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相唯识宗弘传的基本上是印度瑜伽行派的思想，其最重要的内容是三性说、唯识说和五种姓说，同时重视因明的运用，在判教方面则提出了“三时教”的理论。法相唯识宗所依据的经典，号称“六经十一论”，“十一论”中又有以《瑜伽师地论》为“本”、其他为“支”的所谓“一本十支”的说法。实际上，最主要的只有“一经二论”，即《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和《成唯识论》。其中又以《成唯识论》为最重要，它基本上包括了法相唯识宗的全部思想学说。
法相唯识宗保持了印度佛学的思辨精神，但也正由于法相唯识宗的理论比较繁琐，且又固守着一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教义，因此，尽管它在帝王的支持下曾盛极一时，但还是很快就衰微了，仅在历史上辉煌了几十年。
四、华严宗
华严宗因奉《华严经》为主要经典而得名，又因其实际创始人法藏被武则天赐号“贤首”，后人称法藏为“贤首大师”，故又称“贤首宗”。该宗主要发挥“法界缘起”的旨趣，因而又有“法界宗”之名。
华严宗是在武则天的直接支持下创立起来的。该宗的传法世系没有追溯到印度，而是以中国人为主，一般作：初祖法顺→二祖智俨→三祖法藏→四祖澄观→五祖宗密。但实际创始人是法藏。
初祖法顺俗姓杜，故又称“杜顺和尚”，他基本上是一个禅师，相传《华严五教止观》和《华严法界观门》为其所作，由于他最早提出了“五教”的说法，把《华严》摆在了最高的位置上，因而被奉为华严初祖。其弟子智俨早年出家，广泛参学，后专攻《华严》，写下了《华严搜玄记》、《华严一乘十玄门》、《华严五十要问答》、《华严孔目章》等大量有关《华严》的专着，创造性地发挥了华严教义，并于各个寺院大力弘讲，为华严宗的创立准备了理论条件，被奉为华严二祖。智俨的弟子法藏则在继承发展智俨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正式创立了华严宗。
法藏不仅主持翻译了八十卷《华严经》，而且一生先后讲《华严经》三十多遍，并着有《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旨归》、《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又称《华严五教章》）、《华严经义海百门》、《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华严金狮子章》等。法藏在弘扬华严教义的同时，还融合吸收法相唯识和天台的一些理论学说，对华严教义作出了创造性的解释与发挥，并进而在“判教”的基础上建构了以“法界缘起”为主要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体系。法藏在武则天的支持下创立的华严宗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法藏门下有宏观、文超、智光和慧苑等。法藏的理论一度为慧苑所修改，因而未得广传。但不久以后澄观即批判了慧苑的判教理论和缘起说，重新发挥法藏的教义，对“中兴”华严宗起了很大的作用。据说澄观曾先后讲《华严经》五十多遍，着述有三百多卷，其中最重要的有《华严经疏》六十卷和《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也称《华严大疏抄》）九十卷，此两部着作成为以后讲《华严经》者所必依的经典注释。澄观有弟子一百余人，其中以宗密最为着名。
宗密在主要阐述华严教义时，还进一步发展了澄观的教禅一致思想，并调和佛教内部各派和儒道各家的思想，着《注华严法界观门》、《禅源诸诠集》、《禅门师资承袭图》和《华严原人论》等。他的“三教即三宗”的教禅一致论和“会通本末”的判教理论，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和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思潮，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宗密以后，唐武宗灭法，华严宗与其他教派一样，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寺院被毁，经论散失，从此一蹶不振。直至宋初，始稍有复兴。
法藏、宗密等的判教思想体现了华严佛学融通佛教内部各派和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圆融精神；而“法界缘起”论所突出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观念则在理论上从一个侧面表达了中国佛学的入世趋向。
五、禅宗
禅宗是最为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因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又由于自称“传佛心印”，以觉悟所谓众生心性的本原佛性为主旨，故又称“佛心宗”。它渊源于印度佛教而形成于传统文化之中。于隋唐时正式成立，至唐末五代时达到极盛，宋元以后仍继续流传发展。
禅宗一向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相标榜，其传承则一直上溯至释迦牟尼的大弟子、传佛心印的摩诃迦叶。禅宗尊摩诃迦叶为印度初祖，其后，历代祖师以心传心，次第传授，传至第二十八祖为菩提达摩。菩提达摩来华传禅，倡“二入四行”的“安心”法门，被奉为东土初祖。菩提达摩以下有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依次相传，此即所谓中国禅宗的“东土五祖”。五祖弘忍门下出神秀和惠能，遂有南北禅宗之分。惠能被视为禅宗的正脉，世称六祖。
