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我，三个涅里来的老基库尤人前一天抵达了农场。他们在涅里的草棚里听说了案件，从那里远道而来登台唱戏，辩称瓦玛依不是乔工纳的儿子，而是他们已故兄弟的儿子，因此死亡的赔偿应该依法交给他们。
我对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一笑置之，对法拉评论道，这正是涅里的基库尤人所为。不，法拉深思熟虑地说，他认为他们是对的。乔工纳确实在六年前从涅里来到农场，而且根据法拉搜集到的证据，瓦玛依的确不是乔工纳的儿子。“而且从来就不是。”法拉说。他继续说，乔工纳已经在两天前得到了四十头羊中的二十五头，这是他撞了大运，不然卡尼奴会任它们被牵到涅里去，眼不见为净。但乔工纳还是得当心，因为涅里的基库尤人不容易被撵走。他们已经在农场上落脚了，正威胁着要把案件捅到地区委员那里去。
于是，我对几天后我家门口的景象早就有了心理准备。涅里人属于下等的基库尤人，看起来完全就是三只肮脏邋遢的鬣狗，沿着瓦玛依的血迹偷偷摸摸地潜行了一百五十英里。乔工纳和他们一起过来，非常烦闷苦恼。两拨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可能基于这一事实：涅里的基库尤人没什么可失去的，而乔工纳有二十五头羊。三个陌生人坐在石头上，和绵羊身上的三只扁虱一样活跃。我完全不同意他们的理由，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死掉的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没表示过半点关心。我现在为乔工纳感到惋惜，他在“恰马”上举止得体，而且我相信，他真心为瓦玛依哀伤。我向乔工纳问话时，他战战兢兢，哀声叹气，让人根本无法理解，这种状况下我们没法再继续谈。
但两天后，乔工纳在大清早赶过来，我当时正在打字，他让我为他记录下他和死去的孩子以及孩子家庭之间的关系。他想把报告交给达戈莱蒂的地区委员。乔工纳单纯直接的态度让我印象深刻，因为他此时对待事件立场分明，而且完全不带自我意识。显然，他把现在的坚决视为一次雄心勃勃的计划，这是有风险的，他在心怀敬畏地着手这件事。
我帮他把陈述写下来。这花了很长时间，因为这是一篇跨时超过六年的长篇报告，而且事件本身极其复杂。乔工纳回忆的时候，不得不频繁地中断他的故事，来把事件重新想一遍，或者回到事件中去把它们重新拼凑起来。大多数时候，他都用双手撑着头，拼命地拍打头顶，好像想把事实从脑子里抖搂出来。有一次他走过去把脸贴在墙上，像基库尤女人分娩时那样。
我拿了一份报告的副本，现在还留着。
你很难跟得上他的叙述，因为他给出了大量复杂的信息和无关的细节。乔工纳觉得回忆很难，这我倒不觉惊讶，让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能够全部都回忆得起来。开头是这样的：
“居住在涅里的瓦维路·瓦玛依临死前，他们用斯瓦西里语说‘纳塔卡福卡’—‘想要去死’。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妻子有三个女儿，瓦维路死后她再嫁了。另一个妻子的礼金瓦维路一直没有付清，他还欠她父亲两头山羊。这个妻子在抬柴火的时候拉伸过度，流产过一次，没有人知道她还能不能生孩子……”
叙述就这样继续下去，把读者拽进了基库尤人各种情况和关系的茂密迷宫里：
