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
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经济史在我国史学中一向占有一种“一家独大”的特殊地位。“文化大革命”前，全国史学界曾就五个重大问题展开过持久而热烈的讨论，其中就有四个属于经济史研究领域（或者与经济史研究有密切关系）。“文革”以后的几次全国性的史学大讨论，也属中国经济史的范畴。但是在进入1990年代后，这个学科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导致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而唯一的克服危机的办法是不断地改进方法。国际经济史学近年来在应对“史学危机”方面所作过的探索和所获得的经验，无疑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近来李丹（Daniel Little）教授对于海外（主要是美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近况作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对于我们了解国外同行的哪些方法值得借鉴颇有帮助。在此，我即从该总结的一些重要内容出发，就“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的问题，谈一些自己的体会。
一、什么是经济史与经济史研究什么
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首先取决于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因此“经济史研究什么”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什么是经济史”的问题。
“什么是经济史？”对此向来有不同的解释。在各种说法中，以吴承明和希克斯的解释最为合理。前者认为经济史是“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经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后者则认为经济史“可以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即一个具有可以认识其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
由这两个定义出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由于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可以认识的客观存在（尽管已经过去了），所以经济史研究是一种科学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科学性源自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巴勒克拉夫说：“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他并引用戴维斯的话，说：“迄今为止，经济学是对历史学唯一作出最大贡献的社会科学”。其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的形成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因为“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在历史学各学科中，经济史学是最早“社会科学化”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史使用了经济学所提供的方法。
但是经济史学不仅包括对过去的经济实践进行研究，而且也包括对这种经济实践进行描述，因为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是经济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从学科特点来说，现象描述是传统的史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和优点，传统的史学也因此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经济史学兼具研究和描述的功能，因此可以说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科学化了的人文学科。
因此如何把研究和描述这两者很好结合起来，是经济史学家要解决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经济史研究什么”进行更加全面的界定。在这个问题上，李丹对经济史作了很有意义的解释。他说经济史，乃是“以证据为基础，经济史学家对一个确定的时空范围内的经济的主要特征进行描述。这些特征包括：该经济所生产的工农业产品的种类、数量与质量，用以进行生产与分配的技术与制度，人口的规模及人口所享有的物质福利，等等”。应当说，这个说法是比较全面的。
二、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方法
经济史研究需要什么方法，也取决于经济史研究的内部分工。李丹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经济史研究包括以下三个主要部分：
首先，充分搜集、确认各种与经济现象有关的资料（如价格、工资、消费水平等），以此作为基础，来重现过去的经济事实和经济行为。
其次，辨认那些明显的经济方式（不论这些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
再次，对这些方式进行解释。
由于经济史研究包括上述三个主要部分，而每个部分的研究方法都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适用于其中某个部分的方法夸大为整个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应当根据不同的研究，什么方法合适，就使用什么方法。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警惕那种在经济史研究中盲目迷信经济学方法的倾向。
经济史既然以经济学方法为基本研究方法之一，因此这种方法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会对经济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经济学被哲学家称为“对存在的持续的哲学论证的最精致的建构之一”，但是自身的问题也不少。王国斌指出：自19世纪后期起，经济学的主题变得越来越狭隘；而到最近30年中，更是日益变成一些用正规数学语言表述的专题。对于一些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近来已达到了危机点。这种情况对经济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影响。索洛说：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而当代经济史也像经济学那样，“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因此“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呼吁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
吴承明先生早已指出：“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从李丹对经济史的主要内容作出的区分来看，吴先生的这个看法是非常正确的，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研究经济史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三、经济史研究与社会理论
