开始和非洲人独处。
索马里人和我都觉得对政府的财产担有责任，我们一直惶恐狮子会把牛拖走。狮子跟在路上，尾随物资运输大队的绵羊和补给品，现在它们一路跟着队伍走到了边界。清晨我们继续上路，沿途一直能看到尘土地上印在牛车车辙里新鲜的狮子脚印。夜里公牛卸下车轭后，我们一直担心它们受到营地附近狮子的惊吓，那样的话，它们会惊慌逃向四面八方的荒野，我们就再找不到它们了。所以我们用刺荆棘搭起高篱笆圈，把卸轭的地方和露营地围起来，然后端着来复枪，坐在篝火旁。
在这里，法拉和伊斯梅尔，还有老伊斯梅尔，都觉得与文明保持了一段安全距离，所以他们的舌头也放松下来，不再守口如瓶，会讲些索马里兰的怪事，或是《古兰经》和《一千零一夜》里的传说。法拉和伊斯梅尔都出过海，因为索马里是个航海国家，我相信，昔日的索马里人都是红海上了不起的海盗。他们向我解释，地球上的每种生物在海底都有对应的复制品：海底也有马、狮子、女人和长颈鹿，不时被水手们目击。他们还讲了马的传说，那些住在索马里兰河底的马会在月圆之夜走上草地，和那里吃草的索马里母马交配，然后繁殖出异常美丽和敏捷的马驹。我们坐着的时候，夜间的穹顶在我们头顶移动，新的星宿从东方升起。寒气里的炊烟带着火花，新鲜的柴火闻起来发酸。公牛不时地突然被惊动，一起踢踏挤拥，在空气里嗅探，于是老伊斯梅尔就爬上一辆装货的牛车顶，在那里晃动他的灯光，来察看并吓跑可能在篱笆外流连的什么动物。
我们有好几次和狮子周旋的大冒险，“当心思阿瓦那个地方。”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往北去的本地运输领队，他说，“别在那里扎营。思阿瓦有两百头狮子。”于是我们拼命想赶在入夜前通过思阿瓦，但旅行时向来“欲速则不达”，快日落时，最后一辆牛车的一个轮子卡在一块巨石里了，没法再继续走。我拿着灯为其他抬车的人照明时，一头狮子从离我不到三码处拖走了我们的一头备用公牛。当时我的来复枪在行军队伍里，我们只能大喊大叫并把皮鞭甩得劈啪作响来恐吓狮子，那头被狮子扑倒的公牛本来已经跑走了，后来又回到了我们身边，但它伤得过重，几天后还是死了。
很多怪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另一次，一头公牛喝光了我们全部的煤油储备，当场死在我们眼前，我们也被害得完全没法照明，直到后来在保留地里找到一间被印度店主遗弃的小店。奇怪的是，一些货品几乎还是全新的。
有一个星期，我们在马赛武士的大营地旁安营扎寨，涂了战斗彩绘的年轻武士带着长矛和长形盾牌，头戴狮皮头饰，夜以继日地围着我的帐篷打听战争和德国人的消息。远征队伍的成员都喜欢这片营地，因为他们可以直接从马赛人的牛群那里买牛奶。牛群跟着马赛人艰苦跋涉，由马赛“拉伊欧尼”阶级的年幼男孩放牧，他们还不到晋升武士的年龄。活泼又漂亮的马赛少女兵来我的帐篷拜访我。她们一直向我借手镜，为彼此举着镜子时，她们对着镜子露出两排闪亮的牙齿，就像愤怒的食肉小兽。
任何关于敌人举动的消息都要经过德拉米尔爵士的营地，但德拉米尔爵士在整个保留地四处转移，行军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没人知道去哪里找他的营地。我跟情报工作没有关系，但好奇那里面的人和整套系统是怎么运作的。一次，我无意中走到了德拉米尔爵士营地几英里以外的地方，我和法拉骑马过去和他一起喝茶。尽管第二天他就要拆掉营地了，但那块地方热闹得就像一座城市，挤满了马赛人。德拉米尔爵士一向对他们很友好，而且在他的营地里，他们被款待得十分周到，以至于那里都变成寓言里的狮子老窝了：只见人进，不见人出。一个被派来给德拉米尔爵士营地送信的马赛跑腿人，再也不会带着音信回去。德拉米尔爵士在喧嚣的中心，矮小，却一如既往的彬彬有礼，他白发垂肩，看起来在这里悠然自得。他告诉我关于战争的一切，还给我加了烟熏灰烬的马赛式奶茶喝。
我的同伴们极大地容忍了我对公牛、挽具和远征的无知，他们甚至像我本人一样，热衷于掩饰我的无知。由于我缺乏经验，对他们—不管是对人还是对公牛—都提出了不可理喻的要求，但整个远征过程中，他们对我尽心尽力，从不嘟囔抱怨。为了我，他们从平原以外老远的地方运来洗澡水；我们正午卸轭，他们就用长矛和毯子搭出遮阳篷让我在下面休息。他们有点害怕疯狂的马赛人，而且一想到德国人就很不安，当时到处都流传着关于德国人的古怪谣言。我相信，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我对远征队来说是个守护天使，或是吉祥物。
战争爆发前的六个月，我才刚刚来到非洲，当时和莱托·沃贝克将军坐同一条船，他现在是德军在东非的最高统帅。我那时不知道他会成为英雄，我们在旅途上成为了朋友。他下船后要继续行程去坦噶尼喀，而我要去北方，我们在蒙巴萨一起用餐告别。他送给我一张他穿着制服骑在马背上的照片，在上面写下：
地球上的天堂
就在马背上，
而肉体上的健康
就在女人的胸怀里。
法拉到亚丁来接我，他见过将军，也意识到他是我的朋友。远征途中，法拉一直随身带着那张照片，把它和远征队的钱和钥匙放在一起，如果我们被俘虏了，他就给德国士兵看照片。他很看重它。
马赛保留地的夜晚多么美丽，日落后我们抵达河边或水源旁，在那里排成长队卸轭。长满荆棘的平原已经很暗，但空气中充满透明感。我们头顶的西方，一颗孤星刚好清晰可见，它会在夜间变大变亮，像黄晶石天空中的一颗银点。空气清冷入肺，长草湿漉欲滴，草药散出隐隐的辛香气味。不多一会儿，四面八方的蝉都会开始吟唱。草是我，空气和远方看不见的山是我，疲劳的公牛也是我。我在荆棘树间和轻微的夜风一同呼吸。
三个月后我突然被遣散回家。因为一切开始有组织地系统化了，常规部队也从欧洲过来了，我猜我们的远征被定性为不太正规。我们打道回府，带着沉重的心情经过以前的宿营地。
这次远征在农场的记忆里留存很久。后来我也多次远征，但出于某种原因—可能因为我们那时是在为政府效力，本身有种官方的感觉，也可能是因为战争的气氛—这次特殊的远征对每个参与者都弥足珍贵。那些跟过我的人开始把自己视为远征的贵族。
多年以后，他们会来到我家谈起那次远征，只为鲜活自己的记忆，再从头回味我们的一两次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