“这个妻子有个小孩名叫瓦玛依。那时他在生病，人们说他得了天花。瓦维路很喜爱他的妻子和这个孩子，他临死的时候很担心，因为不知道如果自己死了她会怎么样。于是，他让人喊来了住在不远处的朋友乔工纳·康雅噶。乔工纳·康雅噶这个时候欠着瓦维路三先令的一双鞋钱。瓦维路建议他，他们应该达成一份协议……”
协议是这样的，乔工纳要接手临死朋友的妻小，付给她父亲两头山羊，这是欠下的新娘礼金。从这里开始，报告变成了一张开销列表，这是乔工纳收养瓦玛依这个小孩之后承担下来的。他声称，接手病孩子瓦玛依后，他给孩子买过一种非常好的药。有时，他从印度杂货店里买米喂他，因为他吃玉米长不大。还有一次，他不得不付给附近一个白人农夫五卢比，因为农夫说瓦玛依把他的一只火鸡赶到了池塘里。这最后一笔现金他很可能凑得极艰难，所以在脑子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不止一次地提起这笔钱。从乔工纳的举止看来，他此时已经忘记了现在失去的这个孩子不是他亲生的。三个涅里人的造访和要求彻底震惊了他。单纯的人似乎都有种收养孩子的天赋，会把他们视同己出，善良的欧洲农民也会自然而然地这么做。
当乔工纳终于讲到故事的尾声，而我也全部记下来之后，我告诉他，现在我要念一遍给他听。我念的时候他扭过头去不看我，好像要避开所有的干扰。
但当我念到他的名字时，“于是，他让人喊来了住在不远处的朋友乔工纳·康雅噶”，他飞快地把脸转向我，然后给了我一个热情如火的对视，这一眼满载那么多的欢笑，以至于让这个老人顷刻间变成了个男孩，变成了青春的象征。当我结束整篇文稿，念出他的名字时—在文稿里，名字以他的拇指指印来确认，那个活力四射的对视再次出现，这一次是出于尊严，更加深刻，更加平静。
当上帝用泥土捏出亚当的形象，对他的鼻孔吹了一口生命气息，让他从此成为有灵的人时，亚当一定也曾投给上帝这样的一瞥凝视。我创造了他，并让他看见了自己：不朽的乔工纳·康雅噶。我把文件交给他，他恭敬而贪婪地接过来，把它叠放进斗篷的一角，手仍捂着它。他不能失去这封文件，因为他的灵魂在里面，它就是他存在的证据。这是乔工纳·康雅噶的成就，是让他流传千古的东西：血肉变成了文字，留驻在我们心中，充满真善美。
我住在非洲的时候，为土著们打开了文字世界的大门。那时，如果我愿意，我本有机会抓住昔日的尾巴，去亲历我们自身历史的一部分：体验广大的欧洲平原人口曾以同样讶异的方式看着信笺展开的时代。在丹麦，书面文字的出现发生在整整一百年前，我仍记得幼时从老人那里听来的往事，相信两块大陆对于新鲜文字的反应几乎完全相同。虽然人类拥有热爱艺术的天赋，却很少为了艺术的原则—书写本身，而展现出这般的谦卑和狂喜。
这些年轻土著之间的书信来往一般仍由职业写信人撰写。尽管一些老人为时代精神而激动，也有很老的基库尤人进入我的学校，耐心地熬过ABC，大多数的老一辈还是抱怀疑态度，远离这特殊的文字。只有少数几个土著可以识字，因此我的仆人、农场上的佃农和劳工都把他们的信拿给我，让我读。当我打开信件逐词研究时，会对内容的琐碎十分吃惊。这是带有偏见的文明人的通病。当诺亚的鸽子把小橄榄枝衔回来时，你会同样劲头十足地采集栽培它，不管它看上去多么琐碎，都比满载动物的整艘方舟更有分量，因为它孕育着整个绿色新世界。
土著的信件都很相似，它们更像一条公认的神圣公式，而且大致都行文如下：“我亲爱的朋友卡马乌·莫来福。我现在要把笔握在手中”—不能按字面理解，因为写字的是职业抄写员—“来给你写信，因为我想给你写信好一段时间了。我很好，我希望你蒙神恩宠，也很好。我的母亲很好。我的妻子不太好，但我还是希望你的妻子可以承蒙上帝的仁慈，过得很好。”接下来会跟着一长串的名字，每个名字附上一段简短汇报，大多无关紧要，尽管有时也会非常精彩。然后信就收尾了—“我的朋友卡马乌，现在我要结束这封信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写信给你。你的朋友恩度爱提·劳里。”
