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见酝酿多时，却像搬动两座山一样困难。主要牵线人自然是周恩来。
蒋介石在长廊式的阳台上舞了几下拳，还不见宋美龄起床，就去卧室叫。宋美龄醒来后，并不马上起身，常常拥着被子坐上一阵，把早餐喊到床前来吃。女佣们手脚麻利，只是外表难看。她们把一只特制的小桌架在宋美龄床上，宋美龄就着小桌漱洗、进餐。
蒋介石今天没喝参汤。他有时故意这样做。据说是怕养成习惯，战时赴前线没有这种饮食更难受；也有人说这是蒋介石的一种心计：行食无定规，加害者无从下手……他久等宋美龄不来，就坐到客厅去看报纸。陈布雷来了，说中共方面的周恩来、林彪想见他。
“是不是毛泽东来重庆有消息了？”
“好像不是。”天不冷，陈布雷习惯地把手缩进衣袖里。“他们的意思是要等，再等……”
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会面，一拖拖到日本人投降。还是赫尔利提醒蒋介石：“阁下可否发个电报给毛泽东，邀他来重庆共商国家大计。如果他拒绝，你可以发第二封，第三封，甚至更多，以充分显示你的诚意。直到他明确表示不肯来重庆，你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共产党无诚意，你可以加以讨伐，而不负任何责任……”
蒋介石依计连发数电。可壮大起来的毛泽东哪里会上这个当！他有电必回，第一封回电转呈了朱德对蒋介石受降条件的批驳，第二封回电又说先派周恩来来，闭口不谈毛泽东自己来不来的事。
蒋介石握着双色铅笔不停地在掌中打转，突然重重地往桌上一按，断成两截，侍卫急忙拿过另一支换上。蒋介石枯坐了一会儿，又给毛泽东发电：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速驾。
蒋中正梗
8月23日
为了策划得逼真，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电报，每次都在报刊、电台中公布。同时也在做另一手准备。“魏德迈将军，”他叫来美军驻华总司令，“刚才我同赫尔利大使商量过一个问题，如果毛泽东突然同意来重庆怎么办？”
魏德迈一怔，奇怪地问：“这倒真是个问题，蒋将军何来此想法？”
蒋介石正言道：“这不过是假设。但也不得不防。万一他来了，我们原先估计的全部落空。与其临时手忙脚乱，不如早做计议。就同下棋一样，多看几步。”
“你们同共产党谈判了几十年，想必这样的经验不会少的。”
“那就拖吧。”蒋介石嘴角一翘，似笑非笑，“中国没有谈判谈出来的好结果，有数不清的事情倒是一拖再拖有了结果。从另一方面讲，他来了，总是在我的地界，总是我利多险少。什么不测都好应付。”
第二天，毛泽东的回电就到了：
特急 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24日
在国民党内部，最紧张的要数《中央日报》了。抗战期间，当过本报社长的程沧波、陈博生、陶百川等人，皆由触怒蒋介石而被撤职。《中央日报》在组织上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领导，但有关新闻方面都按陈布雷的意图办事。重庆谈判期间，《中央日报》的社长是胡健中，原属CC派，从办浙江的《东南日报》起家。平时他对报社的实际业务很少过问，一切由总编辑陈训胒和总主笔陶希圣负责处理。陈训胒是陈布雷的亲弟弟（陈布雷原名陈训恩），陶希圣当时是陈布雷的主要助手，曾代蒋介石写过《中国之命运》。这两个人都住在侍从室二处，与陈布雷朝夕相见，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请示陈布雷。可是这次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渝会见的事，事先一无所知，直到8月15日深夜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到了，大家才知道。陈训胒说陈布雷也不知此事：“这是他的习惯，不叫他办的事他从不过问，也不议论。今天他只说，蒋先生是不会错的，我们要无条件地信任他，支持他。”报社的三位负责人都认为毛泽东不会来的，可以借此发动攻势，说共产党不愿和谈，蓄意制造内乱。陶希圣说得更明确：“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谈，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
事后人们才知道，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电报，多数是政学系头目吴鼎昌代拟的，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不赞同这一搞法。吴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文官长，他赞成蒋请毛来和谈，所以此事的决策、起草电报都由他参与，使得CC派头目陈立夫很恼火，起来攻击政学系，说国共谈判决不可能。
登过几封电报后，陈训胒泄气了：“这是我们早预料的，双方距离这样远，共产党的态度这样坚决，怎么会来谈判呢？”胡健中说：“立夫先生不赞成这种搞法，他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他说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陶希圣也说：“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
当《新华日报》刊出特讯，说毛泽东已电蒋委员长，派周恩来来渝时，胡健中有些担心：“这次搞不好会弄假成真，我们陷于被动，下一步就难办了。”陶希圣说：“周恩来本来长期在重庆，《新华日报》的特讯还不足以说明我们原来的估计有误。”
可是毛泽东真的来了。当天夜里，《中央日报》编辑部异常紧张，静候中央指示。陈训胒急匆匆赶来：“共产党这一招出乎我们意外。关于本报的新闻言论处理，已请示布雷先生，报纸不发表社论，不写本报专访稿，新闻发布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
虽不写稿，报社主笔室和采访部还是忙碌的。总主笔陶希圣每夜必与其他人商议，四出摸底，写成材料供编辑部参考。陈立夫还临时派一个中统特务卜锐新来《中央日报》当“记者”，专门刺探谈判情报。卜锐新到报社后，行动诡秘，经常吹嘘他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与龚澎是同学。龚澎是周恩来的英文翻译。卜锐新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借口燕京大学同学名义，经常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纠缠。他每夜回报社后写的情报，不交采访部，直接交陈训胒或陶希圣。
