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佛教华严宗就是在武则天的直接支持下才得以创立的。最后，隋唐帝王对儒佛道三教排列次序的看法，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隋朝的建国，得到过佛道的帮助，因而隋代的帝王虽然采取了一些恢复儒学的措施，但更多的是对佛道二教的扶植和利用，特别是佛教，得到了格外的重视。唐代帝王开始更理智地看待儒佛道三教，虽然他们骨子里都以儒学为立国之本，但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他们仍利用佛道，甚至把佛、道教排在儒家之前。隋唐时期的佛教从总体上看就是在帝王的这种三教政策下时起时伏，不断发展的。
隋唐时期佛教与儒、道两家所形成的三足鼎立之势，为三教的融合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三教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也都深切地感受到了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因而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融合他人理论精华的主观意向。从佛教方面看，隋唐时期出现的中国化的佛教各个宗派，都是在调和融合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的。这个时期，不少佛教思想家在融合吸收传统思想的同时都提出了三教融合、三教一致的观点。例如中唐名僧神清认为，“释宗以因果，老氏以虚无，仲尼以礼乐，沿浅以洎深，藉微而为着，各适当时之器，相资为美”（《北山录》卷一）。比神清稍晚一些的名僧宗密也提出，“孔、老、释迦，皆是至圣”，故“三教皆可遵行”（《华严原人论》）。由于儒家的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立国之本，因此，佛教对它的融合吸收和与之合流的趋势在隋唐以后日益加强。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中国人编的强调忠君孝亲等中国封建伦理纲常的佛教经典，还出现了不少以孝而闻名的“孝僧”。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有一套适合中华民族心理、为许多人熟悉和欢迎的宗教理论和修养方法，老庄道家的玄思和自然主义的生活态度也为一部分士大夫所津津乐道，因而佛教对道家道教亦表示了足够的重视。例如，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人性论调和起来，天台宗的先驱慧思还把道教长生不死的神仙思想纳入佛教，发愿先成神仙再成佛；华严宗人则不仅融合吸收儒、道的思想内容，而且还从理论上对调和三教作出论证；禅宗更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将儒家的心性论、道家的自然论与佛教的基本思想融通为一，形成了它所特有的中国化的禅学理论和修行方式。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佛教宗派特别是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的创立和发展，以及各佛教宗派对儒道思想的自觉融合，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走向极盛，融合印度佛教和传统儒道思想的中国化佛教基本成熟。
在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总趋势下，隋唐时期的三教之争也有新的发展，佛道之间为了政治地位的高低，经常就排列的先后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而儒家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也经常站在道教一边，从国家经济收入或封建伦理纲常的角度对佛教进行批判。三教之间的争论往往又与封建帝王对三教的政策交织在一起，不同的统治者由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如何利用三教的问题上，具体的政策与手段往往有所不同，这又对三教之争造成直接的影响。唐武宗会昌年间（８４１-８４６年），由于经济利益的矛盾，再加上宫廷内部的王权斗争与佛教发生牵连，社会上流传着有“黑衣天子”将要得位的谶语，因而促使武宗采取了大规模的灭佛措施，史称“会昌法难”。这次灭佛，除了经济与政治方面的主要原因之外，与武宗本人崇尚道教的成仙长生之术以及道士赵归真、刘元靖等人的煽动也有直接的关系，因而它也是唐代佛道斗争的表现之一。武宗灭佛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但摧毁了佛教所依赖的经济基础，而且大量经籍文书，特别是《华严经》和《法华经》的章疏，也由此而湮没散失。从此，随着唐王朝的日趋衰落，佛教的许多宗派也一蹶不振，佛道之争乃至儒佛道三教之争，也就不再像过去那么激烈和频繁了，佛教与儒道的关系也逐渐迎来了入宋以后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新阶段。
五、宋代以后
