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给农场招来了漫长的凶杀调查，许多年轻土著警察在这里大摇大摆地走动。地区助理专员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以谋杀罪名把司机绞死，但当他搜集到案件的证据后，发现这并不可行，而长老们也不会在专员和我都拒绝后，就此事再召开一次“恰马”。于是最后，老夫妻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默默接受他们一个字也不明白的“相对论”。
有时我对“恰马”的老朽们厌烦至极，就坦白地告诉他们我对他们的看法。“你们这些老头子，拼命地惩罚年轻人，”我说，“就是为了让他们没法攒下私房钱。因为你们，他们举步维艰，然后你们自己就买下全部的女孩。”老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又干又皱的脸上，小黑眼珠闪着光芒，他们的薄嘴唇微微颤动，好像在重复我的话，听到“恰马”的卓越本质被说出来，他们似乎很满意。
尽管我们的观点存在差异，对基库尤人来说，我的法官地位仍然潜力无限，而且我也很珍惜做法官的机会。那时我还年轻，曾仔细思量过公正与不公正的概念，但大多数时候，我是站在被裁决人的角度考虑的，我从未以法官的角度思考过。为了农场的和平，我不胜其烦地尽量公正裁决。有的时候，问题十分棘手，我不得不退出，然后花些时间来仔细思考，我披上一件看不见的“心灵斗篷”来隔绝人群，这样就没人可以来跟我瞎扯。这一举动通常对农场的人很有效，很久以后，我听他们肃然起敬地说起某个深奥的案件，说没人能在一周以内破解它。如果有一件很棘手的事，要想让土著们叹服，你就该在这件事上比他们浪费更多的时间。
土著们为什么要我来裁决，又为什么对我的裁定视之甚高，这可以从他们崇尚神话或神学的心态中找到解释。欧洲人已经失去了创造神话和教义的能力，我们若是需要这些东西，就会依赖过去现成的材料。但在这条深奥而虚无的道路上，非洲人的思维却可以轻松自如地运转。他们的这一天赋在与白人的交往中强烈突显出来。
通过他们给刚刚接触到的欧洲人取的名字，你可以发现他们这一天赋。如果你要派人送信给朋友，或者开车打听去他家的路，就必须知道这些名字，因为土著的世界不承认其他名字。我有个不爱交际的邻居，他从来不在家里宴客，就被叫作“萨哈内·摩加”—“一个盖子”。我的瑞典朋友艾瑞克·欧特是“赖萨塞·摩加”—“一筒弹药”意思是，他只要一筒弹药就可以夺命，这是个便于让人了解的好名字。我的熟人中有个狂热的汽车司机，他被叫作“半人半车”。当土著用动物给白人命名时—“鱼”、“长颈鹿”、“肥牛”，他们的思维在古老寓言的字里行间穿梭来去。我相信，这些白人在土著们的潜意识里扮演着人兽同体的角色。
而且语言具有魔力：一个多年来都被周围朋友以某种动物名字熟知的人，到头来会觉得自己与这种动物十分亲近，感觉到一种联结，他能从动物身上认出自己。当他回到欧洲后，反而会为没人把他和这种动物联系起来感到非常奇怪。
有一次，我在伦敦动物园偶遇一位退休的政府官员。在非洲时，我知道他以“布瓦纳·坦布”—“大象先生”著称。他一个人站在象馆前，深陷在对大象的沉思中。可能他常去那里。他的土著仆人应该也能猜到他会去那里，但很可能在整个伦敦，除了只在那里逗留几天的我，没人能够真正理解他。
土著的思想以奇怪的方式运作，而且与古人的思想联系紧密。古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象北欧神话的主神奥丁为了看清整个世界，放弃了一只眼睛，把爱神描绘为一个孩子，对爱一无所知。很可能农场的基库尤人正是因为我对作为裁决依据的法律一无所知，而看到了我作为法官的伟大。
