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否不再将婚外恋与社会稳定视为负相关关系，逐渐将其作为“个人私事”来看待比较客观。人们囿于“家国同构”的传统观念，囿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稳定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的说法，常常把离婚率与社会稳定联系起来看，同时把婚外恋当成离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因此得出婚外恋越多，离婚率越高，社会越不稳定的结论。从而主张扼制和制裁婚外恋。那时许多人自愿充当“侦缉队员”，专门刺探别人的私情，大概也是出于这种“责任心”。 实际上，这种负相关关系是虚构的因果关系，我国曾出现的社会不安定，没有一次是因为离婚率上升。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离婚率高的国家，社会不一定不稳定，如欧美诸国；离婚率低的国家，社会不一定就稳定，如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比之下，就业状况、人口素质等对于社会稳定是更重要更直接的因素。因此，近年来，人们不再把婚外恋看得那么事关重大，而是逐渐将其看做个人私事。这也是人们对婚外恋逐渐宽容的原因之一。
第三，充分认识和承认人的“喜新厌旧”的本能。任何一个健全的人，对美好的事务总是追求和想往的，人有了“追求”才能进步！试想一个有婚姻裂痕的人，一旦找到了“知已”，不会红杏出墙吗？！从审美角度来看，那一个男人不爱美女；那一个女人不喜欢才郎！一个在欠发达狭窄地区结婚的人一旦进入开放的大都市，情感是很容易变化的，例如在1949年革命取得胜利，进入城市后，许多共产党干部同原来的妻子离婚另有新欢，就是证明。“情”最喜欢捕捉的是新鲜，“新鲜”对情有一种魔鬼般的诱惑。
“权利”、“金钱”、“成就”是性激素。人一旦地位发生了变化；或成了大款；或有了成就，其思想意识是要发生变化的！情感属于思想范畴，当然会发生变化。在历史上，上到皇帝、总统，下到县官小吏，己作出了明确回答。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在惩处的贪官当中有98%的人有情人。那么没犯法的当官中，又有多少呢？！只有天知道！
第四，理性反思婚内问题，不再一味谴责对方“道德败坏”，而是客观全面分析。过去只要听说谁有婚外恋，就会不加分析地把其看成道德败坏，对其施加社会压力，进行道德谴责，而其配偶就成了受害者，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由此助长了其委屈的心理。在一边倒的社会舆论中，如果原谅对方，人们反而会不理解，觉得怎么可以再与“坏人”生活在一起，辜负了大家的同情，因而弄得当事人“骑虎难下”，常常不得不离婚。
现在人们遇到婚外恋时，能先冷静下来，反思并承认婚内的问题，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既批评移情别恋者的错误，又内省自身的缺点，思考改善婚姻质量的必要和可能，以挽救婚姻。不再用简单的直线的方式分析复杂的问题，这确实是人们认识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进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真正完美的夫妻关系，就是夫妻之间既要有经久不衰的亲密性，又要有持续不断的调适性，还要有高度充分的独立自由性，这三者构成了现代家庭巩固的基础。但是，中国婚姻家庭的质量总体不高，其中婚内性生活的质量尤其不高。
结婚时俩人没有摩擦，随着文化素质、年令、身体健康状况的变化，双方不进行调整，其中一方会厌烦对方，从而感情破裂。现在许多人已认识到：“相处容易，相爱难”的道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社会在进步，人们对婚姻质量也在提出新的要求。“性”作为一种生育手段在下降，而作为一种享乐手段在上升。人们己默认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最说明问题的是城市离婚率高于农村；发达地区高于贫穷地区。我国离婚率呈逐年增长趋势。 这种离婚现象大多发生在三十岁到四十多岁的年令段，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十年代结婚的人，虽然年令均在六十多岁，但仍有个别人抛弃了‘维持会’旧的观念，出现了离婚现象。
最后，两难选择。当今在我国婚姻当事人解决婚姻与婚外情这一两难选择困境的方法不一而足，每一种方法都各有其利弊：在某些人看来是唯一正确或明智的选择，在另一些人看来看法正好相反。选择保持忠实的人，付出的代价和获得的馈益各有不同。有的人即使对婚姻生活非常不满，却囿于社会的、道德的，甚至宗教的原因，拒绝离婚和不忠，认命地奉行“从一而终”的理念。他们对婚姻中自我认同严重信心不足，消极地接受婚姻中挫折和不快是命中注定；他们压制情欲，依靠幻想和虚构来满足情欲。这样做的人在另一方面也获得了选择符合良知、内心不安获得纡缓的某些馈益。
尚有一些人虽然同样受到需要和不满足之苦，却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做法，即将空置未用的情色精力强制性地转化在工作、学习或专心管理家庭上面。这种选择难免留下压抑情感之嫌，在忘我工作和学习之余也常伴随着难耐的寂寞和无奈，但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他们看来，不伦之爱和性爱欢愉是不容许的，心无旁骛的工作、学习或做公益事业不但给个人带来成就感，更重要的是社会伦理的普遍认同和尊重。