入宋以后，佛教虽然趋于衰微，但仍然有所发展，特别是它传播的范围和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它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渗透，也日益加深，儒佛道三教关系表现出了不同于过去的一些新特点，在三教合一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思想文化基调的背景下，对内禅净教趋于合一，对外佛道儒进一步融合，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最重要的特点。
隋唐时期佛教各宗一般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修行方法，中唐以后，各宗之间出现了融合的趋向，到了宋代，各宗的相互融摄更趋紧密。从最初的禅教一致发展到后来的各宗与净土合一，最后，以禅净合一为中心而形成了禅净教大融合的总趋势。从历史上看，禅教的融合并不自宋代始，早在石头希迁的禅学思想中就已吸取了华严教理。而首倡禅教一致论的则是唐代的华严五祖宗密，他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曾明确提出，“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并据此而将禅与教各分为三，以三教配三宗，认为“三教三宗是一味法”。北宋禅师永明延寿更以“经是佛语，禅是佛意”为理论纲骨编成了《宗镜录》一百卷，借教明宗，以禅理为准绳来统一教下各派的学说，力主禅教并重。这种观点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禅教一致论和禅教融合，成为宋代以来佛教的重要特点之一。在观行方面，由于净土念佛法门简便易行，因而入宋以后，净土思想和念佛法门在民间流传十分广泛，佛教各宗在传自家观行法门的同时，也都提倡念佛，许多着名的僧人都是兼习禅教而归心“净土”，净土在当时实已成为中国佛教各宗派的普遍信仰。在诸宗与净土合一的趋势中，禅净融合、禅净双修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在禅净教日趋合一的同时，佛教与传统儒、道的融合也进一步深化。入宋以后，儒佛道三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唐宋之际形成的三教合一的思潮逐渐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三教合一构成了近千年中国思想发展的总画面。儒佛道三教从早期强调“三教一致”（都有助于社会教化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到唐代的“三教鼎立”、“三教融合”（三教各成体系，皆立足于本教而对另外两教加以融合吸收，以充实抬高自己），进而发展为入宋以后思想上的“三教合一”，这标志着三教关系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需要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儒佛道三教找到了它们各自的位置，形成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最佳组合形式。
从佛教与儒、道的关系来看，由于入宋以后佛教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儒家所吸收，其自身的发展则日趋式微，因而在理论上更强调与儒、道的融合，宣扬三教一致论，特别是加强与儒家思想的融合。例如，延寿在主张禅教一致、禅净双修的同时，也提出了三教融合的思想，认为“儒道仙家，皆是菩萨，示助扬化，同赞佛乘”（《万善同归集》）。天台宗人孤山智圆也提出“修身以儒，治心以释”，认为儒佛言异而理贯，共为表里，可以互补。宋代禅师契嵩则在其着的《辅教编》中“拟儒《孝经》，发明佛意”，推重孝道。宋代以后佛教高僧对儒家思想的融合具有与以前不同的特点，他们往往都主动接近儒学，而不是在扬佛贬儒的基调下来融合儒学。智圆甚至明确地宣称自己晚年所作“以宗儒为本”。这反映了宋代以后代表中央政权意识形态的新儒学势力的增强，隋唐三教鼎立的局面已逐渐被儒家为主体的三教合一所代替。宋以后，佛教与道教的融合也日趋紧密，乃至在僧人中不断出现“好道”的标榜和“重道”的提倡。佛道二教的民间信仰也日益融合，甚至发展到后来，佛寺道观同立关帝与观音像。佛教与传统儒、道进一步融合的特点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应该强调的是，入宋以后儒佛道三教的地位是不相等的，三教的力量也是不平衡的。新儒学适应封建社会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而成为官方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佛道二教虽然各有发展，但都处于依附从属的地位，配合儒学发生着作用。
明清时期，佛教仍继续着唐宋以来内外融合的趋势，“三教合一”成为名僧禅师的共同主张。例如明代高僧袾宏在极力主张净土法门并赞禅赞教赞律的同时，大力强调三教“理无二致”、“三教一家”。紫柏真可也强调三教一致，三教同源，认为儒佛道三教“门墙虽异本相同”，均发源于“身心之初”圆满而独异的先天“妙心”。憨山德清把三教说成是为学的“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而此三者之要在于一心。明末清初的禅师元贤是从程朱理学转而学佛参禅的，因而他吸收了理学的思想，提出了“三教一理”、“理实唯一”的主张。这种三教同归于一“理”的思想，显然受到了宋明理学的深刻影响。元贤还特别论证了儒与佛的不二。他曾说：“人皆知释迦是出世底圣人，而不知正入世底圣人，不入世不能出世也。