正因为他们拥有创造神话的天赋，土著可以对你做出让你无法自卫也无法逃脱的事情。他们可以把你变成一个符号。我很清楚这一过程，私底下发明了一个词汇来形容它—“铜蛇化”。必要时，他们可以把我化为“铜蛇”，向我寻求解救和庇护[2]。和土著在一起生活很长时间的欧洲人会理解我的意思，尽管推敲《圣经》的话，这个词用得不甚准确。我相信，撇开我们这些白人在这片土地上从事的所有活动、带来的科学和机械进步，以及英国武力维持下的和平不提，解救与庇护是土著在我们身上唯一能挖出来的实际用途。
他们并非利用所有的白人达到同一目的，而且对每个人的利用程度也不同。在他们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被按照作为一条“铜蛇”的能耐排出了级别优次。我的很多朋友—丹尼斯·芬奇·哈顿、加尔布雷斯两兄弟、伯克利·科尔和诺斯拉普·麦克米兰爵士，都在土著心中居于高位。
德拉米尔爵士是顶级“铜蛇”。我记得有一次在高地旅行，那时正值蝗灾。蝗虫一年前席卷过那里，现在它们黑色的幼虫冒头了，啃食前一批剩下的植物，所经之处不留一片草叶。这对土著是可怕的打击，尤其是他们已经遭受过一次惨痛经历，这太难以承受了。他们的心都碎了，他们喘息，像死狗一样哀号，拿头去撞看不见的墙。后来，碰巧我跟他们提起我骑马穿过德拉米尔的农场，看到他的围场里和牧场上到处都是蝗虫，我补充说道，德拉米尔勃然大怒，对它们绝望至极。就在此时，听众们安静了，几乎放松下来。他们问我德拉米尔是怎么看待他的不幸的，又让我重复一遍，然后他们就不再吭声。
作为一条“铜蛇”，我没有德拉米尔爵士的分量，但还是有一些场合我能对土著派上用场。
在战时，入伍运输兵团的命运落到整个土著世界，农场的佃户们经常来我的房子外面围坐。他们不说话，即使自己人之间也沉默不语，他们盯上了我，把我当作他们的“铜蛇”。我不好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一来无害，二来，即使我这么做了，他们也会坐到其他地方去。这情境让人异常难以忍受。好在那时我弟弟的军团被派去最重要的维米岭战壕，我才得以脱身：我盯上我弟弟，把他变成了我的“铜蛇”。
当农场上有大灾降临时，基库尤人就把我变成丧主，或者领头恸哭的妇人。现在这起走火意外就是这种情形。因为我哀悼孩子们，农场的人就觉得他们自己可以置身事外了，眼下可以先把这件事搁在那里等我解决。至于不幸，他们会指望由我来承受，像圣会看着牧师代表他们独自干杯一样。
巫术这件事，就是一旦它被施于你身上，你就再也没法彻底摆脱。我想，“铜蛇”被立在杆子上供人仰望是个痛苦的过程，非常痛苦，我希望自己能够逃开这种命运。但是很多年以后，有些情形仍会让你思考：“我真的要被如此对待吗？我，曾经是条‘铜蛇’啊！”
我骑马过河回农场，马蹄子正踩在水里时，遇见了卡尼奴的儿子们—三个小伙子和一个小男孩。他们拿着长矛飞快地走来。我叫住他们，询问他们兄弟卡贝罗的消息，他们站定，水淹到了膝盖，脸色凝重，目光低垂，低声地说话。他们说，卡贝罗没回来，自从昨晚跑掉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们现在很肯定，卡贝罗已经死了。他要么在绝望中自杀了，因为自杀的想法很自然地出现在所有土著心中，即使是土著小孩也会想到自杀，要么在灌木丛里迷路，被野兽吃掉了。兄弟们一直在到处找他，现在正要去保留地，到那里试试运气。
当我走上农场这边的河堤时，我转身面向整个平原。我的土地地势比保留地的高一些。平原上没有一点生命征象，只有很远以外的斑马在吃草，四处奔驰。然后搜救小分队出现在河对岸的灌木丛里，他们快步前进，一个紧跟一个，他们的队伍看上去像一条短毛虫在快速蜿蜒地滑过草地。阳光偶尔反光在他们的武器上。看起来他们方向十分明确，但又该去往哪个方向呢？在搜寻迷途孩子的过程中，他们唯一的向导就是秃鹰，因为它们总是盘旋在平原上的死尸上空，能够让你知道狮子猎物的具体地点。
但这只会是很小的一具尸体，甚至不够空中暴食者的一顿饭，不会有多少只秃鹰看见他，它们也不会逗留很久。
想想都觉得难过。我骑马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