其实，西天二十八祖次第相传之说，乃是后人编造，不足为信。而达摩以来禅法的展开，则确实为禅宗的创立提供了基础。但中国禅宗的真正创立，是在道信和弘忍的“东山法门”之时。四祖道信不仅奠定了禅宗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在组织形式和禅行生活方面使禅宗初具宗门的特点。弘忍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禅宗的创立。弘忍继承并发展了道信倡导的山林佛教的特色，在湖北黄梅东山聚徒定居，弘法开禅，生产自给，大启法门。他将禅的修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将修禅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从而使达摩至道信以来随缘自在的修行观具体落实到了实际的禅行生活中去，确立了中国禅宗的禅学思想、组织形式和修行风格，东土五祖的传法世系也于弘忍时基本成立。禅宗经道信初创而于弘忍时正式形成。
弘忍以后，禅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弘忍“广开法门，接引群品”，“一生教人无数”，且门下大师辈出，“堪为人师”者皆分头弘化，各为一方人物，从而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范围。同时，随着因人因地传法所出现的差异，禅宗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分化，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主要流传在北方嵩洛地区的神秀北宗和主要在南方传播的惠能南宗。南北禅宗虽然都继承了道信、弘忍“东山法门”的传统，依“心”而立论，但由于对“心”的不同理解而导致了两派在禅法上的差异，一个注重渐修，一个强调顿悟，形成了中国禅宗中具有不同特色的两大基本派别。
随着禅门不同派系禅法差异的出现，各系之间争法统、争权势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特别是以惠能派嫡传自居的神会北上入洛发起对神秀系的挑战、攻击神秀系“师承是傍，法门是渐”以后，禅门的傍正之争便主要在南能北秀这两系之间进行，并发展到两系门下你死我活、“相见如仇雠”的地步。神秀北宗禅由于得到帝王的支持而盛极一时，但在安史之乱以后，就逐渐趋于衰落，唐武宗灭法以后，以寺院为主要依托的北宗禅便完全衰落下去。而保持山林佛教特色的惠能南宗则逐渐取代北宗而在全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逐渐演化出五家七宗而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唐宋以后，惠能南宗不仅湮没了弘忍门下包括神秀北宗在内的其他各支脉，成为中国禅宗的唯一正宗，而且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惠能南宗作为最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中国佛学精神的许多方面在禅宗中均有充分的体现。农禅并重、禅修与平常日用的结合、随缘任运的修行特色，是对传统儒道思想的入世趋向、自然精神与伦理精神的融合与发展。
六、净土宗
净土宗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而得名。该宗倡导简易的念佛法门，故又有“念佛宗”之称。一般认为，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应该是唐代的善导，而其先驱则可上溯到昙鸾与道绰。值得一提的是，净土宗的历代祖师与其他佛教宗派的传法世系有所不同，他们前后并非都有传承关系，之所以被推为祖师，主要在于他们对弘扬净土法门有所贡献。
昙鸾着《往生论注》，依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易行品》而立“难行”、“易行”二道。认为世风混浊，依靠自力解脱，是“难行道”，而靠佛的愿力，即借“他力”而往生西方净土则是“易行道”。昙鸾还提出，只要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名号，死后就可以往生佛国乐土。隋唐时的道绰进一步发挥了昙鸾的思想和修行方法，其所着《安乐集》依难行道、易行道之说而大倡净土门，其本人且身体力行，专以“称名念佛”为务，为其弟子善导创立净土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善导大力弘传念佛法门，并着述解说为何念佛及如何念佛，较完备地组成了净土宗的宗义及行仪，最终完成了净土宗的创立。
净土宗奉为主要经典的有“三经一论”，即《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和世亲的《往生论》。这些经论都宣扬阿弥陀佛西方净土是一个极乐世界，众生只要信仰阿弥陀佛，并称念其名号，临终便可往生。净土宗提倡这种简便易行的修习法门，认为不必广研佛典，也无需静坐苦修，只需信愿行俱足，一心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可进入极乐世界。由于净土信仰教义简单，法门易行，因而很快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唐武宗灭佛后，一些依赖寺院经济和章疏典籍的佛教宗派相继式微，而净土信仰却依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净土宗后与禅宗合流，禅净双修成为唐宋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