人皆知孔子是入世底圣人，而不知正出世底圣人，不出世不能入世也。”元贤的这些说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明理学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以后，佛教对宋明理学的主动迎合，体现了在强大的新儒学面前，佛教进一步内外融合的发展趋势。
外来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隋唐时期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而唐宋以后形成的三教合一的思潮则表明，佛教最终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外来佛教如何得以与传统的儒、道文化相融合，或者说佛教中国化的途径与方式如何，这是我们下一节将要讨论的主题。
第二节 佛教中国化的方式与途径
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厚而广博，而佛教本身也是一个由众多要素构成的复杂体系，既有宗教的信仰，又有思辨的哲学，还有相应的礼仪制度、僧伽组织、宗教伦理和修行方式等等，因此，佛教的中国化呈现出了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存在各种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它不仅表现在宗教信仰、神学理论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礼仪制度、组织形式和修行实践等许多方面。例如中国佛教改变印度佛教托钵化缘的乞食制度而把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结合到自己的修行生活中来，提倡“农禅并重”；隋唐佛教各宗派模仿世俗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各自的传法世系以维护自己的宗教势力和寺院经济财产，等等。对于佛教中国化的途径与方式而言，我们还可以从佛典的翻译、注疏和佛教经论的讲习等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同时，由于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习俗等，因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了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傣族等地区佛教三大支，佛教的中国化，一定意义上也可说就是佛教的汉化、藏化和傣化”。本书围绕“中国佛学精神”立论，因此，在这里，我们主要从汉地佛教与汉文化交融的角度讨论佛教思想理论的中国化问题。我们认为，如果从思想理论的层面上看，汉地佛教的中国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佛教的方术灵神化、儒学化和老庄玄学化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共存并进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又各有侧重。
一、佛教的方术灵神化
方术灵神化主要是说佛教对中土黄老神仙方术的依附和对灵魂不死、鬼神崇拜等宗教观念和迷信思想的融合吸收。佛教的方术灵神化既与佛教本身的特点相连，也与佛教传入中土后所面对的文化环境相关。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本有其独特的宗教信仰、理论学说和修行方式，而中国的鬼神崇拜和方术迷信也可谓源远流长。虽然佛教的解脱理想以及实现解脱的途径与方法等，与中国传统的宗教观念和神仙方术等有很大的不同，但佛教传入后就不断地依附并融合吸收中国传统的东西，才逐渐演化为中国民族化的宗教。
从历史上看，佛教来华，正值中土社会上各种方术迷信盛行之时。天帝、鬼神、祖先的崇拜和祭祀、卜筮、占星、望气、风角等种种方术，在当时社会上都非常流行，特别是黄老神仙方术更是盛极一时。到东汉末年，随着先秦道家思想的活跃，奉老子为教主、熔阴阳五行与鬼神方术于一炉的道教也逐渐形成。
道教的宗教理想是通过各种道术的修行以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其呼吸吐纳等许多修道方法，都与佛教的禅定等修习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且早期道教以符箓治病、炼丹延命为主，其教义学说比较简单，仪轨戒条也不很完备，像佛教这样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宗教的传入，对道教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借鉴意义的，因而道教最初往往将佛教引为同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初传的佛教也就被中土人士理解为是黄老道术的一种，人们往往把黄老与浮屠并提。社会上还出现了所谓的“老子化胡说”，客观上把佛与道纳入了同一个华夏文化系统之中。而佛教也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和条件，有意地对此加以迎合，以求在异国他乡更好地生存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