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抛弃了传统佛教偏重于死后、追求来世福报的旧观念，转而关注现世社会人生，强调参与救国救世的现世事业，这是对禅宗“即世间求解脱”之入世观念的进一步发展。首先，禅宗“即世间求解脱”的观念主要还是以追求解脱为目标，而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则将参与救国救世事业作为其佛教思想的主题，以改良社会、利益人群、建设人间净土为目标，将关注现世作为佛教的真义。其次，禅宗所关注的世间主要还是运水搬柴、治生产业之平常日用，太虚提倡的人间佛教关注的世间事业则是关乎救国救世的社会治理实践。因此，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所体现的入世关怀更旗帜鲜明，更关注社会治理，对儒家文化精神、思想观念的吸收融合更为充分。
太虚法师是人间佛教的倡导者，他所着力的是弘扬佛法中的拯世救民精神和菩萨行，是将佛法应用于世间、指导社会人生，他并不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家或学者，因此，他对于人间佛教的经典依据、佛法与世间的关系，并没有做深入细致的理论阐述。这方面的工作则是由其弟子印顺法师来完成的。
印顺法师继承了太虚法师以人间佛教为佛法真义的思想，并从自身关于印度佛教的研究入手，为人间佛教探求经典和理论依据。他认为，印度佛法与大乘佛法的初期行解最能体现“佛法本是人间的”之特征。他从《阿含经》及各广律中体现的现实人间气息、佛陀“我亦在僧数”的说法、佛陀与弟子经常“游化人间”、维摩诘居士从事“治生”、“入治政法”等，揭示早期佛教诸佛菩萨在人间的本来生活面貌，从而论证“人间佛教，为古代佛教所本有的，现在不过将他的重要理论，综合的绎出来。所以不是创新，而是将固有的刮垢磨光”。
印顺法师将人间佛教看作是整个佛法的重心，将太虚法师阐发的从人而发心学菩萨行，由学菩萨行而成佛作为人间佛教的重要内容。针对近代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偏重于强调适应时代的方便，而较少注重佛法如实的情况，印顺法师强调建设现代人间佛教，必须有纯正的理论原则，强调“法与律的合一”、“缘起与空的合一”、“自利与利他的合一”。此外，印顺法师在强调“依人间善法而进修菩萨行”的同时，还提出了人间佛教“信、智、悲”的修持心要，从而将人间佛教建设成为一个信、解、行、愿完备的、契理契机的现代性佛教体系。
太虚法师等倡导的“人间佛教”，在当时就引起强烈反响，虽然在太虚法师那个时代难以建设人间净土，但这对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却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太虚以后的中国佛教可以说正是一步步逐渐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
中国佛教一方面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具有“出世不离入世”的现实主义品格，另一方面这又并不影响它“入世以求解脱”的终极理想。在它看来，入世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出世的方便，从根本上说，它仍是以出世为旨归的。
中国佛教所倡导的出世不离入世实际上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体现。中国佛教为了出世而“方便”入世，于入世之中而追求出世，在入世求解脱的修行中突出自我的圆满具足，强调在对万法的无执无着中实现自我的解脱，这既使它在中土具有相当的适应性，又使它以特有的超然风格而受到了相当多的人的欢迎。正是这种以出世的精神来入世、入世而求实现出世的人生理想，使中国佛教能够与传统的儒、道在现实“人生”这个基点上实现一种互补，并以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在历史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人生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有物质的，有精神的。人生的道路也是曲折而复杂的，有顺境，也有逆境。儒家所提出的积极入世、通过修齐治平来实现“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如果在现实人生中难以实现，那么，道家和道教追求长生成仙或精神逍遥的避世和法自然的人生态度则提供了以退为进的良方；若避世也不成，佛教则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佛教的万法皆空、唯心净土、随缘任运、“心不执着”、众生即佛以及天堂地狱的轮回报应说等，既可以给逆境中或欲求得不到满足的人以精神安慰与向往，也可以帮助人以出世的心态来超然处世，化解入世与避世的矛盾对立，从而凡事既积极进取，又在精神上超越成败得失，无所烦恼，保持心地的清净。这无论是对个体的生存还是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都是有一定意义的。从实际情况看，前者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大些，后者则为文人士大夫所津津乐道。儒佛道三教分别以不同的人生论来满足现实生活中的人同时可能具有的多方面需要或不同的人在不同阶段可能具有的不同需要，在历史上曾对中国人的心理调控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发生过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宋孝宗语）即是对这种不同影响和作用的一种概括。中国佛教将社会矛盾化为个人心理的自我调控，其消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在实际生活中所曾起过的积极作用也是值得注意的。
中国佛教突出人和人的价值、面向社会人生的人文精神是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现代社会确立或找回自我，丰富并充实人生，而且对佛教在现代及未来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近现代佛教的历史发展来看，自太虚法师在倡导佛教革新、推动近代佛教复兴的过程中提倡建设人间佛教、人间净土以来，中国佛教可以说就逐渐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特别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在台港兴起的新型佛教团体和佛教文化事业，均以面向现代社会和人生为主要特征，关怀人生，服务于社会，不断开拓佛教在现代发展的新途径。中国内地的佛教当前也在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以期自利利他，实现人间净土。这都说明，人们已充分注意到了中国佛教关注现世现生的人文精神，并正努力在新时代将其发扬光大。
当然，在发扬中国佛教的入世取向以有助于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中国佛教要面向人生，走向社会，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佛教可以放弃其超然出世的精神而与世俗的社会人生完全混同，恰恰相反，中国佛教只有保持它对出世的追求才能更好地入世，佛教在适应社会中不能失去自我，倘若完全与世俗混同为一而丧失了自身的个性，那么它的价值也就会随之消失。同时，佛教在随顺时代的发展中又必须不断地吸取新的文化因素以自我更新，如太虚法师所曾言，应该“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把握佛教中心思想，去适应时机、融摄文化和适应新时代新潮流，去发扬宏通佛法”。保持自身的个性才能不被同化或湮没，不断融会各种新因素才能富有生命力而充满勃勃生机，佛教只有在这种内外动态的平衡中才能更好地在现代和未来发挥积极的作用。另外，佛教面向人生，走向社会，重要的并不在于入世的行为或具体的做法，而在于继承中国佛教关怀现世现生的一种人文精神，在入世的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发挥中国佛教对“人”的重视和对自我的肯定及张扬。佛教的入世精神对各种社会性事业是有意义的，但帮助现代人摆脱各种精神困扰、寻找精神家园以安顿自我也许更为重要，也更能发挥佛教的特殊作用。
中国佛教的人文精神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她在现代和未来也必将大放异彩。中国佛教的未来前途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与佛教自身的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使中国佛教的人文精神在现代不断得到拓展，这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佛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它也是使佛教始终充满活力，继续发挥对人类的积极作用的有效途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