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雨天的下午结束了《走出非洲》的翻译，深吸一口清澈透明的凉气，想起非洲六千英尺高地的风。一百年前让二十九岁的凯伦·布里克森为之震撼的云端生活，一百年后，重新带回一首昔日乐土之歌。
翻译这本书的时间里，凯伦竟成为我生活中最亲近的人。每日进入书房，知道斯堪的纳维亚裔的“谢赫拉莎德”本人会盘腿坐在壁炉前，对我娓娓讲述她十七年间在一片奇妙大陆上乐见或遭遇的一切，我听懂她平静而不失慧黠地借动物、土著、殖民者与命运诉说的心事，看见一个漂洋过海、稍显虚荣的欧洲年轻小姐怀着热爱冒险的浪漫天性，在肯尼亚扛枪狩猎，为咖啡园的收成辛苦劳作，战时像个男人一般赶着牛车穿越马赛保留地，为政府跑运输。她与那位仅以只言片语带过的丈夫没能维系婚姻，却在独身后认出一生挚爱，与其飞上蓝天，冲散盐碱湖上千只火烈鸟的粉红色烟雾。
然而，疾病、死亡、失败、割舍，却是她生命中不断演练的课题。人们以为这是一幕悲剧，是一首恋旧的挽歌，却不见她在提到土著时说起：
他们的这种特性成为我最为欣赏的特性之一。他们拥有真正的勇气：对危险的纯粹爱好。这是创造物对造物主宣读命运的真实回应—当苍穹发语时，大地隆隆回响。我有时会想，他们发自内心对我们的恐惧，其实是恐惧我们的故意卖弄。落在一个呆子的手里，他们死不瞑目。
落在一副呆板命运的手中，凯伦也会死于悲痛。听到派对上一位老太太高谈阔论，宣称自己愿意从头再活一次，聪慧如她心里念的是：
是啊，她的人生就是那种得活上两遍你才好意思说你活过的无趣人生。一首短咏叹调你可以从头再来一遍，一整篇乐章却不行—交响乐不行，五幕悲剧也不行。如果它再来一遍，只可能是因为它演砸了。
在非洲期间她生命中数个重要角色依次退场，透过这些死亡，凯伦缅怀的并不是单一个体，而是一种关乎命运与勇气的象征精神：
（伯克利）死之前，这个国家一直是一处快乐的猎场，现在它正慢慢地变成一个商业议题。他走后，一些准则降低了：一种智慧的准则，这很快就被察觉到了，在殖民地这是种悲哀；一种勇敢的准则，他死后人们马上开始谈论自己的烦恼；还有，一种人性的准则……就像面包失去了酵母，这片土地失去了活力。一种优雅、愉悦与自由的存在消失了。
这天之后的很多年里，殖民地都觉得丹尼斯的死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普通殖民者对他的态度中萌芽出一种美好，一种超出他们理解的可敬价值观……他们真正铭记的是他全然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私利，一种无条件的真实坦率，除了他以外我只在白痴身上见过。在殖民地，这些品质通常不被立为典范，但一个人死后它们可能会相对容易被真心欣赏。
从死亡与离别中她学会放手，因为已经获得应有的祝福：
农场的朋友来到家里，又离开了。他们不是那种会在一处停留很久的人。他们也不是那种会变老的人，他们死去，不再回来。但他们曾心满意足地坐在炉火旁，当我的家将他们围住，说“我不会让你们走，除非你们祝福我”时，他们大笑着祝福了它，然后它放他们离开。
人们想起凯伦时会被诸多旁枝末节引开，她的贵族头衔、说不清道不明的情事、各种病症、两次错失诺贝尔文学奖却让海明威甘愿拱手把荣誉相让的神秘形象。拨开她精心打造的迷雾，知道她对被铭记的渴求后—
非洲又是否记得关于我的歌？平原上的风会因为我穿过的颜色而颤动吗？孩童们会否发明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游戏？满月会不会在沙砾路上投下一个像我的影子？恩贡山的鹰又是否仍在留意我？
这么说来，我本可以把芍药引进殖民地，然后让我的名字像“内穆尔公爵夫人”一样流芳百世；而我却把独一无二的花朵剪下来插进了花瓶里，未来所有的荣耀毁于一旦。
你会发现，原来她才是那只扑扇着翅膀不让你发现幼雏的鸡鹑，或是一头跳着舞、雀跃着或假装瘸了不能跑的瞪羚，躲在这些帷幕下的，仍是那个俏皮一笑的艺术系学生，对花朵、装饰、谈话、自然和人神都有独到见解，让生命中的人都为她散发的喜悦与舒心而来。她由始至终都在追逐着戏剧性和生命力，并不是单一的喜悦，而是一种坦然接受对立的相融，是再不需她控制的全然自由。
“非洲之外皆新事”。这是希腊哲人的一句拉丁谚语，很可能是书名由来。凯伦在四十六岁走出非洲后，一生再未踏上这片大陆。非洲生活不全是田园牧歌，如果它看起来如此，那是因为她甘愿地跟上了非洲的韵律，建立了与交响乐同步的生活节奏。“我在这里，在我理应所在的地方。”回到丹麦故土的她，同样也是。
当她走过困境，走出黑暗的深坑，当她的生命全景逐渐铺展开来时，我见到的，是一只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