一百年前，为了在孜孜不倦的欧洲年轻人之间传递相似的信息，车夫们跳上马鞍，快马加鞭，邮差的号角声大作，叶状金边的信纸也被制造出来。信件受欢迎、被珍视，并被妥善保管起来，我曾亲眼见过其中的几封。
在学会说斯瓦西里语之前，我与土著的信件世界之间存在一种古怪的关系：我可以念出他们写的一切，却一个字都不理解在说什么。斯瓦西里这门语言一直没有书面语，直到白人们身体力行地编出书面语来，每个词语都按照发音小心地拼写出来，而且没有所谓迂腐的“正确拼读法”来迷惑读者。我坐下来，规范地把他们的大作逐字逐句地朗读出来，收信人大气不敢出地围在我的身边。尽管我一点也不知道它在说什么，却能密切地留意到读信的效果。有时他们听到我的话后突然放声大哭，或者拧绞着自己的双手，其他时候则欣然大喊。对书信最普遍的反应就是大笑，而且随着我的朗读，哄堂笑声越来越响。
后来我已经可以理解朗读的内容了，我发现，一条消息在被付诸文字之后，效果被夸大了好多倍。如果消息是口耳相传的，土著们接受起来就会带着怀疑和轻蔑，因为所有的土著都是伟大的怀疑论者—现在则被当作福音和真理。同样地，土著在辨识谈话过程中某个混淆的词语时十分敏锐，这种错误带给他们极大的恶趣味，而且他们毕生难忘，甚至会一辈子都用白人的一次口误给他起绰号；但如果这个错误是书面的—这很常见，因为抄写员都很愚昧，他们就会坚持把它解释成某种意思，会对此感到惊讶，拿来慎重讨论。他们宁愿相信最荒谬的书面语，也不愿挑剔它的毛病。
有一次我为一个农场男孩读信，写信人在各种消息以外还提到了一条简洁信息：“我煮了一头狒狒。”我解释说，本意肯定是他抓了一头狒狒，因为这两个词在斯瓦西里语里也有几分相像。但收信人坚决不同意。
“不对，穆萨布，不对。”他说，“他在我的信里是怎么写的？写的是什么？”
“他写的是他煮了一头狒狒，”我说，“但他怎么可能煮狒狒呢？而且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应该会更详细地告诉你为什么要煮它，又是怎么煮的。”
这个年轻的基库尤人开始对我这般批评神圣的文字感到十分不安，他把信要了回去，仔细地折好然后离开了。
至于我记下的乔工纳的陈述，事实证明对他非常有用，因为地区委员在读完陈述之后驳回了涅里人的上诉，他们闷闷不乐地回了老家，一点油水也没从农场上捞到。
这份文件现在变成了乔工纳的大宝贝。我不止一次见到它。乔工纳为它缝制了一个小皮包，在皮包上绣了钉珠，然后用皮带把它挂在脖子上。时不时地，通常在星期天早晨，他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把小包取下来，拿出文件让我读给他听。有一次我病了好久，恢复后第一次骑马外出时，他远远地看到了我，追着我跑了好长一段路，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我的马旁，交给我他的文件。每一次宣读，他的脸都挂上同样深刻虔诚的胜利表情，读完后他热切地整平他的小纸，把它叠好放回包里。记录的重要性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磨灭，反而分量倍增，好像对乔工纳来说，它最大的奇迹就是它不再变化。那么难以回忆的过往，很可能每一次想起时都在变化的过往，在他的眼前被捕捉、被征服，然后被板上钉钉地记了下来。它已经变成了历史，现在它不会再有任何可变性，也不会再有回转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