要对经济方式进行解释，必然要从各种社会理论中获取理论资源。这些社会理论即是关于普遍的社会机制的理论，解释在一定条件下人类有目的的行为的过程与方式。由于运用不同的社会理论，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往往出现分歧。李丹指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可以看到在许多问题上，学者之间的看法往往截然相反。例如：
●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导致土地和其他资源所不能承受的压力
●竞争与市场机制，导致先进技术的传播、移民和贸易的扩展
●农户或者经营地主的经济积极性，导致他们调整技术、投入和发明，以达到生产中劳动和资本的最佳配置，从而使其受益与保障最大化
●社会财产制度把非常不平等的权力、资源和收入分配给不同的人（农民、手工业者、地主、商人或者官员），导致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的经济策略
●在廉价获得资源与劳动的形式方面，殖民主义与中华帝国所导致的经济后果
●矿物与能源资源在地理分布上的偶然性
●自然环境变化的内在与外在的过程
●战争与军事化
●影响经济行为的文化因素
我认为：学界之所以在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上有重大的分歧，源于各位学者所运用的社会理论不同以及他们对有关理论理解不同。一般而言，现在所用的主要社会理论大多出现于19世纪，而如王国斌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的社会理论在许多方面已不再可信。在我们修正社会理论时，如何解释历史与文化，对于许多学者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因此，我们在使用已有的社会理论对中国经济史进行解释时，必须高度关注学界对这些理论的研究的最新进展。否则，我们就有可能为那些理论中已经被证明是错误或者不完善的部分所误导。巴勒克拉夫曾尖锐地指出：“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大多数历史学家在工作中“完全沿袭传统”，“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虽然他说的是整个史学，但是中国经济史学的情况也并不例外。因此，随时注意理论的变化，是我们改进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四、经济史学与其他学科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对经济史学所使用的主要方法进行了讨论，指出除了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两大基本方法外，经济史研究还应当从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借用方法。对此，李丹也提出了很好的看法。
李丹强调：各种经济表现是一定的自然环境与制度环境下的人类行为的产物，但人类行为却不能死板地分割为“经济”、“文化”与“社会”行为，因为行为后果受到所有这些因素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史学家应当也是经济学家、社会史学家、社会学家或者人类学家。他具体地指出，在上面提到的分歧中所涉及的人口、市场、积极性、财产制度、国家体制、帝国主义、矿物与能源资源、自然环境、战争与军事化、文化等，都是与经济有关的重要因素，它们对中国经济史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因果性的重要影响，但它们每一个都是一种可能的因果机制，成为导致经济变化或停滞的一个因素。因此，我们不应当采用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把对这些的研究孤立起来，并过分强调某个因素的作用。相反，我们应当尽可能全面地看问题，把各种因素考虑进去，从而看到彼此之间的关联。由于研究不同因素往往需要不同的方法，因此我们要避免研究方法的单一化。
五、经济史研究与比较研究
近年来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出现在比较研究方面。谁都知道，有比较，才能看出特点。要真正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总是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特点进行比较。无论在海内外，学者们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历史变化的认识，一直都以西欧经验作为参照（或者说是依照西欧的历史变化规律来观察中国的有关变化），由此意义上来说都是比较研究。因此比较史学并非一门新近才出现的新兴学问。但是直到近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中西比较才被置于一个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比较的内容上也更为全面和深入。关于这一点，我已有专文讨论，兹不赘述。这里我想就李丹对现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中西比较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作的简要总结，发表一些看法。
首先，要进行中西比较，必须从经济史文献中获得关于比较对象双方的不同层次的事实证据，包括关于全国性的经济表现，地区性的或者职业性的生活水平，以及贸易、运输、单位投入的水平等方面的事实证据。但是这些事实依据自己不会说话，因此需要经济史学家努力发现其真实意思。而为了进行比较，特别要重视衡量标准的问题，只有使用合适的标准去整理事实证据，才能把这些证据变成可用的资料，而可用的资料又是比较的基础。因此倘若没有合理的标准，我们所作的比较可能就没有意义。
其次，在中西两方的国家政策、赋税、产权、劳动等方面，过去的研究已提供了大量的制度研究的细节。这些细节可以在从地方—区域—全国（欧洲的国家）—甚至更高（如中国和西欧各作为一个整体）的各级层次上集中起来，使得经济史学家可以选择合适的层次进行研究。经济史学家应当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条件以及所关注的问题，进行相关的研究，而不应一窝蜂地去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研究。其实，正常的研究应当是从下面的层级开始，然后向上，而非相反。在过去，许多学者习惯于做大题目，动辄就谈中国与欧洲相比，情况如何如何。而近年来，许多学者矫枉过正，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即只着眼于小地域的研究，而不谈比较。这两种偏向都是有问题的，正确的方法应当是上面说的那样，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条件以及所关注的问题，选择适当的层级，进行比较研究。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真正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总之，认识过去的经济实践是一个过程，我们在此过程的某个阶段上的认识不可能达到完美无缺。随着认识方法的改进，我们总会发现过去的认识有缺陷。巴勒克拉夫说：“历史学已经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陷入歧途”；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我国的经济史学家只有敞开胸怀，努力改进研究方法，使得我们对过去经济实践的认识尽可能地接近真实，中国经济史研究才能在上述挑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