能从婚姻中得到快乐和满足，且未满足需要也极少的人，在当下这个“第三次离婚浪潮”侵袭我国社会时无疑是一批幸运儿，他们能因此毫不费力地保持忠实。即使时光荏苒使他们渴望新鲜和变化，但这股身心内的欲望始终相当微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日益增多趋势的中国男女选择了两难中的另一端，他们开始背离社会普遍认同的婚姻规范，那就是经过离婚后再婚，社会学家有时把这种特殊的调适戏称之为“后续式多婚”，也有人被称之为“后续式不忠”。
解决两难选择困境的方法不可能用来适合每一个个体的具体特殊的情况。由于时代和文化的急邃变迁，单一用婚姻或婚外情作为“对”与“不对”的评判标准显然已失之简单和偏颇。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正处在开放和全球一体化的当下，“西方示范效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人，传统的恋爱观、婚姻观、性爱观以及对婚外情的看法都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嬗变。这种嬗变被进一步注诠为，上一代认为不容置疑的准则在下一代看来并不一定正确。由于当代家庭制度铸造的人格结构的异同，在心理上必然形不成“一个模子”。殊异成为时代的通则，单一规范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幸。
因此，许多人悄悄地逾越那些终生独沽一味的行为规范的樊篱。一九四八年当美国第一部《金赛性学报告》出笼，揭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情感出轨的事实时，全美上下震惊了。一九六八年范斯·派卡（VANCE PACKARD）的调查报告《性荒原》（THE SEXUAL WILDERNESS）指出了更多的婚外性行为的事实时，人们早已变得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因为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八年的二十年间单一规范已开始出现裂变，许多不为传统所接受的性形式以及感情行为变得不那么离经叛道，不那么隐秘，不那么被社会视作洪水猛兽，美国社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选择。
近年来，这一多样化选择趋势正在“西方示范效应”下裹挟着我国“第三次离婚浪潮”而下，虽然让人放心不下，但却是一个谁也无法阻挡、谁也无法否认的趋势，因为最健全的性伦理可能是一种多样性的伦理，一个成熟而情感健康的个人，在考虑过本身、配偶和子女需要以及他/她的行为可能带给所有与他/她相关者的影响之后所作出的选择，可能比社会替他/她越俎代庖做出的选择更适合他/她自己。
性态度可能发生的最有益的改变大概莫过于涵括更公开而广泛的承认我们的感情和性的需要是多样化的，以及更包容我们满足这些需要的各种殊异方式。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二000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共受理1321件离婚案，原告为女性占了六成，这些女性提出的离婚理由很复杂，往往是很多因素交叉，不过最常见的理由是性格不合，有关专家说，性格不合的另一种含义往往是男女双方中的一方有婚外情，这个原因在女方提出离婚时隐而不言，女方因自己有情人而坚决要求离婚的属于极少数，多数是男方有外遇。调查同时表明，八成人愿意资助前夫或前妻，七成人对婚外情表示容忍，四成人认为“作风问题”是隐私。所有这些都说明了现代中国人对婚姻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的态度。
这项对多样性更大的包容是否在我国会继续发展，无人确知，但至少现在的情况是如此。将来如何？回答是，极有可能。这项预测是对当下情况的一种未来趋势的推演。本书的作者并非为婚姻张贴讣闻，宣布性自由时代的到来。婚姻内容和样式虽然在改变，婚姻本身可以说比往昔更受欢迎。即使比以往任何年代多高的离婚率，且离婚率还在朝着未知的高点不断攀升，但这丝毫都不表明人们对婚姻已经唾弃，他们不赞成的正是令人不满足的婚姻。在我们的调查中，有将近七分之六离婚者再婚，这一事实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爱情的重要性并不逊于往昔。
我们对婚外情增多事实的调查也不表示婚姻行将作古。事实上，婚外情仍然没有比婚姻本身更好地解决人的需求“不满足”的问题。由于它对家庭和社会负面效应太大，它常常引发社会混乱和人际冲突，引发社会舆论的反弹。
今日我国的新生代是我们的下一代。尽管铺天盖地的文字和可视文化正对他们未来婚姻观和婚姻行为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以我们对他们所作的可靠认识显示，性行为的未来情况不太可能有什么根本性的转变。唯一真正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他们的态度。
相比前一两代，今日的新生代对于性不再那么神秘、羞于启齿，他们随遇而安，并且不把性视为重大问题和焦虑的焦点，他们包容人的性行为，对别人的行为要比对自己宽大得多。基于心理和社会理由，为数众多的男女会继续寻求忠实的一夫一妻关系的亲密和安适。然而，基于我国社会进一步开放以及“西方示范效应”的扩散，新生代在婚姻结果失败的前提下，会越来越多地觉得应有更多以离婚结束关系的自由，或寻求试婚独居、同居、婚外情以及其他更新的方法来拓展除婚姻以外的生活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