除以上佛教宗派外，隋唐时还有律宗、密宗以及一度流行的三阶教。总体而言，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形成一般是建立在立足自宗，批判、总结、会通不同经典不同学派思想的判教思想之基础上的，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很强的圆融性。同时，为适应中土传统文化环境，隋唐宗派佛学对传统儒道思想观念有充分的吸收融合，形成了区别于印度佛学的人文精神、伦理精神和自然精神等中国佛学精神。
第三节 中国佛学精神的渗透
宋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转折时期。唐末的武宗灭法、黄巢农民起义以及五代后周世宗的灭佛等，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打击甚大，一些依靠帝王支持而兴起的宗派如法相唯识宗和华严宗等都从此一蹶不振，中国佛学的发展也趋于衰落，就佛学理论而言，入宋以后便少有新的发展和突破。不过，宋代以后，中国佛学的发展呈现出向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广泛渗透的趋势，佛教义理与宋代儒学的结合、禅净合流与民间信仰的结合，都为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开辟了新的天地。明清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处于停滞阶段，理论学说方面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不过在一些居士中却出现了一股研究佛学的风气，形成了这个时期佛学的一个亮点，并对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入宋以后佛学的衰微与佛教的持续发展
入宋以后，中国佛学的发展走上了由盛而衰的道路。从思想上看，宋明理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佛教的思辨理论等有价值的东西，同时摒弃了佛教的出世主义的价值取向，这也使佛教日益丧失了其理论的独特价值。
同时，在理学被定于一尊的文化背景下，佛教为了生存与发展，日趋向宋明理学靠拢，强调与儒、道等传统思想文化的融合，在以新儒学为主的三教合一的学术思想发展大趋势中，佛教自身的理论学说，也就日趋衰微。
然而，由于入宋以后大多数统治者仍然对佛教采取了扶植利用的政策，而佛教的对内强调禅净教合一、对外主张儒佛道合流，也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佛教的发展，因而在佛学趋于衰微的同时，佛教依然在持续地发展，有些宗派，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还有进一步的流传，若就佛教传播的范围和在中国社会文化及民众中的影响而言，这个时期的佛教发展甚至可以说并不逊于唐代。时间上与北宋、南宋大致相应的辽和金两代，在中国的北方对佛教也采取了信奉和支持的态度，因而佛教也有一定的发展。元代则主要崇奉喇嘛教，并形成了它所特有的帝师制度，而汉地原有的佛教诸宗在元代也大都余绪未绝，继续存在。至明清时期，虽然佛教的许多宗派都名存实亡，仅存形式而已，但在与民间信仰的结合中，佛教与民俗进一步调和，其某些教义也更加深入人心。
由于统治者宗教政策的不同和历史的变迁，入宋以后的佛教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但从总体上看，禅净教的融合成为这个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一道令人瞩目的风景线。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各宗本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修行方法，但中唐以后，各宗之间出现了融合的趋向，宋代以后，各宗的相互融摄更加紧密。从最初的禅教一致，发展到后来的各宗与净土合一，最后，以禅净合一为中心而形成了禅净教大融合的总趋势。
在禅净教日趋融合的同时，佛教与传统儒道的融合也进一步加深，唐宋之际形成的三教合一的思潮逐渐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三教合一构成了近千年中国思想发展的总画面。明清时期，大多数佛教宗派都已徒有其名，只有禅宗和净土思想仍在社会上传播，但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心理和民族习俗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佛教思想与民间信仰的结合，佛教节日与民俗的打成一片，成为明清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特色。
宋代理学家复兴儒学，吸收并利用了大量佛教的思想内容和思辨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