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哥本哈根靠近一条老运河的海员店铺里，我买了一对又大又重的老船灯，它们在波罗的海航行了好多年。我们把船灯挂在大门的两边，大门朝东，我们高兴地想到，灯的位置摆得很对，这样地球在向天际自西向东运转时，就不会发生碰撞了。这两盏灯让伯克利很是心满意足。他以前常常很晚才来家里，而且通常开车的速度极快，但当船灯点亮之后，他就在车道上开得很慢很慢，让夜空中红色、绿色的小星星都沉坠进他的灵魂，唤起一些旧时的画面，以及他关于经营轮船的回忆，借此来体会真正靠近暗潮里的一艘船只的感觉。我们还发展出了一套船灯的信号系统，比如移动灯的位置或是取下其中一只，这样他还在树林中的时候就会知道，今天女主人是什么心情，以及有什么样的晚餐在等着他。
伯克利和他的兄弟加尔布雷斯·科尔及姐夫德拉米尔爵士一样，是早期的移民、殖民地的拓荒者，与当时这片土地上飞扬跋扈的马赛人来往甚密。早在欧洲文明还未斩断马赛人的根系，逼迫他们从美丽的北部荒野迁徙出去前，伯克利就对他们了熟于心—马赛人从心底里厌恶欧洲文明，超过厌恶世上的一切。他可以用马赛语言和他们聊起旧日时光。只要伯克利住在农场，马赛人都会过河来看望他。老头人们坐下和他讨论目下的烦恼，他的笑话会让他们开怀大笑，就好像是坚硬的石头咧开了嘴。
由于伯克利对马赛人的了解及友谊，一项最为壮观的仪式被安排在农场举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时，马赛人收到风声，古老的战斗部落的热血开始沸腾。他们憧憬辉煌的恶斗和屠杀，重现部族曾经的荣耀。在战争的头几个月，由于形式所迫，我不得不独自与土著和索马里人一道出征，赶着三辆牛车穿越马赛保留地，为英国政府跑运输。每走到一个新的地区，当地人听说我的到来，就会围住我的帐篷，目光炯炯地问我上百个关于战争和德国人的问题—他们真的从天而降吗？他们觉得德国人正上气不接下气地赶来送死。夜里，年轻的武士团团围住我的帐篷，他们全身涂满战斗彩绘，带着长矛和剑，有时为了向我展示他们的本性，会发出模仿狮吼的一声短啸。他们毫不怀疑自己会被征召入伍。
英国政府认为，组织马赛人向白人开战并不明智，即使对象是德国人也不行，于是禁止马赛人参战，这断送了他们所有的希望。基库尤人必须作为运输工参与战争，马赛人却不得触碰兵器。1918年，引入了针对殖民地所有其他土著的征兵制度后，政府觉得有必要也动用马赛人。英皇非洲步枪团的一个官员带着他的军团，被派到纳罗克去收编三百名莫兰武士入伍。但此时的马赛人已经对战争无感，他们拒绝报到。这一区的莫兰们统统消失在树林和灌木里。为了追捕他们，英皇非洲步兵团的军队误朝一处村寨开了枪，两名老妇人被打死。两天后，马赛保留地公开叛乱，大群莫兰席卷而来，杀死许多印度商人，烧毁超过五十个店铺。形势严峻，政府不想再施压。德拉米尔爵士被派去和马赛人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允许马赛人自行处置那三百名莫兰，只对他们处以集体赔款，作为破坏保留地的惩罚。没有莫兰露面，但停战协议结束了整个事件。
在这些大事发生的间隙，一些老马赛头人助了英国军队一臂之力，他们派出年轻人侦察保留地和边界的德国人的行踪。战争结束后，政府想对他们的效力表示认可。英国本土颁发大量奖章给马赛人，因为伯克利很了解马赛人，也会说马赛语，所以他手上要分配的奖章多达十二枚。
我的农场与马赛保留地接壤，伯克利问我，他能不能在我家发放奖章。他告诉我，他自己对这项任务有点紧张，因为他不清楚自己被寄予了什么样的期望。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开车好一段路前往保留地，去和村寨里人讨论颁发奖章的事情，以及召集那些要领奖章的头人，通知他们过来农场的日期。伯克利很年轻的时候曾做过第九枪骑兵团的军官，我听说他那时是他们团里最干练的年轻军官。傍晚我们朝着落日的方向开车回家，他跟我说起军人的使命感和军人精神，并以一个平民的心态来引申他的想法。
尽管分发奖章本身不太重要，但仍是一件有分量、讲规模的事情。两方都展示了无比的智慧、卓识和老练，使它成为世界史上见证性的一幕或是一次象征：
黑暗的一方与光明的一方
极尽礼貌地互致问候。
老马赛人到场，身后跟着随从或是儿子。他们在草坪上坐着等待，不时讨论着我那些吃着草的牛，可能他们抱有渺茫的希望—以为自己会得到一头牛作为效力的奖励。伯克利让他们等了很久，我相信这对他们来说顺理成章。在此期间，他自己搬了把椅子放在屋前的草坪上，留着分发奖章时坐。最后他从屋里走出来。在这些黑皮肤的同伴中，他看起来异常白皙、红发碧眼。现在他轻松开朗的举止和表情完全是一位年轻军官的能干样子，于是我认识到，可以做各种面部表情的伯克利必要时也能让表情完全放空。贾玛跟着他，抱着奖章盒子，身穿一件非常精美的阿拉伯金银丝线重绣马甲，是伯克利特意让他为了这个场合买的。
伯克利站在他的椅子前方演讲，他瘦小的身形正气凛然，以至于老人们一个个都站了起来，面向他，庄重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因为说的是马赛语，我听不懂演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听起来像是他在简略地告知马赛人，要授予他们一项不可思议的恩典，而这一事件的缘由是他们自身无与伦比的可嘉行为。但单凭伯克利说话的样子以及马赛人的脸，你根本看不出任何东西，也可能完全是在讲另一回事，一些我永远想不到的东西。他讲完后一刻也没停歇，就让贾玛把盒子端上来，拿出奖章，庄严地依次念出马赛头人的名字，然后慷慨地伸长手臂，把奖章递给他们。马赛人也默默地伸长手臂，从他手里接过奖章。只有双方都拥有贵族血统和伟大的家风，才可能这般顺利地进行这项仪式。这么说并无意冒犯民主体制。
对于裸体的男人来说，奖章实在很不方便，因为他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别，马赛老头人一直把它握在手里站着。过了片刻，一位很老的老人朝我走来，他伸出拿着奖章的手，让我告诉他上面到底印了什么。我尽己所能地对他作了解释。银章的一面印了大不列颠头戴钢盔、手持盾牌和三叉戟的女性形象，另一面印着几个字：文明的伟大战争。
我后来告诉了几个英国朋友颁发奖章的事，他们问：“为什么不在奖章上印英皇的头像呢？真是大错特错。”我自己倒不这么觉得。在我看来，奖章不应该做得那么诱人，整个安排也非常妥当。如果我们会在天堂获得丰厚嘉奖的话，那么到时收到这样的东西也无可厚非。
伯克利生病时，我正要回欧洲度假。他那时是殖民地立法会的一员，我发电报给他：“你不是要来恩贡农场住，等立法会开庭吗？把酒带来。”他回电报：“你的电报从天而降。正带着酒过来。”他装了一车的酒来农场，自己却不再想喝了。他脸色很苍白，有时甚至非常沉默。他的心脏很不好，贾玛不在身边都不行—贾玛学过怎么给他注射，而且他心里有太多沉甸甸的顾虑，他活在失去自家农场的巨大恐惧中。但他的出现还是把我家变成了一处精挑细选的、舒适的世界一隅。
“塔尼娅，”他严肃地对我说，“我来到这个舞台，就是为了开最好的车，抽最上等的雪茄，喝最醇美的酒。”他和我同住期间，有一晚告诉我，医生命令他卧床休息一个月。我对他说，为了他能遵从医嘱在恩贡农场卧床休息，我愿意放弃行程留下来照顾他，来年再去欧洲。他稍微考虑了一下我的提议。“亲爱的，我做不到。”他说，“如果只是为了让你高兴而这么做了，以后我要怎么自处？”
我心情沉重地与他告别。坐船回家途中，经过拉穆和塔卡翁噶时，我想起了他，这里就是我们要实现单桅木船梦想的地方。我在巴黎收到了他的死讯。他在自家门口下车时，一头栽倒在地。他如愿以偿，被葬在自己的农场。
伯克利死后，整个国家都变了。这一点，他的朋友当时就非常悲伤地感觉到了，而更多人后知后觉。殖民地的一段历史随着他的离去画上句号。这些年来，许多事情都从这一时点开始转折，人们会说“伯克利·科尔活着时”，或是“自从伯克利死后”。他死之前，这个国家一直是一处快乐的猎场，现在它正慢慢地变成一个商业议题。他走后，一些准则降低了：一种智慧的准则，这很快就被察觉到了，在殖民地这是种悲哀；一种勇敢的准则，他死后人们马上开始谈论自己的烦恼；还有，一种人性的准则。
伯克利走后，一个冷酷的身影从侧翼溜上了舞台—生命主线以外苛刻而紧迫的困境。困境是人神共有的“情妇”，她本不配登堂入室，被人们挂在嘴边议论。真是奇怪，这么瘦小的一个男人竟可以把她挡在门外如此之久，直至自己咽气。就像面包失去了酵母，这片土地失去了活力。一种优雅、愉悦与自由的存在消失了，发动电力的因子消失了。猫站起来，离开了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